56岁历史学者任放逝世： “随遇而安，自在自为”

　　56岁历史学者任放 “随遇而安，自在自为”

　　任放生前照片。 受访者供图

　　姓名：任放

　　性别：男

　　终年：56岁

　　去世原因：病逝

　　去世时间：9月16日

　　生前身份：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随遇而安，自在自为。”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贾勇一直将导师任放的这句话放在电脑桌面上，用来提醒自己。

　　9月16日凌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任放因癌症逝世，享年56岁。

　　生命的最后时刻，家人、朋友、学生在任放身旁陪伴着他，儿子陶陶握着他的手，一直在叫爸爸。任放向儿子点了点头，安详离去。

　　任放从确诊到去世只有三个多月。他的讣告中写道：“天不假年，世失英才！桃李悲怆，至哀至叹！”

　　人生 戛然而止

　　2019年5月底，高校毕业生论文答辩繁忙季，察觉自己身体异常的任放并没有太在意，觉得是最近熬夜看论文，过度劳累，休息一下就没事了。直到答辩结束，任放的脸色越来越黄，还开始拉肚子，最后撑不住了才到医院检查，检查出来已经是胆管癌晚期了。

　　一开始，任放还瞒着自己的学生，只是回复贾勇说需要静养一下，饮食清淡些。6天后，病情严重的任放需要转到条件更好的同济医院，任放的好朋友、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杨国安叫贾勇帮忙办理转院，贾勇才获知任放的病情。但任放交代，不要告诉学生。

　　任放的第一届博士生张绪在安徽大学徽学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工作。他直到7月份才得知任放生病，第二天从安徽赶去武汉看望。见到任放后，张绪非常惊讶，2018年12月师生两人曾见面，当时任放的脸色很红润：“他平时看不出来任何症状，发病的时候脸色已经发黄，整个眼白全是黄的。”

　　在此之前，任放的身体一直很好，很少生病，经常打网球、跑步。校医院的电脑里面没有他的任何记录。

　　住院前两个月，任放每天到医院楼下散步锻炼身体，状况也很好。他对病情很乐观，仍然每天坚持看书。9月份开学时他还经常问学生学校的情况，想赶快回学校，继续手头上的3个科研项目。

　　“他手上的事情多到不得了。当老师的，一个星期不写东西，那得有多着急啊。”任放的博士生导师陈锋说。

　　住院期间，医生想了各种治疗方法：化疗、放疗、靶向治疗、人造胆管，甚至换肝都研究过，因为情况过于严重，一一放弃。

　　后半个月，任放的情况急转直下，腹腔积水。“免疫系统可能突然就崩溃了，走得特别快。”杨国安说。

　　治学 才华横溢

　　1964年7月1日，任放出生在四川省南充县，小时候在农村的姥姥家长大，小学三年级时跟随父母去了武汉生活。但他非常向往田园生活，每到假期都会吵着要去姥姥家。在农村，家家户户离得很近，任放经常跟邻居家的小男孩翻越围墙，或爬到树上摘果子，从家里拿出红薯烧着吃。

　　回忆起儿时的时光，任放生前曾说，那时候物资匮乏，生活很苦，吃的东西比现在差很多。但提起这段记忆，他的脸上总是不由自主露出笑容。离开多年，任放依然很关心农村，生前闲聊时，常常探讨起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上学的问题，以及物流业和商业深入到农村之后带来的变化。

　　1999年，任放从湖北大学考进武汉大学历史系读博士，成为导师陈锋的开门博士弟子。

　　读博期间，任放需要看大量的资料，用很大功夫，才能做出一点学问。他常做卡片方便研究。读博几年后，任放的研究水平快速提升。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博士毕业后，他到华中师范大学，在近代史大家、华中师范大学荣誉资深教授章开沅门下攻读博士后，使得他的研究领域从明清史延展到近代史。

　　任放是陈锋的得意门生，陈锋称赞他才华横溢，文笔很好。在学术上，任放对自己要求很高，与同行相比，他并不算高产。陈锋说起任放：“他读博期间就在权威杂志上发表文章，博士没毕业就已经留校了，副教授就开始带博士。”

　　2003年，任放得了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到目前为止，整个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他是唯一一个。

　　到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专门史学科工作之后，任放从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冯天瑜那里受益良多，并合作撰写《中国文化史》，研究领域也拓展到了文化史。

　　“做历史学研究，年轻很难出成果，这需要有长时间的知识积累才可以。他今年才56岁，正是出成果的时候。”陈锋说。

　　陈锋曾在课堂上跟学生说，学术追求和为人处世方面要多向任放学习，以他为榜样。

　　气质 温文尔雅

　　任放身高一米八，喜欢穿冲锋衣，戴一顶军绿色或黑色的帽子。贾勇形容他高大帅气，穿衣打扮很有品位，像个模特一样，举止谈吐斯文，有艺术家的气息。

　　任放家充满艺术和温馨的气氛，放着古筝，墙上挂着任放妻子画的油画，上面画着水果、树木、佛像和人物肖像。他喜欢看书。家里有好几个书架，摆了一千多本书，整整齐齐，很有条理。有时候书多到家里放不下了，他会把书给学生。除了电脑、打印机，书房还放着任放练书法用的毛笔和一些传统摆设。

　　任放很顾家，与妻子感情非常好，儿子陶陶才小学毕业。在他书架上放着一张陶陶的课程表，还有一些家庭照片，其中一张是一家人去旅游时拍的，在河里抓鱼、游泳。任放每天负责接送陶陶上下学，如果要赶回学校开会，任放就提早将陶陶送到学校再回来。

　　平日里，除了学术研究，任放还喜欢写毛笔字。他从儿时就开始练书法。

　　任放待人宽和，与任放共事二十多年，杨国安从来没有见过任放发火。跟学生没有距离感，能和学生交朋友。课堂上，任放告诉学生讨论问题的时候，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打断他说话。

　　贾勇亦表示，有时候观点不正确，任放也不会直接指出来，而是平静地让学生去参考一些书。

　　每次学生提交论文，任放都会给出很多批注，告诉学生怎么去解读史料，怎么把文章写得更好一点：“做学术不能太急，要多下功夫，多做一些深入的思考，不要匆忙去学一些东西。做研究，不仅仅要关注某一区域，更要注重基本的史学修养、理论和研究方法。”

　　工作之后，张绪申报了教育部课题，还会请教任放。

　　在贾勇和张绪看来，任放不仅是老师，更像是家里的长辈，传授学问，也告诉学生做人之道：“跟我说作为男人，一定要有担当，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多陪家人。”

　　任放很关心学生的生活，有时会跟张绪谈论孩子的教育问题，他提醒张绪要区分严和爱的尺度。不仅注重孩子的学识，还要有意识地锻炼他的品格。

　　学生们也潜移默化受到任放的影响。

　　“像任老师一样，我看得很开，比较崇尚自由，不要偏执地去强求。”贾勇记得，有次因为写论文感到压抑时，任放对他说：“随遇而安，自在自为。”

　　贾勇一直把这句话放在电脑桌面上。

　　新京报记者 刘名洋 实习生 陈丽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