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军事文化是江南文化的另一层底色

　　传统海防为什么在这里萌芽

　　本报记者 王湛 本报通讯员 梅子仪 刘苏蒙

　　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曾在笔下书写过江南的杏花微雨、侬软细语；科举文教、逐利经商，也一直是传统江南的人文名片。人杰地灵的江南社会总是给人一种平和的印象。

　　但温润的江南并不只有“小桥流水人家”。江南地处中国海岸线中段，是黄海和东海的接口处，沿海港湾众多，海岛棋布，对外交通十分便利。

　　在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的姚建根看来，这些海陆因素，促使江南成为了近海用兵的理想之地和海域军事活动的集中区域，进而成为中国传统海防的发源地。

　　海防是指在国家领海，为防备和抵御侵略、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进行的军事活动。姚建根说，在江南文化的众多成色中，以海防为主题的海洋军事文化是江南文化的另一层底色。

　　宋元时

　　传统海防在江南萌芽

　　姚建根说，从重要的涉海军事区域，到成为中国传统海防的发源地，江南地区经历了春秋、秦汉、隋唐再到宋元的发展历程。

　　早在春秋时期，江南地区的吴越两国便拥有了一定规模的水军，在江南海疆展开争霸战。

　　吴越地方史《越绝书》中，记载了吴越两国进行海疆斗争的场景：“石塘者，越所害军船也”、“防坞者，越所以遏吴军也”、“杭坞者，勾践杭也”……石塘、“防坞”、“杭坞”，都是两国海战所运用的军事设施。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军事防御措施并不是有意识的海防行为，只是两国为了抵御彼此而设立的，”姚建根说，“但它们却是海防布局的雏形，为日后的江南海防打下了基础。”

　　此后的秦汉两朝，江南地区有了更频繁的涉海军事行动。隋唐帝国大一统后，中央政权以北边为军事戍守重点，江南居于“大后方”。

　　“两宋之际，随着宋室南迁，江南成为了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在军事上也由‘大后方’转变为前沿阵地。”姚建根说，海洋军事重心的转移与经济重心南移同步进行并完成，至此，传统海防开始在江南萌芽。

　　南宋时，江南海防体系的中心是沿海制置司的设立。由于浙东地区成为了统治中心区域，因此是北方强敌屡次进犯的主要方向。“江南沿海防御重点迅速南倾，沿海制置司的设立，使得江南海防在防务上结成为一个整体，海上防御能力得到了增强。”姚建根说。

　　时间推至十八世纪，由于封建统治者对海防认知的局限，江南传统海防开始停滞不前；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从海上突入江南，强行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

　　“海防是江南近代历史的一个痛点，”姚建根说，“透过江南海防这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到百余年来，中国人经历的从陆上大国到海上大国再到新时代海上强国的漫长自鉴过程。

　　钱塘江

　　是春秋越国的水军基地

　　姚建根说，回顾历史，人们能发现海防在江南地区留下的印记。

　　今天杭州市滨江区的西兴街道，在春秋时期曾叫“固陵”。“浙江南路西城者，范蠡敦兵城也。其陵固可守，故谓之固陵。所以然者，以其大船军所置也。”据史书记载，钱塘江以南的西城，是范蠡练兵之地，因城周土丘坚固，可作防守，所以被称为“固陵”。

　　姚建根说，吴越相争时，越国统治者在钱塘江南岸建立了水军基地，“二千多年前，越国的水军就从这里出动，北上攻吴。”

　　由于海防建设的需要，隋唐时杭州便成为了造船中心之一，除了固陵，渔浦港(今萧山区闻家堰以西)、灵隐港(今西湖区九里松)等，也都是杭州海防建设的历史遗产。

　　“如今，我们还能在江南沿海地区找到不少海防的古迹遗存，感受其背后所蕴藏的海防历史。”姚建根说。

　　临海古长城，是旧时的台州府城，又称江南长城，是东晋时为抵御海寇而建造的；镇海的招宝山炮台也为人所熟知，它始建于明代，是为了抗击倭寇，同时它在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海洋军事斗争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平湖乍浦，海盐澉浦，慈溪观海卫，舟山岑港，台州椒江，温州乐清蒲岐所等，这些如今人们所知的地名，也都与海防不无关系。”姚建根说，这些地方或是当年海防军驻地，或是得名于海防设施，或是因筑城抗敌而逐渐发展，多因海防而产生或兴起。

　　海防建设还促使江南沿海形成了不少宗族聚落。姚建根说，温州龙湾区的王氏永昌堡、苍南马站镇的城门朱堡等宗族，都是当年民间为了抗敌自卫而建造，逐渐聚族而居，发展成庞大的宗族系统。

　　地方民谣里

　　唱着戚继光的抗倭故事

　　姚建根说，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海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塑造了江南文化。

　　方言便是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海防的士兵来自各地，说各种方言，在驻地又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群体，产生了被称为‘军话’的‘方言岛’现象。”姚建根说。

　　他说，苍南蒲壮所便是一个例子。“当年戍卒来自苏南、浙北、闽南，日后逐渐形成了‘蒲城话’，它接近瓯语(温州话)，同时又带有闽南音，与周边平阳等地的瓯语有差异。”

　　姚建根念起了一段民谣：“倭奴卖烧饼，卖到东门岭。东门岭头三重炮，倭奴看到就逃跑。逃到临海就倒灶，满江尸首浮泡泡。”

　　他说，这首童谣讲述的是明代戚继光的抗倭事迹：一日，敌寇来犯，他们假装成卖烧饼的小贩，到台州海门卫东门岭山脚打探消息。戚继光用竹筥在东门岭伪装成三门大炮，把真炮转移到了临海城头。倭寇信以为真，逃离东门岭而攻打临海城头，结果溃不成军。

　　这首童谣至今还流传于台州椒江区老海门一带。姚建根说，江南沿海地区还有不少这样的民谣，向后人讲述着一个个海防抗敌的故事。

　　江南沿海地区的人们，还因为海防建立起了民间信仰。明初著名的军事大将汤和，因在江浙沿海一带主持筑城防倭，被后人供奉为神灵，现在沿海许多地方，都还建有汤和庙。

　　在慈溪的观海卫，流传着被称为“金锁拳”、“左手棍”的功夫。姚建根说，它们的发展和流传，与当年俞大猷、戚继光等人在浙江沿海驻军抗倭有关。

　　成书于东南抗倭战争时期的著述《纪效新书》和《江南经略》中，记载了当时江浙民间流行的拳术和棍法，“抗倭将领吸收了这些民间功夫用以练兵，可见海防斗争与当地的习武风气不无关联。”姚建根说。

　　在他看来，虽然海防军事因素在江南文化的总体格局中处在边缘位置，但海防像是一道屏障，默默守护着江南文化，触动着人们“能不忆江南”的心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