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网上流传一个帖子,称中国运动员不该在升旗仪式上行“摸心礼”(注:这是该市民给它起的名,即将右手掌放在左前胸,表示“祖国在我心中”),模仿美国人行“摸心礼”有损于国家和民族尊严。并真切希望将来站在北京奥运会领奖台上的中国运动健儿,当国旗升起,国歌奏响时,“个个都能挺起胸膛,气宇轩昂地向全世界展示你们的风采。”有网友反驳称这是小题大做。(8月5日《信息时报》)

　　奥运会的领奖台,是至高的荣耀之巅,是奥林匹克精神终极体现的一个单元。而升国旗、唱国歌则将至高的奥林匹克精神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情愫完美结合、水乳交融,并因此而将这个仪式赋予了太多的内涵。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关注这样一个看似“小题大做”的命题和追问:升国旗时,我们该以怎样的一个仪态,来展现我们的激情与兴奋,升国旗时,我们的手到底该放哪儿,才是最合适最妥当的?

　　虽然“《国旗法》第十三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举行升旗仪式时,在国旗升起的过程中,参加者应当面向国旗肃立致敬,并可以奏唱国歌。”但这是一个“语焉不详”的法律条文,在历届的奥运会领奖台上,我国运动员的姿势也都是姿态不一,比如有的是一手拿鲜花,一手拿金牌;有的是双手在胸合握鲜花;有的就是如网友所争论的行所谓的“摸心礼”。事实上,如果不是这次中国运动员该不该在升旗仪式上行“摸心礼”的公共辩论,其实这一礼节已经为很多人所接受。

　　中国运动员不该在升旗仪式上行 “摸心礼”?显然,这是一个在《国旗法》中找不到法理依据,在辩论中也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论题。“东施效颦”总觉别扭的民族主义情愫,固然“发乎情”,但是“握手也是国外传来的,是不是也得禁用?”的反问,却也“止乎礼”。显然,纠缠于这样一个你是我非的争论中,永远不会有一个终极的答案。

　　笔者在这场“摸心礼”的公共辩论中,分明察觉到了一种深深的民族文化的焦虑感。礼法和习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血脉,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正如有网友所说,评价一种文化的生命力,首先就是看它的影响力,而文化与文化之间的较量,往往都是从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开始。假设有外国人来模仿我们中国的礼节、习惯,那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很自豪,因为这说到底是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文化生命力。而对“摸心礼”的排斥,不正是对于民族文化不彰的一种担忧和焦虑吗?因此,这场公共辩论其实在本质上是如塞缪尔·亨廷顿语境下的一场“文明的冲突”,是中西两种文化竞争力失衡下的一种“过敏”,其所反映出的,是西方文化的依旧强劲,以及民族文化在这场“文明的冲突”与较量中的式微与疲软。

　　其实,我们在民族文化上的焦虑与彷徨,并不仅仅只是表现在“升国旗时,我们的手到底该放哪儿”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上。比如,近年来,传统节日的式微以及各种“洋节”的红火,就如同今年8月7号七夕节——中国的情人节,肯定火不过每年的2月14日“情人节”这个现象一样,民族文化的焦虑感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民族文化不彰,民族文化焦虑的心病不彻底祛除,那么“升国旗时,我们的手到底该放哪儿”以及与此类似的问题,就永远不会有多数人认可的结论。而要消解这种缠绕在国人心头的民族文化焦虑感,尚需“而今迈步从头越”。(石子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