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劳分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老命题，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就明确和实行的分配原则。然而，在“文革”期间，这一原则却被“四人帮”污蔑为“资产阶级法权”。“文革”结束后，我们党和经济学界对“按劳分配”原则进行正名,推动了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

　　●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中央领导人逐步认识到恢复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的重要性

　　“文革”中，“四人帮”在按劳分配问题上散布的种种谬论，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压抑和束缚了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对于按劳分配问题，以及过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过分重视精神激励而忽视物质利益的教训，邓小平早在1975年8月就指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逐步认识到恢复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的重要性。1977年1月，李先念先后在国家计委、财政部等部门发表讲话指出：“这些年来‘四人帮’在各方面的干扰和破坏极其严重。”“过去，我们要抓生产，他们就说是‘唯生产力论’，是‘用生产压革命’；我们要扭亏增赢他们就说是搞资产阶级的‘利润挂帅’；我们为了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的吃穿问题，要进几套化肥和化纤设备，引进外国的一些先进技术，他们就说是‘崇洋媚外’、‘洋奴哲学’，是‘把我国工业的命运系在外国资本家的裤腰带上’。总之，谁要抓经济工作，他们就给谁打棍子、戴帽子。这样一来，就搞得我们经济部门的同志提心吊胆，不敢抓工作，也无法抓工作。我们现在要通过批判‘四人帮’，放开手脚，理直气壮地抓经济。”

　　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也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坚持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中央领导人的讲话陆续见诸于报刊后，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并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为开展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奠定了基础。

　　●经济学界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受到了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的重视和肯定，在他们的支持下，报刊发表了多篇关于按劳分配的讨论文章

　　粉碎“四人帮”后，经济学界发起了关于按劳分配理论的讨论。1977年4月13、14日，我国经济学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与会同志对于按劳分配与物质刺激的界限、按劳分配是不是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等问题，在“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导下展开了讨论，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例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吴敬琏指出：按劳分配与物质刺激是有联系、有交叉而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在“四人帮”影响下，把一切有关物质利益的东西都加到按劳分配上是错误的。对物质利益问题讲都不准讲也是错误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冯兰瑞认为：“扩大”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提法不能成立。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指的是“等量劳动换取等量报酬”，这本身不能扩大。“四人帮”盗窃国库、穷奢极欲，是利用他们手中的特权，已不是分配中的法权问题了。不久，经济学界又于6月22、23日召开了第二次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与会者对于按劳分配与物质刺激的界限、按劳分配是不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等问题继续展开了讨论。

　　经济学界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受到了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和肯定。在他们的支持下，当时的报刊发表了大量有关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出版了《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一书和两卷《关于按劳分配问题》论文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直接推动了这个讨论。他在谈到按劳分配理论问题时指出，“应该有适当的物质鼓励，少劳少得，多劳多得，说得清楚。”在与胡乔木、于光远等人谈到《评“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一书时，邓小平指出：你们那个东西，基本上是写得好的，站得住，但有点吞吞吐吐，讨论后改一下。

　　●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人民日报》刊发了“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使按劳分配的名誉得到了正式的恢复

　　在1977年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是《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的文章，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其中一位作者冯兰瑞回忆说：“小平同志看了我们的文章后，在同于光远等人谈话时，肯定了文章观点是对的，也指出作者的思想还有些放不开，要求政研室组织力量再写一篇，把问题说深说透，用《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光远当天就到我家，向我们传达了小平同志的指示。”

　　1978年5月5日，在邓小平指导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同志撰写了《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使按劳分配的名誉得到了正式的恢复。文章指出：“‘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对按劳分配的攻击和诬蔑，集中到一点，就是否认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硬说它是‘资本主义因素’，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条件’，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文章鲜明地提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产物，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

　　《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是由国务院研究起草的。邓小平对这篇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并对文章的修改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篇文章我看了，写得好，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有些地方还要改一下，同当前按劳分配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处理分配问题如果主要不是看劳动，而是看政治，那就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政分配了。总之，只能是按劳，不能是按政，也不能是按资格。”

　　《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相继发表，如两发重型炮弹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引起了坚持“两个凡是”的某些人的极大不安。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在一个内部会上点名批评了《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篇文章，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说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他要求“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并要求中宣部“把好关”。1978年6月15日，这位领导人又在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会上对包括这两篇文章在内的几篇文章再次批评，特别说到“特约评论员文章可要注意，有几篇不是那么恰当”。看起来这只是围绕两篇文章的不同意见，实质上却是反对“两个凡是”和坚持“两个凡是”之间的交锋。

　　邓小平对这两篇文章给予了明确支持，指出：“在理论上不能让步，我不劝你们在理论上迁就，迁就就会失去原则。”1978年8月19日，邓小平在谈话时再次强调：“理论问题主要是由两篇文章引起的。我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的，帽子可大啦。另一篇是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我看了，先念同志也看了，提过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要让人说话，现在刚刚讲了一下，就说是针对毛主席的，那怎么行呢？”

　　1978年10月25日至11月3日，更大规模的全国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召开。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支配个人消费品的客观规律，不仅从理论上看，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按劳分配的客观经济基础，有着客观必然性，而且从解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看，也充分证明对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标志着对按劳分配问题进行拨乱反正取得了重大成果。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 黄黎)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