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4月13日出生于尼斯，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重要的作家之一。1963年，年仅23岁的勒克莱齐奥凭借他邮寄给伽利玛出版社的小说《诉讼笔录》一跃成为法国文坛的新星。在巴黎领取勒诺多文学奖的经历使他对巴黎的名利场十分厌恶，从此远离首都，在全世界旅行、生活。目前主要居住在毛里求斯岛、尼斯、美国的新墨西哥州和巴黎。他作品颇丰，由小说、短篇小说、散文、论著、译作等组成。1993年被法国《阅读》杂志评为在世最伟大的法语作家。2008年10月9日以其“世界主义”的全部作品获诺贝尔文学奖。

　　2008年10月9日，现年68岁的法国作家让·玛丽-居斯塔夫·勒克莱齐奥获得本年度人们最关注的奖项之一：诺贝尔文学奖。

　　由于这一结果与国内的一些预料相差太远，许多人连勒克莱齐奥的名字都写不全，顿时网上出现一些惊人之言，什么勒克莱齐奥只不过是上世纪的二三流作家，什么诺贝尔评委们再次让人大跌眼镜之类，其言下之意十分清晰：咱是什么都知道的，连咱都不知道，可见……

　　确实，我的这位法国作家朋友，在国内的知名度非常小。以至于我在这里还需要纠正他名字的译法：勒克莱齐奥的勒字后面，不需要加·，或者-，虽然法语中空了一格。因为我听到许多记者都把他误叫成了“克莱齐奥”，这与把亚里斯多德叫成“里斯多德”一样不能让人忍受。

　　其人

　　18年前的1990年，不知天高地厚的我，用法语直接撰写了一部小说，并寄给了伽利玛出版社。不久之后，我收到了一封信，居然来自大作家勒克莱齐奥。他在信中约我见面，并留下了电话。我激动地与他联系，结果约在了一家墨西哥风格的酒吧。后来我才知道，他对玛雅文化、印加文化情有独钟。当时我一个人去赴约，他有两个人相随，其中一个是他的夫人，摩纳哥人热米娅。在整个交谈的过程中，只有他一个人说话。我记得，我们交谈的内容主要是三点：一点是关于我的书稿，因为他是伽利玛出版社的作品审阅委员会的成员；一点是超现实主义，我们谈论了洛特雷阿蒙和亨利·米肖，米肖是他的忘年交；一点就是中国，尤其是老舍，因为中国文明是他最向往的文明之一，而老舍是他最喜爱的中国作家。当时的他，刚刚为法语版的《四世同堂》写了序。

　　他身材高大，神情严肃，不苟言笑，眼睛是他的故乡尼斯、蓝色海岸的那种纯粹的蓝色。我记得他当时穿着卡其上装，牛仔裤，站立的时候笔挺，远远看去，像个军人。整个过程中他都保持严肃的神情，其间不知因为我说了什么，让他觉得幽默，突然微笑了起来，那时候，我感到眼前突然明亮：他有着一种孩童般的纯真笑容。

　　他表示很喜欢我写的东西，但说他没有能够说服其他委员，所以，我的稿件被伽利玛回绝了。他提出可以推荐给其他出版社。我向他表示感谢，表示自己可以处理。具有自知之明的我后来一直将它压在箱底。它从来没有发表，但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让我与一位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成为朋友，并让我对法国文学从此再也不感到陌生。

　　我后来在法国发表的作品或译著，如果自己满意的，就会寄给他，他都会回信，表示他的感想。他是一位行踪不定的人，我甚至不需要知道他在哪里，只要一个邮寄地址，不管是在哪里，他都像一个忠实的朋友，会给我回信。

　　2003年，我已回到北大任教。有一天，突然接到了他的电话。他刚下北京的飞机。他获得了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设立的一个奖，来北京领取。由于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他，他的突然出现，让我十分惊喜。我决定好好让他感受一下北京，就特意带他到我刚刚发现不久的北京城市规划馆，给他看北京的变化，和将来可能会变成的样子。这一次参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与我谈他的女儿，说希望他女儿能够学些中文，但不一定能学会，因为她们长期接受了美国式的教育。我们聊中国的变化。给我感慨颇深的是，他的思维非常超前。总的来说，他是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前后涌现的大作家，对红色中国有很深的怀念。他对毛泽东、对长征的看法，是一种传奇式、史诗般的理解。在国外有许多这样的人，当他们看到中国二十年来的变化时，往往无法接受，充满了批评态度。而勒克莱齐奥不同，他不是研究中国的专家，但关注中国，深深地理解这样一个大国在新时代必须有新的改革，相信各个国家的人民可以有自己追求幸福的方式。我听他如此分析中国，对他充满了钦佩，因为这说明，他是一个具有高度敏锐的观察力、具有悲天悯人的深刻人性的作家，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才能永远保持一种激情，一种对美好世界的探求。

　　2005年夏天，我在巴黎，翻译《波德莱尔传》。一天出去散步，在人流中遇到了他。圣日尔曼街区的人流，堪与天安门城楼前的人流相比，然而，他是那么的高大、英俊，在人流中将他认出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他刚刚从美国飞来不久。为了女儿的教育，他妻子认为他们每年至少应该在巴黎居住一阵，因为毕竟巴黎有着法国最好的学校。恰好，我们住在同一个区。就在我们偶遇的街道的拐角处，有一家著名的面包店，里面完全采用传统的手法，烤出来的面包又香又脆，远近闻名。在柜台的上方，用油漆刷着一行勒克莱齐奥在一本书中关于面包的描写。我顺便问他，是否知道里面引用了他的文字。他笑着说，卖面包的人一定不读我的书，他们的面包还是卖那么贵！我请他到我的住所坐坐，喝杯茶，他欣然答应了。

　　今年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他的作品《乌拉尼亚》颁发了“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由于他在韩国讲学，就顺道来北京领奖。低调行事的他连法国使馆都没有通知。我得知后，从中牵线，法国驻华大使苏和在法国大使官邸宴请他。在宴会上，在京的几位法国重要人士对他毕恭毕敬，充分体现了一个文化大国对作家的尊重，而他始终十分谦逊，说话不多却谈吐幽默。授奖仪式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安排了一个勒克莱齐奥作品的小型研讨会。当我陪他走进小小的会议室，吃了一惊。所有人加起来，算上我特意叫来的两名博士生，不足十人！社科院的法国文学专家如吴岳添、余中先、树才等人在场。就这么几个人。我一面心中为法国文学感到悲哀，一面连打圆场，生怕他感到被冷落。我说：在座的都是最好的法国文学专家，都是您作品的热情爱好者。这样少而精，反而好！之前，我特意通知了热爱法国诗歌的胥弋，他说要带录像机来录下这一重要的时刻，但他迟迟没有出现。讨论到了一半，他终于到了，一声不吭地录下了接下来的讨论。他的记录也许是目前中国唯一一份关于勒克莱齐奥的文学影像资料。

　　由于人少，我与勒克莱齐奥坐在一边，大家都坐在对面。大家推举我来主持，我就做起了司仪。渐渐地，话题打开了，我觉得人少不再是问题，他好像也不在意。我们谈论了法国当代文学，谈论他的创作。他对将他归于“新寓言派”的分类表示不以为然，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文学流派。当问到他对自己的创作是否满意时，他谦虚地用了一个比喻，说这就好比农民耕地，有的年头好，有的年头差。他表达了他对语言的热爱，表示创作对他来说，是一种内心需求，是一项工作，好比荒诞派大师、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贝克特所说：“我只会做这事！”我对他说，我同意一些人说法，你的文风的特点是有一种“含蓄的抒情”。他笑着说：“是吗，你给的评价太高了！”他的平易近人与幽默让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所有其他研究者都深感惊讶。结束后，这位平时在法国不愿意任何记者照相的大作家与所有在场的人都合了影。

　　北大法语系的一位博士生冀可平女士正好专门在写关于他的博士论文，我就请她陪同勒克莱齐奥在北京参观一些地方，她惊讶地发现，她心目中的这位文学大师那么的可爱，在午饭的时候，像小孩一样提出要“吃饺子”！

　　知道他喜欢老舍的北京，我这次陪同他在北京留存的一些四合院区和胡同中漫步。他提出要到我的家中一坐。我感到无比的亲切，因为这一回，是在我的祖国，在我自己真正的家中接待他。我们聊了整整一个下午。

　　他要走了，我很想送他一件东西，却不知送什么。想来想去，也许是最具有个人意味的东西最有意义。看到他对桌上一本小小的附有北京照片的年历十分感兴趣，我就说，送给您吧，这是我自己拍摄的北京照片，刚刚做成了年历，只有一件，送您做个纪念吧。他说，我这样不夺人之美吗？我连连说，不，不，正相反！他说，那好，我就接受了，我会放在我的桌子上。

　　就这样，这位法国大作家带着一本小小的年历离开了我家，年历中的十二张照片上，有故宫的夜色，景山的雪，甚至有我书房窗口看出去的老北京四合院的屋顶。

　　其作品

　　他的成名作《诉讼笔录》是一部横空出世的小说。描写一个生活在西方现代文明边缘的人，叫亚当·波洛。亚当这个名字，自然让人想到世界的最初状态。我们第一次交谈时，我就知道，勒克莱齐奥深受两位大作家的影响，一位是19世纪英年早逝的天才，洛特雷阿蒙，《马尔多罗之歌》的作者，超现实主义的先驱。另一位是带有超现实主义创作倾向的著名诗人、画家亨利·米肖。洛特雷阿蒙的世界充满了幻想与奇妙，是对正统文学的彻底颠覆，米肖则自称洛特雷阿蒙的精神之子，一生追寻他国文化，探询原始文化中可以为西方文明带来精神寄托和藉慰的元素。洛特雷阿蒙只活了二十多岁，而且生活中充满了谜，又是19世纪的人，所以只是在精神上影响了勒克莱齐奥，而米肖则到80年代初才去世，一生创作极其丰富，深受勒克莱齐奥一代作家的崇拜。米肖热爱中国，尤其热爱中国的水墨画和京剧。他在20年代末撰写的《一个野蛮人在亚洲》中，对中国的戏剧艺术、诗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是米肖最早发现了赵无极，并热情推荐给巴黎的艺术评论界，没有米肖，也许赵无极就没有今日的光辉。米肖对勒克莱齐奥也是十分欣赏，勒克莱齐奥后来对中国的兴趣，对墨西哥原始艺术的喜爱，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米肖的影响。勒克莱齐奥属于在人类学中汲取了许多养分的作家。除了米肖以外，今年过了百岁高龄的伟大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家斯特劳斯也是他所欣赏的知识人士。从这一角度来看，勒克莱齐奥是典型的法国文化境遇中的现代作家。

　　这部小说使他声名大振，受到法国文学界大师级的人物如雷蒙·格诺、让·吉奥诺的力挺。哲学家福柯、德勒兹也对他表现疯狂的作品表示赞赏。但他的作品后来出现了不少变化，简要地讲，总共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诉讼笔录》、《战争》、《逃遁之书》等为代表，主要表现对西方文明的不满。第二阶段直接表现为对他国文明的追求，如《沙漠》、《寻金者》、《乌拉尼亚》等，第三阶段是对自我的探索，主要体现为对自己家族的故事的兴趣，带有很强的自传性质，如《奥尼恰》、《非洲人》等。这种自传往往与异国风情联系在一起，他对非洲大陆的兴趣来自他的父亲，他对北非的兴趣来自他的妻子。第四阶段，是他现在刚刚开始的一个阶段，带有某种回归的涵义，类似一种对现代社会初始时期的怀旧，《电影漫步者》表现出他对电影艺术的热爱，接下来表现巴黎，更是在他笔下从未出现过的主题。

　　勒克莱齐奥还是一位短篇小说的高手。短篇中他更可以表现他的诗意和温情。像《从未见过大海的人》等作品都是充满人性、接近童话的佳作。他的文笔极其精炼、简洁，而且追求简洁到了极致的地步，有人将他的文风形容为“一根极细而不断的金丝”，而反对者则认为近于平淡。

　　由于他的作品内容反对西方现代文明，并出现《诉讼》、《发烧》、《战争》等字眼，勒克莱齐奥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反叛者，控诉西方文明对人的约束。然而，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极其温和，极其善于聆听别人的人。他一直抱有一颗赤子之心，对世界的探索一直保持一种纯真的眼光。他为人正直、谦逊，说话不多，却幽默雅致，在西方作家中显得非常与众不同。他的这种纯真为他赢得了无数读者，也有法国的反对者讥笑他幼稚。面对这样的讥笑，他真诚地说，在这个世界上，我宁愿被人说成幼稚，也不愿意卷入世故的争斗。

　　勒克莱齐奥的作品在中国翻译了一些。但没有得到读者的较为广泛的认同，其影响还局限于法国文学中，他的声名远不及昆德拉、杜拉斯，甚至不如与他齐名的莫迪亚诺。我觉得这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基调有关。读者一般喜欢现实主义的作品，喜欢表现“一地鸡毛”的琐事，或者表现直接的、赤裸裸的情感。从法国文学来看，杜拉斯被推崇，可以说主要是因为形式、语言与感觉，昆德拉被欣赏，是政治，是性，是哲学高度，是情节，是对社会体制的深刻表现，是人生的悲凉和无奈中抒情的迸发。而勒克莱齐奥的作品背景，与中国一般读者的关注对象没有太大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讲，勒克莱齐奥的两大特点：世界情怀与超现实，都是我国大多数读者的盲点。

　　这种现象，会不会因为他获奖而有所改变？信步走到王府井书店，入门处的畅销榜上，霍然打着一些“本周畅销书”的题目，有关于健康的，有于丹读《论语》读出心得来的(还有心得！)，有李嘉诚讲财富的，没有任何一本外国文学书。到了四层专门卖外国文学的专柜，也看不到他的书。是脱销了，我心中暗喜。为了确认一下，我问一位女售货员，法国诺贝尔奖的书有吗？看来，我的话问得过于简洁了，她说，需要问一下。她发问了：“《法国的诺贝尔奖》这本书有吗？”我赶紧纠正，法国获诺贝尔奖的那个人的作品有吗？她又重复了一遍新问题，一位男售货员从一堆书中拿出一本给我。定睛一看，果然是，《乌拉尼亚》。往那一堆书中一看，有一摞《乌拉尼亚》，近三十本，都是反着放的，也就是说封底朝上。难怪刚才没有找到！出于职业习惯，我翻开这本新书，上面印着的，依然是“2008年1月第一次印刷”。

　　呜呼，难怪无人知道勒克莱齐奥。难怪有的评论家们会觉得这个诺贝尔文学奖让人“大跌眼镜”。多么可惜的事情啊：让本来就近视的评论家们的眼镜都跌碎了，他们还能看到什么呢？

　　这一刻，我真想去做一家小书店的老板。

　　(董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