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世三十年的“新时期文学”一路走来,至今似乎已完成了它的使命,“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后继者,目前在批评文章和期刊栏目频频闪现。一些批评家对此命名大力推举,许多文章也多是不加辨析地加以使用。新的文学命名、新的文学概念的出现,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视角的变换,更意味着一种新的确定性的特质的呈现和昭示。但当你面对“新世纪文学”,无论如何品思,都觉得它似乎只有强烈的时间指向性,凸现的是不过一个新的世纪的到来,至于作为对具体时段的文学命名则难以胜任,即相对于当下文学来说是一个空泛的能指,难以担当对当下文学真正命名。

　　“新时期文学”在命名上并非无懈可击,但它毕竟有具体的政治蕴涵与改革开放等崭新的时代特质所系,既有时间的所指又有内质所附。它所承载文学的具体时代蕴质会令它在很长的历史时间内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而“新世纪文学”一词则更多的属时间性的概念,难有特殊的内质与所指,缺少实在的逻辑支点和命名根据。尽管有的学者一再强调:“‘新世纪文学’的概念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它更多的是从时间出发来阐释文学的变化,而这变化主要是相对‘新时期文学’而言的。”“新世纪文学”“并不是单纯的时间性概念,它所凸现的,主要是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而非时间。”(雷达《论“新世纪文学”》，《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无论如何考量,批评家所强调的新质,更多的是想当然的附会,不是这个语汇本身能够展呈出来并可让人直观感受到或可以意会到的。

　　一个学术命名的出现和成立,应该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要有充分的内质和存在的逻辑根据,否则就会显得苍白和空泛。对于“新世纪文学”命名存在的问题,有的学者指出:“在这个巨大的文学口号的周边,新世纪文学的概念、范畴、矛盾、问题、审美形态和表达方式是什么,实际上还处于比较空白状态。”(程光炜《新世纪文学“建构”所隐含的诸多问题》，《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的确,如果没有这些特定内质的支撑,这个命名如何指称一种真实的文学存在呢?

　　但一些学者无视这些,竭力要把“新世纪文学”推举为当下文学的正当冠冕,硬性将一些内涵塞给并不合适的帽子,认为“打工文学、亚乡土文学、‘80后’写作、网络文学成为其非常重要的构成因素”。(雷达《论“新世纪文学”》《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上述这些文学现象本质上皆属内容或题材层面的因素,系时代变化下文学应有的正常表征,并非属概念特质方面的构成因素。

　　“新世纪文学”与当下文学的不相符性,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它只是一个空廓的时间概念,说它空廓是因为它有着百年的容量与承载,直接用于对当下文学冠名则“大而无当”,“名与实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对应现象”。(吴思敬:《“新世纪文学”,还是“世纪初文学”》，《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我们这样说并非意味着“新世纪文学”一词在当下不能作为一个一般性词汇行世,只是不应做狭窄化使用,作为对当下文学的唯一固定的命名。

　　从本质上讲,“新世纪文学”是随着时光推进、新的世纪到来而自然出现的,并不是学界对当下文学进行了全面审视与思考而得出的经得起检视的学术成果。它是感性的、暂时的,“它暗含着中国文学进入新世纪以后人们的文化想象”。(雷达《论“新世纪文学”》，《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这种命名只是“感性的事实,而非大家共同承认的研究结果”,故有必要做“早期的学术预警”。(程光炜《新世纪文学“建构”所隐含的诸多问题》，《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学术命名并非易事,要经得起质询和拷问更是艰难的,因为一旦一种新的命名出现,无疑意味着一种思想方式或观念范式的确立。

　　文学批评和学术命名存在的问题,从深层看不单单是学科本身的问题,而是有大的时代的文化范式模塑的因素。当今的时代是符号的时代、仿真的时代,有时符号本身已构成一种真实和视觉暴力。这种文化范式常常会催生和促动制造符号的激情与冲动,以致符号在时代的语境中漫天浮动飞转令人眩晕。在符号文化时代,符号本身意味着文化资本和话语权力,因此不难理解当下文坛似乎有种命名的焦虑症,很多人忙于抛出新概念、新命名,难于顾及是否是真正的创新与超越。在这种情势下符号所承载的命名难免失重,导致批评的上空漂浮着概念的尸身与亡灵,虚假问题丛生。

　　(于文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