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们普遍关注的是都市文化与城市文学，欣赏的是咖啡馆之类的“小资文明”，学院博士硕士论文的选题都明显偏向都市。这些现象也许能透露出整个社会，大众关注着什么，他们的文化消费主要内容什么。

　　●关注“三农文学”是个紧迫的问题，不仅仅是狭义的纸质文学，而且包括网络文学、影视文学这些更容易被大众接受的文学样式。精英化仍然是关心三农的最大障碍。

　　刘旭:现执教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等。

　　“底层”问题已为人们普遍关注，随着乡村问题的凸显，作为底层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民与农村、农业一起构成了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三农文学”也已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凸显了整个社会对“底层文学”的关注。2004年人民文学奖获奖小说内容多描写底层，说明已有一些作家在关心那些弱势群体；针对这种写作动态，有的学者提出了“底层生存写作”，有的学者试图由文学的“人民性”唤起对底层人民的关注，有的学者则推出了“文学第三世界”的想法。2005年由天涯开始的底层问题大讨论，就是知识分子力图推动三农文学的创作，使之尽可能纳入文学视野和大众视野的努力。不仅是文学写作，影视剧中以乡村生活为题材的《刘老根》、《插树岭》和《乡村爱情》等剧的高收视率或许代表着“三农”影视作品的繁荣。

　　尽管如此，这种关注在当前整个文化圈和学术界还是显得太微弱了。尤其是在学术界与批评界。近年来人们普遍关注的是都市文化与城市文学，欣赏的是咖啡馆之类的“小资文明”，学院博士硕士论文的选题都明显偏向都市。这些现象也许能透露出整个社会，大众关注着什么，他们的文化消费主要内容什么。西方推行的一切都被当成是最先进最现代的东西来接受。电影作为当前大众文化消费的主要内容之一，西方电影成为电影欣赏与制作的最高标准。曾几何时，中国电影里那种质朴的农民形象哪去了？靠农民电影起家走红的导演最终一个个变成西方大片的急切追随者。新一代导演则想着如何表现一种本土的、东方化的原始而落后的生活，然后在金棕榈奥斯卡获得一席之地，之后便大红大紫财源滚滚。成功之后就愈发变得精英化，与底层的距离日益拉大，那种同情与代为言说的欲望也渐渐消失殆尽。

　　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们书写着三农的又一个悲哀:农村付出无数代价培养的人才，却要以离开农村为目标。在此，这些未来的人才身上所表现的，正是对三农之地的深深憎恶和厌弃。

　　日本知识分子从1940年代起就开始了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和反思，但是，他们反抗西化进行了一百多年，事实却在证明日本日渐成为一个色情业大国，作为现代化核心的金钱和物质笼罩了一切。对于当今社会来说，有此前车之鉴未尝不是一种幸运，近年来，竹内好、古哈、萨义德和法侬的声音不时在中国响起，也总有些有悲悯情怀的作家一直关心着三农问题。小说家莫言和张炜，从改革开放之初农民的“黄金时代”，到底层每况愈下的21世纪初，他们都真诚地关心着三农，小说都在顽强地批判现代社会对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毁灭性打击。农村连续剧《插树岭》则落点于从现代新农业来振兴农村，不失为一个可行之路，代表着少有的崭新思考。但这种呼声多被淹没于现代经济之中，不管多强的呼声，都更象是一种绝望的挣扎。有人说，如果没有这些知识分子的绝望的呼喊，人类的文明恐怕要黑暗得多。但，这种没有回声的呐喊似乎意味着更大更久的绝望。

　　谁来关注三农文学？是不是历史沉淀下来的永远是精英的历史，权力者的历史，而三农仅作为权力的接受者和纳贡者？食不果腹尚不是最可怕的，某位著名经济学家说，现代化程度越高，农村就崩溃得越彻底，如果现代社会真的导致了农业文明的毁灭，几亿农民成了无根之木，一旦现代城市文明也终于走到了尽头，这些穷人们将了无退守之地。何况，对于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城市不可能容纳那么多的农民。关注“三农文学”是个紧迫的问题，不仅仅是狭义的纸质文学，而且包括网络文学、影视文学这些更容易被大众接受的文学样式。精英化仍然是关心三农的最大障碍。对于广大的作家，不关注三农已昭示了的社会病态，在涉及三农的地方，总有着明显的轻蔑，则意味着这些文化人心底的自我精英化倾向，更不容乐观的是，个人的精英意识与其社会地位及影响力相生相长，那么，三农文学还有谁来关注？

　　(刘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