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在《人民文学》刚一发表，就引起强烈轰动，并被称为开启了改革文学的先河。多年来，他的创作也以城市改革、工业改革题材小说为主。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近日，他的首部农民题材长篇小说《农民帝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在构思、写作了11年，用57万字打造的“农民帝国”中，蒋子龙以改革开放30年为背景，以郭家店的发展变化为蓝本，以主人公郭存先的成长经历、人性蜕变及至最后毁灭为主线，细腻而深刻地描写了一群农民跌宕起伏的生活。

　　他说:“眼下要反映中国现实，没有比选择农民更合适的了。”他觉得自己骨子里就是一个农民，“也知道命中注定该写这部小说”。

　　11年，没有丢掉过“农民帝国”

　　蒋子龙说:“《农民帝国》是我下工夫最大，代表很长一段时间思考积累的作品。与《乔厂长上任记》相比，分量不可同日而语。我很看重《农民帝国》。”

　　写《乔厂长上任记》时，蒋子龙正在一个1300多人的大车间当主任，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与厂长有很多不同。但由于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不可能当厂长，“我唯一自由的是写作，写作才能表达我的想法。”于是，他用3天时间写这部小说，一共3万多字，基本上没改就全文发表。小说一发表就引起轰动。“乔厂长是不请自来，很容易。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经济等，大家都有不少想法，我触动了一根很敏感的神经。”

　　而对于《农民帝国》，他却磨砺了11年。早在1997年，他就动笔了，可进展并不顺利，常常感到很难驾驭:现代农民的命运该如何把握？他们灵魂深处有怎样的发展脉络？怎样看待现代农村变革的得失？于是，他放下，“过段时间，有所不甘，手又痒痒”，拾起，再放下、再拾起。直至今年7月，67岁的蒋子龙，前后历经11年，终于打造完成他的“农民帝国”。

　　在谈到小说的创作时间问题时，他总说自己很“磨蹭”，“不是‘十年磨一剑’的‘磨’，是‘磨洋工’的‘磨’”。事实上，每次写《农民帝国》之前，他会到农村待一段时间，以勾起自己对农村的记忆和感觉；为打破家乡河北农村的局限，他到山东、河南等地私访了几十个村子；为感受真正的农民心声，他从不拿“介绍信”，而村子里的农民，也只知道“这老头不知得了什么病，要在这里住一段时间”；为塑造好郭存先的命运浮沉，他研究过三届全国优秀农民企业家的发家史，更看了不计其数的农民企业家的资料；为给小说情节发展寻找依据，他读《怎么治理盐碱地》，读诸如《中国人还会饿肚子吗》之类科学院专家写的调查报告。

　　“11年来，我没有真正丢掉过‘农民帝国’，一有想法就记在纸片上。”夹着这样纸片的本子，有整整两大本。有的纸片上是一个细节，有的仅是一句话……

　　我骨子里是个农民

　　对于创作初衷，蒋子龙说，他有责任踏踏实实写一部关注农民的作品。14岁离开家乡河北沧州，在城市生活了大半个世纪，可他一直觉得自己骨子里是个农民:每天看气象预报时，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总是天气对农村的影响，很自然地和庄稼的生长联系起来，眼下是什么季节，地里缺不缺雨？如果做了很甜美的梦，一定是童年时候的“老家”。“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而童年生活养育了我的性格、我的性情，会影响我一生。”家乡的环境、游泳的大水坑、小河、庄稼地、好年成、坏年成、亲情、乡情、同伴、游戏、打架……这一切深烙在他的记忆中。而平日里，他也经常回农村，不是为“体验生活”，只因“喜欢乡间，到乡间喘气都痛快”。

　　“像这样的情结，我肯定要写农村。”蒋子龙说。但他的“农民帝国”并非为还原童年记忆，“眼下要反映中国现实，没有比选择农民更合适的了。”通过郭存先这一主人公从农民到农民帝国之巅，后沦为阶下囚的浮沉命运，蒋子龙表达了他的思考和认识:这个农民的“帝国”，更像一个自我膨胀的梦幻，看似是个有君王、至少是有人想当君王的庞然大物，喜欢称王称霸，骨子里却虚弱得很。在郭存先身上，中国农民的优点和缺点都异常明显。现代农民的“脱贫致富”，不是从前的“痞子运动”，都是一些很优秀的农民。商品社会没有钱不行，光有钱也不行，农民活不下去会出事，钱太多如果压不住钱，也会被钱烧得难受。像郭存先这样的人，农村有，城市也有，“农民帝国”也不只在郭家店。

　　“为什么农村典型的命运老是重复？”在他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旦成为“典型人物”便会怀有各式各样的“帝国”情结。“当下不是减轻，而是加剧了。”蒋子龙举例说，前两天媒体公开报道，某大城市里一个只有90个人的单位，却在一座20层高的豪华大楼里办公，平均四五个人享用一层，吃饭的睡觉的打牌的玩球的喝酒聊天的地方一应俱全。“当下有些钱多的人和单位还在‘烧包’，或许等他们度过了这个穷奢极欲的阶段，才真正谈得上成熟，国家也才能真正走向强盛。”

　　关注现实，创作至少会真诚

　　从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蒋子龙不停“耕耘”着，“关注现实就会有许多想法，老有想法就有创作的冲动。我不是那种才华横溢的人，以前不让人觉得有才，因此现在也不会让人觉得‘才尽’。不过是老牛慢车，细水长流。”

　　他说，赶上这样一个社会的大变革期，现实催赶着你不多看不行，不多想不行，灵魂得一次又一次地蜕皮。就像蛇一样，不蜕皮长不大。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当代文学乃至每个人的生活都跟这场改革绑在了一起，波澜起伏，丰富而充实。而他的写作也都有感而发，“我的文学观以关注现实作为一种责任。有责任，才会观察，才会有自己的感受，创作至少会有真诚，不至流于空泛和浮躁。注视着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还会逼迫作家去读好多东西，研究许多现象，文字也会充实。不管是否真的能写有价值的东西，作家存在的意义，至少是在追求有意义的写作。”

　　对于目前长篇小说的“井喷”问题，蒋子龙反问道，井喷是因为地下油层的压力过大造成的。现在有那么大的压力吗？有那么多油吗？我采访过一个大油田的采油工，他说过去是五桶油一桶水，现在是五桶水一桶油。谁都愿意自己打上来的是油，或者油多水少。关键是你的井里有没有油？我一直认为长篇的源头是自己的命途，没有那种经历强写，只能多掺水。

　　蒋子龙说，在当前这个时候，总还是有一些作家能够坚持文学的操守和立场，定得住魂，守得住心。

　　(记者 陈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