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的一生经历了无数风雨，走到暮年，除了生活中的难得闲趣，伴随茅盾更多的是他尚未完成的事业——小说与回忆录。在子女眼里，父亲是从未停歇的，他想言而未说的，他的所想所盼，他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始终投于文学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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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三”事件之后，冻结了几年的文学出版工作开始复苏，社会上要求“多出书，出好书”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些出版社最初是出内部书，主要是翻译外国名人的传记，如《邱吉尔传》、《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等等，后来才有选择地出版一些公开发行的书籍。但是绝大多数有点名气的作家都受到冲击，问题还没有解决，都不能出书，于是转向了工农兵作者，这正符合当时推行的“由工农兵占领艺术殿堂”的口号。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部也源源不断地收到从全国各地寄来的工农兵创作的大批稿件，单靠现代文学编辑部的人力已招架不住。领导决定，将古典、外文等编辑部的同志都集中过来，突击处理积稿。

　　因为稿件积压太多，编辑部只好加班，自然小曼也常常下班很晚，这就引起了爸爸的注意和关心。爸爸觉得新的审稿方式很奇特，常常询问小曼稿件讨论的过程。

　　看到爸爸谈论文学创作时那种眉飞色舞、兴奋激昂的样子，我们萌发了一个念头:何不动员爸爸在家中悄悄地“重操旧业”？也许这是一帖对爸爸最有效的祛病健身良药。于是韦韬试探着建议:“爸爸，文化大革命还不知要搞到何年何月，与其这样整天闲着，何不利用这空闲时间写点东西，先保存起来，等将来有机会再发表？”爸爸居然没有反对。韦韬又说:“不能写现实题材，万一泄露出去，有人就会借此做文章。”爸爸说:“是呀，听说艾芜响应‘作家要立新功’的号召，写了一篇东西，结果又挨了批判。”韦韬说:“你有好几部长篇没有写完，何不挑一部把它续完，这样意义很大，风险又小，将来读者也肯定欢迎。”爸爸想了一想，打开了话匣子:“《第一阶段的故事》不值得续写了。它原来就写得不成功。《虹》虽说还有下篇，但不续下篇也能独立成书。只有《霜叶红似二月花》，故事只展开了前一半，主要人物的命运也还没有交代。还有一部《锻炼》，是四八年在香港写的，只在报上连载过，还没有出过单行本，你们恐怕都不知道还有这部小说。这也是只写了个头的长篇，原计划要写五部，才写完第一部全国就解放了，便再也没有时间续写，现在要续写恐怕工程太大了。那是一部试图反映抗战全过程的长篇。”爸爸沉湎在回忆中。韦韬连忙说:“那就续写《霜叶红似二月花》吧，这部书许多人都喜欢，认为它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而且从题材讲，离当前的现实最远，风险也最小。”爸爸同意了，他也比较满意《霜叶红似二月花》。我们要帮他找资料，他说不必，只需要一本《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单行本，他要仔细读一读。因为时间隔得太久了，一些细节都模糊了，书的风格也需要回顾和重新把握，以便续写时能够衔接。

　　就在这时候，爸爸收到了胡锡培的一封信。信中说:在成都流传着关于爸爸的谣言，说爸爸装病，闭门不出，却偷偷地在写一部“反党小说”，要待身后，方肯问世。爸爸把信念给我们听，纵声笑道:“我还没有动笔，谣言就先造出来了！这样一来，我倒要认真对待续写《霜叶红似二月花》的事了，一定要把它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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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对《霜叶红似二月花》这个书名的含义曾作过如下解释:这部书是写一群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有反封建的斗争性和坚决性，但他们不是彻底的革命者，他们只是霜叶而不是红花。续篇大纲中钱良材、张婉卿、张今觉等人物的结局，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早期的佼佼者，是一群可敬可爱的人，但当革命继续向前时，他们悄悄地退出了。不过，我们可以相信，十年之后，他们一定会重新站到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自由的行列中来。

　　遗憾的是，爸爸没有把续篇完成，续篇的后半部只留下了提要。不过爸爸心中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文革”后，四川人民出版社重印《霜叶红似二月花》时，爸爸特地把其中一段文字作了修改，便是为了能与尚未完成的续篇的内容相衔接。这说明，“文革”以后爸爸仍坚信总有一天能重新把续篇完成。

　　一九七八年春节前夕，爸爸去北京医院看病，和胡乔木同志不期而遇。乔木同志高兴地说:“太巧了，茅公，我正有一件事要给您写信呢，现在就当面谈吧。”说着把爸爸请到休息室里。原来中央最近有个决定，要组织力量，从现在还健在的老同志那里“抢救遗产”——撰写革命回忆录。乔木说:“这件事本来早该做了，可是‘四人帮’浪费了我们十年时间，又使得许多老同志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所以现在这项工作更有其紧迫性。这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工程！中央讨论时，陈云同志特别提到您，说建党初期的历史，除了您，恐怕已没有几个人知道了。他希望您能把这段历史写出来，要我给您写信，提出这个请求。现在我就当面向您转达陈云同志的意见。”爸爸爽快地答道:“我可以试试。只不过年代隔得太久了，有些事情怕记不真了。”乔木说:“我们可以提供资料，帮助您回忆。有些时间、地点，资料上的记载比较准确。其实您可以写的不只是这段历史，您还可以把您六十年的文学生涯写出来，写一部文学回忆录。这也许是更重要的。”

　　过了几天，林默涵也在一封信中谈到写回忆录的事，信中写道:“我们希望您写一本过去重要经历的回忆录，凡是您认为值得写的都写下来。内容不限于专谈与写作有关的事，也不限于三十年代……这不但有文学价值，也有历史价值。”

　　大约三月份，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率两位编辑来拜访爸爸，说陈云同志和乔木同志指示:一些老人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幸存者也都年迈体弱，要抓紧时间趁他们健在，赶快组织力量“抢救遗产，协助他们搜集资料，写回忆录。有子女、亲属者，可请子女、亲属协助，没有子女、亲属者，可配备秘书协助整理。根据中央这一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创办一个新的刊物，定名为《新文学史料》，专门刊载作家们的回忆录、传记，有关文艺界的掌故、资料、考证，调查以及文学史研究的动态，等等。希望爸爸支持这个刊物，为这新刊物题刊头、写文章。爸爸沉吟之后，答应了为刊物题写刊头，并答应为新刊物写个长篇连载的回忆录，八月份交回忆录的第一篇稿。这意想不到的收获使韦君宜和两位编辑喜出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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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晚年因肺气肿引起的气喘日益加剧，伏案时间稍长就会引起气喘，所以每次写作不能超过两小时。一般每天从九时至十一时写作两小时。精神好时下午再加写两小时。不过，从一九七九年夏季开始，他仅在上午写作了，下午用来看资料。他常常抱怨:“老了，不中用了，走动一下就气喘，写作久了也气喘。这样下去进度太慢了！”我们计算过，爸爸平均每天能写八九百字，这八九百字是他在与衰老的顽强拼搏中写下来的！许多朋友多次劝他去外地疗养，譬如去广东从化洗温泉浴。我们也怂恿他，他也动心想去。但一思量又说:“不行。写回忆录不能停，这一大堆资料随时需要查阅，总不能把它们都带去吧，太多了，带不走，只好等我写完之后再去吧。”但后来去从化疗养的夙愿终于未能实现。

　　爸爸在撰写回忆录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遵循着“务求真实”的原则。即使是一个人名，一个地名，或一件史实稍有模糊，也不厌其烦地向当事人或经过那时代的人核实，有时为了一个问题，数次写信请教。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吴文祺大革命时期也在武汉中央政治军事分校任教官，爸爸多次写信向他询问和核实当时的情形。为了弄清陈启修的籍贯，专门写信向许德珩讨教。为了核实一九四六年秋和阳翰笙、洪深、赵清阁、凤子等同游杭州西湖的细节，写信向上海的女作家赵清阁请教。专门派车把罗章龙接到家中，向他了解建党初期的某些人和事。与廖沫沙核对香港撤退的情况。正如爸爸在回忆录的序言中所说:“所记事物，务求真实，言语对答，或偶添藻饰，但切不因华失真。凡有书刊可查核者，必求得而心安。凡有朋友可咨询者，亦必虚心求教。他人之回忆可供参考者，亦多方搜求，务求无有遗珠。已发表之稿，或有误记者，承读者来信指出，将据以校正。其有两说不同者，存疑而已。”

　　撰写回忆录是爸爸晚年全身心投入的工作。在他住进医院的最后日子里，他最牵挂的就是回忆录。清醒时，凡有朋友来探望，他说得最多的是:“钢笔，钢笔呢？”有时则反复数着二三四和五六七八九这几个数字。这是爸爸的写作计划:四月份出院，五至九月份突击完成回忆录，彻底完成。爸爸大概已经从这次来得不祥的病中预感到了什么，所以他迫切希望再给他五个月的时间来进行一生中最后的冲刺！然而爸爸终于没能亲自完成回忆录，只写到一九三四年，仅完成了一半。

　　(摘自《父亲茅盾的晚年》韦韬、陈小曼/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6月版)

　　(韦韬 陈小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