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19日,是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钱钟书先生逝世10周年的日子。10月8日,为纪念钱钟书逝世10周年,一本由著名学者吴宓之女吴学昭执笔的杨绛传记《听杨绛谈往事》由三联书店出版,记录了杨绛98年来的人生风雨。

　　按照吴学昭的说法,“钱、杨是不可分的”,因此此书虽然是杨绛的传记,却也处处渗透着钱钟书生活的点点滴滴。但正当《听杨绛谈往事》在各大城市热销之时,一位研究钱钟书的学者范旭仑却公开表示,书中多处失实,且完全是《我们仨》的重复,不具备史料价值。为此,记者采访了本书的责任编辑及钱钟书的学生赵一凡,回应种种质疑。

　　杨绛自述:“费孝通不是我的初恋”

　　与以往的传记作品不同的是,《听杨绛谈往事》是“口述历史”,大多根据作者和杨绛的谈话整理而成,共分为19章。与其说这是一本传记,倒更像是杨绛先生的回忆录。作者吴学昭是著名学者、教育家吴宓之女,也是钱杨一家的世交,其父更是钱钟书、杨绛在清华时代的恩师,因此杨绛先生在序言中说:“作者吴学昭是我的好友……有她为我写传,胡说乱道之辈就有所避忌了,所以我一口答应。”

　　此言并非空穴来风,之前有媒体报道称,《一代才子钱钟书》再版修订过程中,杨绛先生含泪亲笔增补家事,杨绛马上出来澄清并没有这回事。不仅是钱钟书的传记,杨绛本人的传记也很多,记者在网上搜索杨绛的相关传记作品,竟有三四本之多,包括孔庆茂的《杨绛评传》、《钱钟书与杨绛》、罗银胜的《杨绛传》,而据杨绛所说,这些传记并未征得她本人同意、她也并不认可这些传记,借此次《听杨绛谈往事》出版,她也在序言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不值得传记作者为我立传,但我也不能阻止别人写我的传记。不相识、不相知的人如有意写我的传,尽管对我的生平一无所知,只要凑足资料,能找到出版社,就能出书。”

　　这本书确实澄清了之前的一些传言,如数年前沸沸扬扬的“费孝通的初恋是杨绛”一说,杨先生在书中通过和吴学昭的对话对此进行了解释:“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让他们炒去好了,别理它。”

　　在与钱钟书交好后,杨绛曾给费孝通写过一封信,告诉他:“我有男朋友了。”费孝通某日竟来清华找她“吵架”,因为他认为他更有资格做阿季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

　　书中还披露,钱钟书去世后,费孝通曾去拜访杨绛,杨绛送他下楼时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但费孝通有新作出版,仍送杨绛“指正”。吴学昭说:“一次杨先生来我家串门,也让我陪她到同院的费老家坐坐,对他的多次问候表示谢意。费老没想到杨先生亲自登门,兴奋地说个不停,时近正午,定要留饭。杨先生却推说我家已做准备便匆匆告辞。”杨绛这次旋风式的访问,心意到了,礼貌周全,前后用了不到20分钟,令吴学昭深深感佩杨绛对费孝通始终做一个“普通朋友”的一贯坚持。

　　《听杨绛谈往事》出版后,很多媒体用杨绛“钦点”来形容这本书,而杨绛自己也说“我乐于和一个知心好友一起重温往事,体味旧情,所以有问必答。”谈到自己的写作缘起,吴学昭在后记中说:“退休后不时帮杨绛先生办事,有了很多当面交流的机会,有时也谈谈往事,话话家常。相处日久,遂萌发了以听杨绛先生谈往事的方式为她写一部传记的想法。在获得杨绛先生许可之后,作者用了两年时间与杨绛先生对谈,对谈过程中作者挖空心思、刨根究底地问,杨先生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答,不厌其烦。”

　　学者指摘:书中内容有“三大罪状”

　　《听杨绛谈往事》一书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卓越亚马逊的传记类图书销量排行榜上一直稳居第一,在全国各大书城销量排行榜上也都榜上有名。然而,10月22日,《新商报》的一篇报道却让事情又起波澜。

　　报道中称,专门研究钱钟书的大连学者范旭仑在提及《听杨绛谈往事》时,认为该书并没有太多史料价值,几乎是《我们仨》的复述或演绎,新鲜事实在太少,又多是家长里短的事,多是无稽之谈,可以稽考的事又多颠倒混乱。

　　不仅如此,范旭仑还列举了此书“三大罪状”:第一,文体怪异,敬称和昵称乱用,并大肆渲染杨绛的恋爱生活增加卖点,有炒作的嫌疑,并且常暗暗对文学所的领导飞短流长,太不尊重他人；第二,史事失实,钱钟书与杨绛参加第一届世界青年大会的部分细节经不起推敲,且王任叔对于《围城》的评论有误,王叔任与钱钟书曾是文学研究所的同事也无从谈起；第三,论调离奇,书中有一句话称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内容很反动”,大为谬误。

　　最后,范旭仑还对作者吴学昭的学术标准表示了质疑,表示吴学昭“老早就跟父亲(吴宓)划清界限,乃至不共吴宓同姓,以‘萧(肖)光’著名于革命时代,专门职业是干革命、搞政治、抓法制。一想到这层,我们就对她苛求不起来了。”

　　有趣的是,记者搜索时发现,这已经不是范旭仑第一次批判吴学昭,早在吴学昭编写《吴宓日记》时,范旭仑和另一位研究钱钟书的学者李洪岩就发表过一篇题为“《吴宓日记》的整理错误和整理者的故事”的文章,声明吴学昭和吴宓之间的对立关系。

　　钱钟书学生回应:它是“知识分子思想史”

　　针对关于《听杨绛谈往事》的争议和质疑,记者首先采访了本书的责任编辑吴彬,她告诉记者,书中很多事实都是第一次公开,比如关于钱杨二人的初次见面,以及赴英法留学的细节等,且书中很多插图照片,包括钱钟书先生病重时的照片都是杨绛先生的私人珍藏,此前从未公开发表过,具有很高的价值。

　　随后记者联系上了钱钟书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赵一凡。赵一凡表示,他在完整读过此书后认为,此书的写作还是承袭了杨绛的一贯写作风格,可以说是杨绛通过谈话的方式写的一本自传,是钱杨两人60余年的一个总结。“这本书的语调语气还是杨绛先生的。读的时候,我仿佛能看到先生的慈祥面容。”

　　针对范旭仑所指的《听杨绛谈往事》没有史料价值,赵一凡发表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国外有一种说法叫思想史,就是记录知识分子在历史进程中的想法,而这本书正是反映了近现代知识分子如何走过20世纪的里程。杨绛先生本来的写作风格就是淡化时代背景,写自己的事情,所以可能会让人觉得琐碎,但从这些小事情入手,反映的是大时代的隐喻。“《听杨绛谈往事》绝对不是《我们仨》的重复,侧重点不一样。”因为都是自己的经历,两本书中事实必然有重复之处,但这本书主要从杨绛先生自己的感受,特别是现在的感受出发来写。他建议读者把《听杨绛谈往事》和《我们仨》、《干校六记》、《洗澡》对照起来读,因为这几本书都是反映钱杨二人生活的文库,是互补并且交叉影响的。

　　对于范旭仑所指出的几项史实上的出入,赵一凡直言,自己并不了解那段时间的事,所以没有发言权。但他表示,关于书中的遗漏可以讨论,但不必拘泥于细节的追究,即使书中回忆的部分有误,对于杨绛先生98岁高龄来说也是正常的,不必太过苛责。“在98岁的高龄留下这样一本充满回忆的自传,本身就是一种意义。”赵一凡说,对这本书作学术上的评价尚早,要细读这本书,将大的时代背景融合进去,才能看出这本书的重要意义。“看杨先生怎样用个人化的、细腻的、女才子式的眼光,细致入微地描述20世纪知识分子命运的变迁。”赵一凡如是评价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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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绛眼中的钱钟书:“我对他并非一见倾心”

　　钱钟书和杨绛夫妇的相敬如宾向来为人称道,而他们从相知相恋,却只经过短短几个月时间。在《听杨绛谈往事》中,吴学昭问杨绛这是否算得上一见钟情,她却回答:“人世间也许有一见倾心的事,但我无此经历。”

　　两人的第一次相见是1932年3月,在清华古月堂门口,杨绛形容对钱钟书的第一印象是“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瘦瘦的,书生模样。”而当孙令衔告诉她钱钟书已与叶崇范订婚时,杨绛说:“我第一次见到钱钟书时,就想到了这位淘气的‘饭桶’,觉得和眼前这个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的书生是不合适的。当时只闪过这个念头而已。”虽然两人并没有互表爱慕,却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他的信很勤,越写越勤,一天一封。他也常到古月堂约我出去散步。我不走荷塘小路,太窄,只宜亲密的情侣。我们经常到气象台。气象台宽宽的石阶,可以坐着闲聊……以后也走上荷塘的小道了,两人也开始像情侣了。”林间漫步,荷塘小憩,从这里出发,钱钟书和杨绛开始了他们长达60余年的爱情生活。

　　恋爱是美好的,98岁的杨绛对于那段经历记忆依然鲜明,带着少女时期的羞涩与不安。“学期终了,钟书要我留校补习一两个月,考入清华研究员,两人就可再同学一年。他放假就回家了。他走了,我很难受,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了。认识才短短几个月,岂不太造次呢?”及至婚后,钱钟书仍然称杨绛“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但杨绛对于这种近乎完美的赞赏却不以为然:“钟书称我妻子、情人、朋友,绝无仅有的三者统一体；我认为三者应该是统一的。夫妻该是终身的朋友,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是知心的朋友,至少也该是能作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情人而非朋友的关系是不能持久的。夫妻而不够朋友,只好分手。”

　　一般人眼中的钱钟书,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童年经历却鲜为人知。在《听杨绛谈往事》中,杨绛却说“钱钟书的童年并不幸福”。杨绛先生回忆起夫妇俩在英国留学时想家想得厉害,钱钟书却不然,“这和完全不同的成长环境缺乏家庭乐趣有关。家对他来说,抽象又遥远。”

　　但就是缺乏家庭温暖的钱钟书,却对杨绛和在牛津出生的女儿格外疼爱。当钱瑗从婴儿室里被抱出来时,钱钟书看了又看,高兴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女儿懂事后,每逢生日,也会对女儿说这是“母难之日”。钱钟书没有要第二个孩子,还曾认真地对杨绛说,我们如再生一个孩子比阿瑗好,而喜欢那个孩子,我们怎么对得起阿瑗呢?

　　在杨绛这个妻子的眼里,钱钟书很多时候不是他人眼中的大学者、大作家,只是一个“大孩子”。在书中有很多妙趣横生的细节,讲述钱钟书是在生活里如何地笨拙而孩子气。

　　在杨绛坐“月子”的期间,钱钟书一个人在家过日子,常不经意间闯些小祸,用他自己的话说“又做坏事”了。他不时愁兮兮告诉杨绛: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的桌布弄脏了；他把台灯弄坏了；门轴两头的球掉了一个,门关不上了……杨绛跟他说,不要紧,桌布她会洗,墨水染的,也能洗掉。台灯、门轴,她会修。钱钟书一听到杨绛说“不要紧”就放心了。

　　但这样笨拙的钱钟书,却有着异常体贴而细心的一面。等杨绛回家坐完最后几天的“月子”,她怎么也没想到一向不善料理生活的钱钟书,竟给她端上一碗他亲手炖的鸡汤,汤里还漂着鲜绿的嫩豆瓣!

　　本报记者　蒲荔子　实习生　吴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