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何谓“成功”的文化断裂

　　——重新审读五四新文化运动

　　【一】

　　晚清以降,中国人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先知先觉者多持“变革”态度。只是到底采取何种策略,是“破旧立新”,还是“立新”而不“破旧”,所谓激进与保守之争,关键在这儿。最近十年,随着“国学热”以及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如何评价“五四”,成了论争的焦点——誉者认为此乃“创造性转化”,开启了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思想/文化/文学的新纪元,没有“五四”,就没有今日中国的崛起；毁者则将其与灾难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称其全盘西化的主张,以及对传统中国毫不留情的抨击,导致了鲁迅所讥笑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而已集·小杂感》)的激进主义思潮泛滥。

　　如何理解二十世纪中国诸多波澜壮阔的大转折,与怎样阐释五四新文化,二者密不可分。

　　在我看来,历史从来都是蕴含着“演进”与“嬗变”、“延续”与“转型”之互相缠绕,而并非朝着某一既定目标高歌猛进。有矛盾、有争斗、有漩涡、有断裂,这都很正常；要不,总是“一团和气”,这世界也太安静太没趣了。与过去对于“革命”的盲目崇拜相反,今日中国,刻意讲求“和谐之美”,“断裂”云云因而也就成了洪水猛兽、万恶之源。大众传媒上,除了表彰太平盛世之“莺歌燕舞”,再就是对于曾经有过的“文化断裂”的一致谴责。

　　想像人类的天空“万里无云”,从未“阴霾密布”或“电闪雷鸣”,实在过于理想化了。阴晴无定、风雨交加,那就是正常的世界。而且,无论阴、晴、风、雨、雷、电,都有不可抹杀的历史价值。今日被大众传媒妖魔化了的“文化断裂”,作为“连续性”或“文化保守”的对立面,乃历史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大至人类文明的足迹,小到现代中国的进程,都是在变革与保守、连续与断裂、蜕化与革新的对峙、抗争与挣扎中,艰难前行。正因此,所谓“文化断裂”,并非善恶美丑的价值判断,而只是一种历史描述,即社会生活、思想道德、文学艺术等处在一种激烈动荡的状态——既可能从此了无牵挂掉头东去,也可能藕断丝连此恨绵绵,还可能“抽刀断水水更流”。

　　在我看来,不仅“五四”(我不主张将其局限在1919年的学生运动,而希望兼及1915-1922年间在神州大地渐次展开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那方才是“五四新文化”最为迷人之处),戊戌变法(1898年)、废除科举(1905年)、辛亥革命(1911年)、全面抗战(1937-1945年)、新中国建立(1949年)、反右运动(1957年)、十年文革(1966-1976年)等,都呈现某种“文化断裂”状态。今人之隆重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不也是意识到其对于此前历史/文化的“破坏”与“中断”?

　　讨论“文化断裂”,我加了个定语——“成功的”,言下之意,有不成功或曰失败的“文化断裂”。之所以在“成功”上加了引号,意思是:这“成功”并非不言而喻,极有可能饱含争议。至于“何谓”,指向公众认可的、一般意义上的“成功”；而“何为”则是我心目中的、理想状态的“文化断裂”。

　　【二】

　　与其争论五四是不是“文化断裂”,不如转而讨论“五四”这一“断裂”是否成功,该如何阐释其起因、动力、方向以及后续效应。探讨这个问题,必须明了以下三个前提:

　　第一,五四新文化内部的复杂性,远非教科书的简要叙述所能涵盖。

　　当年北大学生、日后成为著名学者的俞平伯,1979年撰《“五四”六十周年纪念忆往事十章》,其中有云:“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竞成三。”自注:“先是北大中国文学门班中同学主持期刊凡三,《新潮》为其之一”。除了以“文艺复兴”相号召的《新潮》,还有就是主张“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的《国故》,以及提倡“新旧学说并行、东西文化并重”的《国民》。

　　一班同学尚有如此分歧,想像五四新文化运动“铁板一块”,那是很不现实的。今日学界之所以对新文化内部之“多元并存”缺乏了解与认知,很大程度缘于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宣传以及历史学家的误导。

　　第二,经过几十年持续不断的“纪念”,今人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巨大声势的描述,颇有夸张之嫌。

　　所谓五四的“文化断裂”,应是对于一种发展趋势的动态描述,而不是已然形成的生存状态——不说具体人物,单是都市与乡村、沿海与内陆之间的绝大差异,也使得民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保守势力”,仍有很大的活动空间及影响力。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礼教吃人”的控诉、“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1920年代的中国,只是对于知识青年有较大的感召力。也就是说,五四的精神遗产,很长时间里并没有深入广袤的乡村与小镇。这只不过是“死水微澜”(借用李劼人长篇小说名字),预示着古老中国的初步觉醒。如果嫌小说家言“夸饰”,学者论述“趋时”,不妨翻翻当年的旧报纸,很容易明白这一点。

　　第三,所有成功的变革,都不会是“温文尔雅”；即便你信誓旦旦追求“和平崛起”,也因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而必然招致激烈的抵抗。

　　人们注意到新文化人的“偏执”与“不宽容”,其实对手也好不到哪里去。新旧之间,之所以无法平心静气地坐下来,条分缕析地讨论问题,有立场差异,有利益纠葛,有占位意识,还有论争的策略。刘师培自称“激烈派第一人”,坚信只有“达于顶点的议论”才能有效果(《论激烈的效果》)；鲁迅则有拆屋子的妙喻:“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无声的中国》)

　　某种意义上,晚清以降诸多改革者之所以采取“决裂”姿态,也是基于这一策略性的考量。

　　【三】

　　为何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乃成功的“文化断裂”?是基于以下理由:

　　第一,成功的“文化断裂”,不可能仅局限在文化层面,必定牵涉甚广,尤其是制度性变迁。

　　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很多激动人心的口号,但最为成功之处是以白话取代文言,由此而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乃至政治革命。从具体而微的“文学形式”入手,逐渐推衍到构建完整的“意识形态”,完成对于“帝制”的彻底埋葬。胡适感慨“‘五四运动’是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使得中国人的“文艺复兴”半途而废(参见《胡适口述自传》),这一思路并不可取。正是因为“五四”最终走出了纯粹的“思想实验室”,介入到实际政治运作乃至社会变革,才有日后的辉煌。比起抗日战争之侧重军事、废除科举之强调教育,五四的大河奔流、泥沙俱下,因“不纯粹”而难以“一言以蔽之”,正是其值得再三评说之处。

　　第二,成功的“文化断裂”,不仅有激动人心的口号,更需要实际业绩。

　　与前人“决裂”,并非越彻底越好,史家更看重的是有无“硕果累累”。“决裂”的姿态固然必须关注,更值得辨析的是“决裂”的后果——到底给历史留下了什么?谈论历史事件或人物,关键看“建树”而不是“旗帜”,就好像讨论报刊,“发刊词”固然值得参考,更重要的是有无大作“经世”或“传世”。若“德先生”、“赛先生”、“白话文”、“反传统”、“整理国故”等,每个词都有待推敲,可又都是巨大的存在,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的思考与表述。五四新文化人深谙其中奥秘,除了不断呼唤“杰作”,更落实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等的编纂。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机遇,当事人自己给自己写史,而且几乎一锤定音。

　　无论是文学创作、学术研究还是制度建设,五四新文化人的贡献,全都可圈可点。相对于旗帜显赫但虎头蛇尾的辛亥革命,或者名实根本就相违的“文化大革命”——单是“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就让你对当局整天挂在嘴上的“文化建设”持极端怀疑态度。也正因此,在二十世纪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长期立于不败之地,既婉拒不虞之誉,也谢绝不白之冤。

　　第三,成功的“文化断裂”,必定是断裂中包含某种连续性。

　　关于这个问题,不妨借用周作人对现代散文的论述:“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永日集·〈燕知草〉跋》)既不是全然的新,也不是纯粹的旧,而是新中有旧,断裂中隐含着某种连续性。即便以反传统著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压抑儒家,但突出了道家和墨家；批判诗文,可着意表彰小说和戏剧；鄙视文人大传统,转而发掘民间小传统。中国文化的底色仍在,只不过换了个角度观赏,会有绝然不同的感受。你可以说这种视角转移得益于“西学东渐”,但不能无视传统内部变革的内驱力。猛然看去,似乎是平地起风雷；拉长历史视野,实则自有其合理性。所谓“断裂”与“连续”,某种意义上是“短时段”与“长时段”观察角度的差异。依我的观察,漫长的中国史上,以文化而论,虽有过非常惨烈的困厄与震荡,但从未有一刀两断的隔绝。当然,不仅有远看近看的差异,你还可以上看下看、里看外看,借变换角度,理解“断裂”与“连续”之间的辩证关系。

　　第四,成功的“文化断裂”,既非全盘西化,也不是固守传统。

　　1902年,流亡政治家梁启超称“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7年,留日学生鲁迅力主“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文化偏至论》)；1930年代,史学家陈寅恪撰《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肯定:“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1940年代,哲学家贺麟作《五伦观念的新检讨》,认为:“我们要从检讨这旧的传统观念里,去发现最新的近代精神。从旧的里面去发现新的,这就叫作推陈出新。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有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上述四人,政治立场及学术领域相差甚远,但兼采东西、融会新旧的大思路相通。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虽有个别偏激言论(如钱玄同之主张废除汉字、鲁迅的提倡“少读或不读中国书”),但大致路径仍是融会贯通。

　　第五,成功的“文化断裂”,必须兼及突破的勇气以及弥合裂缝的自觉。

　　五四新文化人与传统决裂的姿态广为人知,可在实际操作中,则是海纳百川,吸取了晚清诸多改革的主张,并将其进一步明确与深化。正是这一“成功的收编”,使其有可能借助积淀了半个世纪的变革动力,造成如此风云激荡的局面。五四新文化的主张,大都不是首创,可时代氛围以及理论自觉,使其显得格外突兀伟岸。我之再三陈述晚清与五四两代人的“合力”,正是基于这一设想(参见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另外,五四新文化人擅长自我纠偏,及时缝合裂缝,如胡适的主张“整理国故”以及撰写《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提倡“有雅致的俗语文”以及撰写《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都是对于白话文运动的调整与重塑。

　　第六,成功的“文化断裂”,当事人必须掌握话语权,故能自我经典化。

　　1905年清廷决定废除科举,此举对于中国政治思想走向的深刻影响,几乎是在百年后才为学界认知；当初只有极少数人(如严复、章太炎)稍有意识,但也未能展开深入的论述。五四运动则截然相反,尘埃还没真正落定,已经有了神圣的“命名”。

　　1919年5月23日《每周评论》上刊出罗家伦以“毅”笔名撰写的《五四运动的精神》。此后,新文化人利用其掌握的报刊、学校以及教科书等,连篇累牍地对“五四”进行追怀、纪念与阐释。如此迅速地自我经典化,这样的机遇,实在是千载难逢。从1960年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到1990年舒衡哲(Vera　Schwarcz)出版的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再到2001年刊行米列娜等编辑的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论者都注意到半个多世纪以来各党派对于五四运动阐释权的争夺,与一时代的意识形态建构纠合在一起。这么说,并非将五四新文化的伟业,完成归结为当事人的“自我建构”,进而泯灭是非功过；而只是提醒读者,这一经典化过程之所以如此神速,其中蕴涵着权力与计谋。

　　第七,成功的“文化断裂”,往往成为极具挑战性的话题,引来不断的言说。

　　当初剑拔弩张的对立双方,都以自己特有的立场、语调与努力,介入到这一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中。倘若没有像样的反对派,你不能想像这场思想运动如此深入展开。就像余英时说的,“愈来愈有必要在陈独秀与鲁迅的激进主义和胡适的自由主义之外,将梅光迪和吴宓的文化保守主义,置于与五四新文化的同一的论述结构之中。”(《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而对于事件本身的追怀,无论是赞赏还是批判,都介入到当下的思想文化进程,成了变革与创新的原动力。相对于那些被压抑或刻意回避的话题(如“反右运动”或“文化大革命”),“五四”实在是太幸运了,八十年间从未被世人遗忘,成为一代代人精神成长史上必不可少的对话目标。正是这一“思想操练”,使其得以“苟日新,日日新”。

　　如此常说常新的“五四”,毫无疑问,容易被“过度阐释”,其中有遮蔽,有扭曲,也有意义转移。至于是否真的实现“创造性转化”,当视一代人的心志与才情。毕竟,在古今对话与精神碰撞中,有可能孕育巨大的思想力量。后人即便对五四先贤有诸多责难,也不敢轻慢与其“对话”和“交锋”——其中隐含的理想与激情,促使你不断自我反省。当年如此,今天也不例外。

　　再过半年,就该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了,我们是否能有更为坦荡的胸襟、更为开阔的视野、更为深刻的反省以及更为精彩的言说?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