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1978.12.18—2008.12.18

　　(叶匡政 文化学者)

　　1985年流行语：婚外恋

　　人们对性的觉醒，总要稍晚于对钱的观念。婚姻和性，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都被看做是一项人类的事业，它承载了人类生存和繁衍这一重大的使命。所以婚外性行为，在此前被称为“乱搞”和“搞破鞋”，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前，无论婚外性行为，还是离婚，不仅要付出较高的社会和心理成本，更还有极高的政治成本。

　　人们性观念的变革，和1980年的两个政策有密切关系。可以说从那一年开始，一切就预示了改变。这便是1980年新《婚姻法》公布，和开始倡导和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

　　在1980年的《婚姻法》中，离婚条件被改为：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经调解无效。这等于从法律上承认了爱情至高无上的地位，它逐渐会确立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这一观念。而独生子女政策成为国策，对性观念的冲击就更大。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它等于第一次公开并合法宣称，人们过性生活的目的，不仅仅是生儿育女，还有表达爱情和寻求身心快乐的功能。这一国策不仅减少了女性怀孕、生殖和哺育的时间，因避孕和堕胎的合法化，也减少了她们对怀孕的担忧。如此一来，女性潜在的性欲望和性能力，在潜移默化中便被渐渐地打开了。

　　当时间到了1985年，有关性的传统观念开始全面受到质疑。细察这一年的热点文化事件，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它们或多或少都与性有着些许的关联。

　　这一年最火的小说，是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小说首次涉及性压抑问题。两个社会异己分子，在劳动改造中仍然不忘性的欢愉。他们在麦田里避开看守，做了半小时的夫妻。8年之后两人见面了，性的内涵成为作家思考文化和生命的主题。这个让人唏嘘落泪的情爱故事一出版，在民众中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这一年，“巴蜀鬼才”魏明伦的荒诞川剧《潘金莲》登场了，这也在文化界掀起了一场思想风暴。魏氏为潘金莲的“翻案”之举，让人们开始反思中国女性的命运，而传统的婚恋观正在被人们更多地看做女性的枷锁。潘金莲的不幸和挣扎、沉沦与反抗，也成了中国女性悲剧的象征。这一年，洁本《金瓶梅》也对处级以上作家开禁了。虽然只有1000套，而且删去了近2万字，获得优待的作家们，还是纷纷走进书店抢购。

　　这一年人们最大的变化，就是不再谈“性”色变了。1982年，吴阶平教授编译的《性医学》出版，就是打破性学禁区的一个信号。而到了1985年，阮芳赋著的《性知识手册》公开热卖，则表明性学不再是一个敏感的禁区。这一年，主流的报纸和杂志也可以公开讨论性知识了。性首先作为一种知识，终于成为人们可以自由言说的东西。

　　随着性意识觉醒，人们开始承认，爱情的发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婚姻也是有寿命的。当一些人察觉到婚姻中爱情的缺失时，或许会在婚姻外去寻求弥补。虽然这一年人们对婚外恋还有强烈的道德谴责，但“陈世美”、“第三者插足”之类的称谓，在主流媒体逐渐被更为中性的“婚外恋”一词所替代。很多人开始明白，婚外恋是一个很难避免的现实婚姻的副产品，不只是道德水准那么简单。

　　1985年，婚外恋这一现象虽然渐成社会热点，但真正这么做的还是少数。也许很多人曾在内心权衡，是回到平庸的伴侣身边，还是选择新的情人？但最后，面对现实的理性让人们普遍还是选择了前者。据一些研究者的调查表明：那一年，人们对婚外恋虽然有了宽容的态度，但真正有过婚外恋的人还是极少。

　　◎备忘1985

　　脑体倒挂

　　在1985年，一个卖茶叶蛋的，每月收入大致为750元；而一个从事导弹原子弹研究的科学家，月薪最多只有400元！确实成了“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当时中青年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收入普遍低于同龄的工人(体力劳动者)。这种现象被形象地称呼为“脑体倒挂”。这是一个新名词，也是一个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新事物。而且，这种现象也在中国持续了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直到上世纪90年代。因此，民间常年流行这样的俗话：“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伤痕文学

　　1985年，反思“文革”悲惨命运的“伤痕文学”流行一时，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部，它第一次谈到了性压抑的问题。一个因右派而入狱，另一个因作风问题被劳改，两个人在劳动的麦田里避开看守做了半个小时的夫妻，再见面时已是8年之后。小说讲述了两个人从相爱到分手的无奈和彼此伤害，其间有偷窥、做爱和通奸等情节。在当时，它引起的反响不逊于《洛丽塔》对西方世界的冲击。而获得普遍肯定的是，作者在这里是把性当作一种文化的、生命的思考对象，具有理性和美学情致，因而，作品中的性是一种道德，负载着沉重的社会内涵，而不是小说情节的调剂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