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1978年这一历史阶段是中国改革开放启动的重要时期，也是各种矛盾和冲突最为激烈时期。《走向大转折的年代:1976-1978年的中国》(刘宋斌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运用纪实手法，全方位地再现了改革开放启动时期中国社会的全貌。本版内容摘自该书。

　　陈云:“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

　　陈云于1978年11月7日由杭州返回北京，准备参加这次会议。按照会议的安排，陈云被分到东北组。这个组有33人。

　　11月10日，陈云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12日，陈云到东北组参加讨论。

　　陈云发言一开始，先表示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的主张，即从明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接着，他指出:“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但现在“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顾虑是什么呢？主要是中央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一些重大冤假错案，还没有作出相关的平反决定。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会影响党内外的安定团结，影响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陈云说:华国锋同志在讲话中提出，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当由有关机关继续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

　　陈云列举了应该由中央考虑并作出决定的六个问题，即: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被错误定为叛徒，陶铸、王鹤寿等人的问题，彭德怀的问题，“天安门事件”，以及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犯的严重错误。

　　关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陈云明确指出:“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发言中第二个提到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干部被错误定为叛徒的问题。

　　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1937年7月7日和1941年7月22日，中央曾对这个问题有过两个重要决定。因此，他认为:

　　“中央应该承认‘七七决定’和一九四一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有新的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此外，据我所知，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敌我边际地带有一个所谓‘两面政权’问题。当时党组织决定一些党员在敌伪政权中任职，掩护我党我军的工作。这些党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大多被定为叛徒。这是一个涉及到数量更大的党员的政治生命问题。也应该由党组织复查，对并无背叛行为的同志应该恢复党籍。”

　　1978年4月21日，陶铸的妻子曾志致信陈云，要求复查陶铸问题。信中说:去年10月前后，她曾写信给中央，但“至今没有消息”。“难道一个为革命奋斗了终生的革命者，在政治生命上也将戴上叛徒而遭毁灭吗？百思不解。”她请求陈云，“秉公直接过问”。

　　陈云非常重视曾志的来信，4月24日，就写信给华国锋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转送曾志给他的信。信中指出:“陶铸是国共合作后由我党从监牢中向国民党要出来的。此案涉及到一大批省级干部，弄清陶铸问题非常必要。建议由中央组织部主持会同专案组，将全部案卷和有关人员都调到北京，再审查一次。”

　　华国锋等圈阅了陈云的这封信。

　　邓小平同意陈云的意见，并批示:“我总觉得对陶铸的结论过重，建议由中组部复查。”李先念批示:“陈云同志给我打过电话，对陶铸的问题应当由中组部重新审查。我意应予重新审查为好。”

　　王鹤寿在革命战争年代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时，曾六次被国民党逮捕，狱中受尽折磨，始终坚贞不屈。在“文化大革命”中却遭到严重迫害。

　　1977年12月31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致信陈云。信中说:“为了实事求是地、公公道道地弄清每个老干部的功过是非”，请陈云向中央“写几句话”，说说对王鹤寿“历史的看法”。

　　过了一天，陈云写信给华国锋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转送胡耀邦给他的信，并谈了自己对王鹤寿历史的看法。信中说:“王鹤寿是七七抗战、国共合作时，我们党向国民党监狱中要出来的。”“王鹤寿到七七抗战出狱时为止，在他参加共青团和共产党以后，几乎有一半时间是坐牢。最后一次坐牢时，敌人已设立反省院，王鹤寿拒绝进反省院。”“审查七大代表时，就当时所有材料看，认为他的历史是清楚的。”为此，陈云提请中央考虑，“可否由中央组织部把王鹤寿的材料，再审查一次。必要时由中央组织部把王鹤寿本人调到北京当面核对。”这时王鹤寿在鞍山工作。陈云接着说:“王鹤寿年近七十，身体有病，来北京也可看看病。”

　　华国锋等圈阅了陈云的这封信。李先念批示:“先到北京看病好。”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以他们为例。

　　陈云发言中所举的第四个问题是彭德怀的问题。

　　“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对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陈云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提出要求平反的问题。快两年时间过去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再次要求中央对它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他指出:

　　“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陈云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康生的问题。他说:

　　“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陈云的话刚一讲完，会场里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陈云所讲的六个问题，都是当时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也是最敏感的问题。他的这个重要发言，立刻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陈云说:“这些问题不解决，党内党外很不得人心！”

　　11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会上的发言始终紧紧围绕着陈云提出的那些话题展开，而且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泛……

　　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群情激奋，提出为“天安门事件”等众多冤假错案平反，澄清大是大非问题的同时，一件事情在会议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和震动。

　　11月14日，《北京日报》刊登了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提到: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怀念和哀悼，出于对“四人帮”的深切痛恨，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这段话因夹在会议的报道中，不够突出，因此曾涛、胡绩伟、杨西光等几位新闻单位的负责人经过同于光远商议，决定在报道这一消息时再进一步把事件性质明确，推动这一事件的正式平反。

　　在陈云发言的带动下，加上“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鼓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开始畅所欲言。

　　11月22日，聂荣臻在东北组发言。

　　聂荣臻指出:“康生是个坏家伙。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和林彪、‘四人帮’是一伙的。他有职业病，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在他眼里，没有一个好人，不是特务，就是叛徒。”

　　当聂荣臻谈到所谓“二月逆流”问题时，陈云插话说:“二月是正流，一月是逆流。”他的意思是说，1976年2月，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四人帮”的斗争是正确的；而同年1月“四人帮”夺取上海市党政大权的所谓“一月风暴”才是逆流。

　　聂荣臻说:“我们谈了一些不同意见，就说是什么‘逆流’。为什么不可以发表不同意见？陈毅同志讲，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搞扩大化，话还没讲完，康生就把他的话打断了……毛主席说康生没有实践经验，要他到山东接触实际。我们打了几十年仗，他一次枪声都没有听到过。他在山东，前方要人没人，要粮没粮。陈毅同志批评了他，他就称病回北京，住在北京医院对面的宿舍里，不见人，不说话，住了好几年。”

　　聂荣臻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许多假案、冤案是他搞的。”

　　陈云说:“这些问题不解决，党内党外很不得人心！”

　　在聂荣臻发言后，陈云又就会议讨论中有人提出康生是不是被捕过的问题，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作了简短发言。他说“康生是不是被捕过？被捕的表现怎么样？要慎重一些。如果照外国报刊上登的材料办，那不得了，没有真凭实据，就不能轻易定，要审查”。

　　东北组的萧克在发言时说: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问题，应该把叛徒的结论改过来。

　　在西北组，胡耀邦发言说:我赞成把“文化大革命”中尚未解决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

　　万里在华东组发言说:陈云同志提出的六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们的心里不舒畅。

　　还有的与会者在发言中按顺序排列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其中包括“一月风暴”、“二月逆流”、“三家村”、“四条汉子”、“五一六”、“武汉七二○事件”等等一系列问题，要求中央实事求是地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