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4月5日，他在北京碰上了天安门广场前发生的中国民众悼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勇敢地孤身背着3个相机冲进人群，他唯一的想法是把看到的拍下来，“那时好多人把我围起来，大家都认为我是苏联间谍，把我打倒在地”。

　　1976年4月，在毛泽东去世前5个月，《汉堡晨报》记者马庭·库摩(Martin Kummer)来到中国，他亲身体验了中国那个封闭保守的年代。

　　1976年，坐在故宫雕龙栏杆上的马庭37岁，俊朗精神，穿细格纹衬衣、赭红色毛衣，搭配一款黑色绒面西装外套；30年后，在同一地方再度留影的马庭已是华发丛生。

　　前不久，德国汉堡夜色安宁，马庭·库摩夫妇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近2小时的专访，访问结束时，已是午夜，繁星满天。

　　马庭面容和蔼，热情洋溢，而夫人玛格丽特总是适时补充他的谈话。为迎接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当天马庭特别搭配了一条有熊猫图案的领带，这是夫人玛格丽特在北京动物园为他选购的礼物，“挺合适的，是不是？”他笑容满面地反问记者。

　　被带到派出所

　　1976年，马庭参加了一个由5名记者组成的德国记者团访问中国，此次中国之行由时任德国外交部长根舍(Genscher)的一位议员朋友乌纳·博克(音)促成。

　　当年4月1日，马庭踏上首次赴华之途，他随身带了3个相机，两个是黑白底片，一个是彩色幻灯片。他们一行从东京转机至上海，当晚便飞抵北京。

　　马庭亲自感受到的初次惊奇是，他看见当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空姐都穿着中山装，“空姐给我们发了奶油糖，我把奶油糖都装在一个玻璃瓶里，到现在还存着，特别留作纪念”，马庭回忆。同样留存至今的还有他那次从中国带回来的茅台酒。

　　而让马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1976年4月5日，他在北京碰上了天安门广场前发生的中国民众悼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当时我住在北京饭店，从我住的房间窗口可以看见长安街上发生的事，我看见好多人都往天安门广场涌，我就想，可能出了什么事，但我当时没想到有这么大的事发生。天安门广场前挤满了人，这么多人为纪念周恩来而游行，后来我看报道才知道那天集结了差不多百万人。我当时想：哇，我作为记者，我真是有好运气，碰到了这么大的事！”

　　马庭勇敢地孤身背着3个相机冲进人群，他唯一的想法是把看到的拍下来，“那时好多人把我围起来，大家都认为我是苏联间谍，把我打倒在地，因为互相说话听不懂，他们用手势告诉我：把胶卷交出来……我忍了很久，不想交，但我看到边上燃烧的公共汽车，我害怕了，我根本没有任何出路，只有把胶卷交出去了”。但此前马庭已将更多已拍好的胶卷送回了附近他下榻的北京饭店。

　　一位保安看见马庭躺在地上，走过来将他带到天安门广场边的一个小派出所，在那里，马庭尝试用英文与公安人员交流，但没人听得懂，他失败了，“后来来了一个像军人一样的负责人，他一来，就给了我一杯白开水，还给了我一根没有过滤嘴的香烟，顿时对我‘优待处理’，我其实不抽烟的”，谈及此，马庭笑了起来。

　　此后，那些人去北京饭店取来马庭的证件，证明他的确不是苏联人，后来他被“一些保安通过一条小路送回北京饭店”。马庭被抓在当年的欧洲是轰动一时的新闻，“在我被关时，本来正好和中国当时的代理外交部长有个重要预约，但对一个记者而言，我经历的这些比我参加那个会见有趣多了！”

　　回北京饭店后，马庭马上着手写报道，当晚10点，他跑到附近的北京电报大楼发稿回德国，当时电报大楼唯一的值班人员不会英文和德文，而马庭不会中文，那时尚使用打孔电报纸，最后马庭亲自将稿件敲了进去。30年前在北京电报大楼发电报的原稿，马庭至今保留着。

　　首次中国之行，马庭还特地去了北京大学，“我在北大也见到了大学教授们，我能感受到他们很受压抑的状态，他们当时受打击，属于抬不起头来的那类人”，马庭回忆。

　　1976年4月7日，马庭到达上海，他住在外滩的和平饭店。几天前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被指控为“天安门事件总后台”，第三次被打倒。也在那时，马庭亲眼目睹了上海外滩发生的群众游行，他们举着毛泽东像。

　　马庭在上海一直呆到4月10日，其间他特地去拜访了一个上海工人家庭，这是一个四口之家，一对夫妇，有两个儿子，“我当时感觉这就像是一个毛泽东时代的典型模范家庭，肯定中国其他家庭也是这样的模子的，他们家在厨房、客厅的墙上都挂着毛主席像，这个家庭的成员自我感觉都比较幸福”。在上海，马庭还参观了一个汽车展，车展的宣传栏上写着“三百吨大平板车滚滚向前”等口号，“这样的车展那时很罕见”，马庭说，

　　广告代替了领袖画像

　　在《汉堡晨报》工作4年后，作为资深媒体人，马庭一度担任德国发行量很大的电视节目杂志《听》的副主编，之后他任自由撰稿人。跟先生一样，直到2007年8月之前，玛格丽特一直是《汉堡晚报》自由撰稿人。

　　2006年4月11日，马庭夫妇二度访华，这次访华是他们的长久计划，在1976年，统一的服装、毛式军帽、游行队伍、自行车长龙，甚至在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的人群，都是马庭身临其境，亲眼目睹的。今天，这些昔日场景几乎都已沦入历史烟尘，当年，随处可见的毛泽东画像与宣传口号，也已被琳琅满目的广告与企业品牌标志所替代。

　　30年前，在故宫旁边的冰棍摊，或许只能买到白糖或绿豆冰棍，如今，雀巢、和路雪等各种品牌的冷饮随处可见；30年前，男女装扮大同小异，任何公众场合的亲密举动都被禁止，而如今，恋人们可以自由释放他们相爱的幸福。

　　于马庭而言，二度中国之行给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中国普通民众的改变，“这次我发现，中国的人们都可以自由地决定他们做什么，他们可以自己挣钱、也有机会挣钱，他们还可以有能力购买他们想要的东西”。

　　北京让马庭的感慨如此之深，30年前，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给马庭的印象是一个由灰、绿织就的沉闷色系，“当时中国的男女老少都是一个颜色，穿着也一样；30年后，我发现他们一个个都变得彩色了，变得有生命力了，甚至很多人都欧洲化了”。这次，马庭也在电报大楼看到了自己30年前发电报时使用的电报机，这个旧家伙被放在电报大楼收藏柜中。

　　马庭也发现，在当今中国，“毛主席像已不太常见了”，他依然收藏了一个分量很重的毛主席像放在家里作为纪念。他们还参观了位于北京鼓楼附近的一个当年给毛主席做鞋的鞋厂。

　　这次，他们在上海呆了10天，依然住在和平饭店。马庭对上海最大的惊讶缘于浦东，30年前他从和平饭店的窗口眺望对岸的浦东，那里“只有一些非常可怜的仓库”，而现在金茂大厦和东方明珠塔高耸入云。每天清晨6点，马庭夫妇都会晨跑，他们常碰到一些熟脸跟他们打招呼，这是让人愉快的事情。玛格丽特更喜欢上海，这座城市的自由与活泼氛围让她着迷。

　　2006年9月2日，《汉堡晚报》专门用3大整版报道了马庭夫妇二度中国之行，德国北部城市罗斯多克的报纸也连续发表了他们的中国行札记。

　　“给中国做的最好广告”

　　1976年，马庭从他的首次中国之行中带了珍贵的1200张彩色幻灯片与黑白照片回德国；30年后，马庭夫妇拍摄了约1.3万张电子照片带回来。他们在汉堡港一艘轮船上办的中国摄影展对公众开放，除了登上该轮船的6欧元收费外，他们的摄影展是免费开放的。

　　马庭亲身体会到参观者的感受，“他们对中国近30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很惊讶，甚至有人看完展览后对我们说：这是给中国做的最好广告”。

　　德国主要媒体《世界报》与《汉堡晚报》评价称，马庭的这些照片已成为记录历史的宝贵财产，它们通过直接对比，反映了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国度发展向一个世界强国的蜕变、一个民族的复兴历程与普通百姓生活的巨变。

　　马庭夫妇的最大心愿是能将他们的关于中国30年变迁的摄影展推到中国，对他们来说，能在上海或北京办这个摄影展是最棒的事情，“中国现在是我们两口子最大的一个题目”，马庭总结。他看上去神采奕奕，细心的人会发现，马庭在黑色西装外套上别了一枚小巧的北京奥运徽章，“今年8月8日之后，我就开始戴它，因为我常坐地铁，我想通过这个小小举动让大家知道，我很喜欢中国！”(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MartinKummer先生提供，感谢封辉女士、张武先生对本文的贡献)

　　撰稿·贺莉丹(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