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艾略特·卡特(Elliot Carter)是美国古典音乐传承与创新的亲历者。他拿过两届普利策音乐奖(1960年、1973年)，是美国国家艺术奖章的首位获得者，名字存档在“古典音乐名人堂”里。今日，卡特就满100岁了。国际乐坛纷纷构思为卡特贺寿，纽约、伦敦和巴黎都将举行大型音乐庆典。卡特也向媒体回顾了自己的音乐生涯。
- 人物
作曲家 评论家 活文物
100岁的卡特，人生与当代音乐史上的多位“大佬”都有过交集：包括美国现代音乐“教父”查尔斯·埃夫斯、现代音乐史上的开路先锋勋伯格、亨德米特等人。1961年，早就走上“反传统之路”的卡特写下“双协奏曲”，被那个写出《火鸟》、《春之祭》的斯特拉文斯基捧在手心，大呼“杰作”。卡特的创作，公认严谨。他与美国乐坛“极简主义”等数个音乐风潮擦肩而过，但从不归类于任何一种潮流之中。他视非传统的创作手法为“传统的延伸”，反对音乐的剧场化、视觉化；认为约翰·凯奇等人的“行为艺术”“极沉闷”。他也从不归属于欧洲艺术家们的“圈子”，保持着独当一面的声音，曲子里常有激情火花，近年来则有更多狂暴的星火。卡特的独立性还在于作曲家身份之外：他笔头与口头上的音乐论析，向来保持记者与乐评人兼有的姿态。
1926年，卡特入读哈佛，拿的却是英语文学文凭。卡特喜欢取诗入乐，他最近脱稿的作品素材，便是庞德的诗行。上世纪30年代，卡特跑到现代音乐养分更充足的巴黎去，跟随纳迪亚·布朗热学习。从1940年，卡特开始执教美国的名校，遍及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朱莉亚音乐学院等等，拿过成打的荣誉博士头衔。但教学丝毫没有减退卡特惊人的多产，而且他的创作期如此漫长，2007年刚脱稿了9首新曲，2008年内还要完成7首。卡特说，他每天一醒过来就在作曲。
欣赏当代音乐的人，在当今世界，一向小众。不过在今天卡特的“捍卫者”中，则包含了另一批“活文物”：丹尼尔·巴伦伯伊姆、皮埃尔·布列兹、詹姆斯·列文等大师。他们身体力行，为现代音乐的上演与推广常年奔走。
音乐生涯 《春之祭》 让我爱上当代音乐
记者：你是怎么想要成为作曲家的呢？
卡特：我二十三四岁的时候听皮埃尔·蒙托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出《春之祭》。《春之祭》在当时可是个大丑闻，演出中途观众走了一半，剩下的人走出演奏厅时，表情都是吓坏了的。可能就因为这个，我才喜欢(哈哈)。从此我就成了当代音乐的拥趸。我当时跟尤金·奥尼尔的大儿子很好，他带我很早就接触到现代艺术。后来我有个老师把我介绍给查尔斯·埃夫斯和瓦雷兹。一战后，美国的经济状况跟现在很不一样，那时没有收入税系统，很多有钱人会资助当代音乐。所以我们做音乐没什么后顾之忧。当时上演了很多重要的作品，我听过斯托科夫斯基指挥大都会歌剧院演贝尔格的《沃尔采克》，我记得当时我坐在格什温旁边，心里敲着小鼓，什么话都不敢说。这些演出都是私人赞助的，而且场场爆满。尤其在二战快结束时，因为希特勒很讨厌现代音乐和现代艺术，所以每个人都想反其道而行之。
音乐往事 当代音乐由盛至衰
记者：埃夫斯对你有过很大帮助吧？他替你给哈佛写信，说你有不寻常的幽默感。
卡特：我在学音乐以前自己也写过些东西，比如拿乔伊斯的作品谱曲。埃夫斯想鼓励一下我，但我发现哈佛大学音乐系里没人喜欢当代音乐。于是我就去了英语文学系。后来我跑到巴黎去跟布朗热学新古典主义的音乐。埃夫斯当时反对我去，他主张我就待着“当个美国人”。后来我在当《新音乐》杂志编辑的时候，发现埃夫斯也是当时资助当代音乐的其中一个，这些有钱人后来也帮纽约开办了当代艺术馆。这一切在大萧条时期都没了。有了收入税，私人赞助少了很多。
记者：也就是说，开发了赞助者的口味以后，上演的音乐种类却少了。
卡特：没错。
记者：60年前你在一篇文章里写过，对于作曲家来说，写什么、怎么写、怎么更大众一些、怎么跟出版商合作等等，问题一大堆。
卡特：60年前，作曲家很少，从我那一代美国才有了音乐课、教作曲，不但在音乐学院教，也在普通学校里教。现在的问题是曲子太多了，但没多少人对当代音乐感兴趣，所以很难找地方演出。
音乐评论 世界遮蔽在广告当中
记者：那你怎么看几十年来美国乐派的极简主义，比如史蒂夫·莱克、约翰·亚当斯、菲利普·格拉斯……
卡特：根本不成立。
记者：不成立？
卡特：我这么说吧。每个人都有自由去写他们想要写的，做他们想做的。但我自己觉得，现在全世界都遮蔽在广告当中，而广告就是一个不断重复的系统，无论是真是假，要的是忽悠大众去相信他们所宣传的一切。现代人也似乎接受得很自然，似乎不听上10次，都很难受。而实质上，我们陷入的是更可怕的环境里。他们的音乐，会让我联想到希特勒式的宣传，我就是不喜欢。极简主义音乐在不断重复同一样东西，似乎要把听者按下去，直至说服他们。我觉得这是在诋毁人类的智力。
记者：你是美国作曲家，欧美作曲家，还是国际作曲家？
卡特：我就是作曲家艾略特·卡特。民族性，在我看来，也许是我们一直在制造的东西。德、法都有很强的民族特色，那是历史，但美国有什么呢？
百年感悟
有意义的音乐会有未来
记者：以作曲家而不是听众为中心的生活注定是孤独的，但现在很多人喜欢你。不被人理解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卡特：年轻时碰壁可是家常便饭。我的第二部弦乐四重奏在哈佛演出时，我从前的老师沃尔特·皮斯顿对我说，要是他早知道曲子是“那样子”的话，肯定早就关门走人了。我的第一部弦乐四重奏在比利时获了奖，但很多人还是接受不了。曲子在哥伦比亚大学演出时，一个教授站起来就说，“要不是你在这儿教书，这里是不会上演这种东西的。”这样的阶段，到后来慢慢不见了。身边越来越多的人成了我的朋友。感谢上帝。我想，偃缫欢我衾终娴母挥幸庖澹隙ɑ嵊形蠢吹摹?lt;/P>
本报记者 张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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