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的历史传统来看，都城的区位选择更多的是考虑了对国内的政治辐射力和对外的防御功能。一般来说，凡强盛的王朝多建于北方，即使迁都也不会很偏南。而民国政府和蒋介石都把南京作为建都地，这种选择主要取决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

　　孙中山选定南京

　　从19世纪40年代起，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威胁，尤其是日本。辛亥革命后，将何处确定为中国新的政治中心，是摆在革命党人面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资产阶级各派在建立新的政治中心的问题上，首先发生了武昌与上海之争。武昌是首义之地，武昌起义爆发后，鄂军都督府于1911年11月7日就建立新政府问题通电各地，请各省派全权委员至武昌组织临时政府。当时革命党人政治基础较强的地区则是东南沿海地区，江浙方面就主张将新的政治中心放在上海，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联名致电沪军都督陈其美，提出在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总机关”。

　　围绕着中国新的政治中心设在何处的问题，随着南京的克复才得以在革命党人内部达成初步共识。12月12日，各省代表便由武汉、上海会于南京，12月29日，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召开，开始筹组中央临时政府。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革命派经过短暂的争执，终于选定了南京作为其临时政治中心。这样，当时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存在着两个政治中心：一个是清王朝在北京的政治中心，一个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南京的政治中心。

　　要求袁世凯南迁

　　孙中山在担任临时大总统之际，表示只要袁世凯拥护共和，使清帝退位，自己愿拥他为总统。至于都城，孙中山认为南京和北京都是可以的，但更倾向于南京。2月12日，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孙中山提出辞职，请袁世凯来代替，不过孙中山向袁世凯提出了三个条件，其中的两个条件与定都南京有关：一是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二是新总统在南京就职，把袁世凯置于南方革命派的监督和控制之下。除此之外，日本方面当时对孙中山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辛亥革命之际，对中国南、北政权均有特别影响的日本朝野，则多主张中国的政治中心放在南京。日本方面的出发点很清楚，它是想借中国政治中心南移的机会，削弱中国在北方的防御，便利其对满蒙的侵略扩张。

　　在参议院(以同盟会员为主)讨论此问题时，主张建都北京的占20人，主张建都南京的只有8人，只是在孙中山和黄兴等人的一再坚持下，参议院复议时才确定了南京。

　　北洋军人不同意

　　从袁世凯来讲，他根本不愿意离开自己势力强大的北方而到南方受制于革命派。北方的军人集团也不愿将中国的政治中心南移。

　　1912年4月2日，参议院决议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孙中山在南京建立政治中心的努力夭折。平心而论，资产阶级革命派重建政治中心的努力虽值得称道，但革命派没有从中国当时的内政、外交等多方面来考虑确定新的政治中心。袁世凯力主维持北京政治中心的地位有其不可告人的预谋，但也不是说没有可取的地方。首先，选择北京本身也是代表了当时各地方的意愿；其次，在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地想吞并东北的情况下，维持北京政治中心的地位，有利于制约日本，抑制了复辟势力，使其最终没有形成气候。

　　蒋介石改变主意

　　北京政治中心的地位从1912年一直维持到1927年，在袁世凯统治时期，表面上仍然是强权政治，袁世凯死后，形成皖、直、奉三大北洋派系和其它地方军阀的割据，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徒具虚名。

　　1927年，国民党发动了旨在推翻北方政权的北伐，在确立新的政治中心问题上，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一开始也赞成设在武汉，但后来转变了立场。这种转变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唐生智在归顺国民政府后，基本上控制了两湖地区，蒋介石感到在唐生智控制的地盘上不利于他作为总司令个人权威的发挥。第二，北伐前，广州地区严重“赤化”，蒋介石赞同迁都武汉是想让国民党的政权中心建立在民众运动基础较弱的两湖地区，限制国民党内的左派势力，但是当北伐打到武汉后，武汉地区“赤化”的程度比广州有过之而无不及，显然，在武汉建立政治中心会进一步有利于国民党内的左派。正是由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蒋介石才定都南京。

　　将北京改称北平

　　蒋介石虽然在南京建立了政治中心，但当时在武汉还有以汪精卫为核心的另一个政治中心，稍后，西山会议派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党部，此外，以北京为中心的军阀政权尚未灭亡，中国当时实际上出现了多个政治中心并存的局面。不过这种局面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到1927年9月，国民党内各方势力达成了初步妥协，特别委员会在南京宣布成立。1928年2月2日，国民党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结束了宁、汉、沪三个中央的局面。同年6月，蒋介石再次领导发动了北伐，直捣北京。接着，东北的张学良易帜，全国得到了形式上的统一。在当时条件下，国民党也并没有认真考虑过是否将中国的政治中心从南京迁往北京，相反，为了淡化北京的传统政治中心概念，国民政府将北京改称北平。

　　建都南京的遗害

　　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打破了中国近千年来形成的传统政治地理格局，中国历来的国防重地长城以北地区的防御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中国政治重心南移后，蒋介石对稳定和维持中心区域的统治给予了优先的考虑，导致政府与东南地区商民争利的现象严重，从而使中国经济步入了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垄断的畸形状态。相对于东南沿海地区，国民党对中国腹地的广大农村越来越不重视，其结果是，国民党对农村的统治越来越虚化。

　　从国家的对外防御来看，政治中心的南移也决定了国民党在处理与列强间的关系中，重视与英、美的关系，而疏于对日本的防范。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形成了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把占有满蒙作为基本国策。蒋介石组织军事力量进行二次北伐的时候，日本力主蒋立足于长江流域，反对其北上，意在减缓中国走向统一的步伐。面对这样恶劣的国防形势，蒋介石把政治中心放在南京，北方的防御越来越弱，客观上助长了日本在北方势力的发展，以至于在国民政府建立只有5年的时间，日本就出兵了东北，到1937年，日本便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摘自《甘肃广播电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