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0月 28日，纽约证券交易所股指暴跌13%。第二天，道琼斯指数一泻千里，暴跌22%……美国乃至全球历史上最恐怖的一次危机拉开序幕，人们迎来了长达十年的大萧条。音乐、电影、阅读、体育等休闲方式，让美国人度过了最难奈的时代。

　　简单家庭游戏大受欢迎

　　美国人生活中受大萧条影响最显著的方面，莫过于闲暇时间的利用。娱乐和运动商品的销售净额从1929年的5亿美元，下降到了1933年的略高于2.5亿。休闲团体——城市运动俱乐部、乡村俱乐部、高尔夫俱乐部和网球俱乐部等——在1930～1934年间下降了一半。仅高尔夫俱乐部就损失了大约100万成员，在严重的财务压力下，很多私人高尔夫球场都被卖掉了，转变成了日费制运作模式。社交俱乐部和兄弟会组织似乎也有同样的衰落。

　　另一方面，简单的家庭游戏——拼图、“强手”、跳棋、国际象棋、十五子棋、掷套圈和掷蹄铁——却变得大受欢迎，要么是为了消磨时间，要么是为了排遣焦虑。

　　罗斯福最有名的消遣是集邮——这跟他的政府在头5年的时间里发行了大约100个新邮票品种也不无关系——为这种消遣方式做了最好的宣传，使得集邮者的数量从估计的200万增加到了900万。桥牌——小额赌注或无赌注——在各种叫牌约定所带来的新的刺激下颇有进展。研究这一娱乐方式的畅销书作者埃利·克柏森估计，尽管是在艰难时期，但全国在桥牌培训上仅1931年就花掉了1,000万美元，总共(包括购买扑克牌)花了将近1亿美元。在郊区，呆在家里促进了羽毛球、乒乓球和户外晚餐的复兴，刺激了业余木工、机械、养鸽子的业余爱好。

　　1934～1935年间短暂地流行过被活埋，大学校园里有过一阵子吞金鱼的狂热，是哈佛的一位新生在1939年开创的，芝加哥的一位学生把它推向了紧张高峰，他吞下了3张留声机唱片。

　　30年代中期，流行一些稍许有些疯狂的客厅游戏：1935年时兴一种被称做“来回拍击”的手语，1936年流行一套很不寻常的双关语，以“敲门，敲门——是谁呀？”开头，两年之后，一种被称做“游戏”的看手势猜谜的改良版从好莱坞流传开来。

　　罗斯福成最佳广播宣传员

　　一些不入流的时尚来来去去，此消彼长。端坐不动的消遣项目当中，最普遍的莫过于听收音机了。

　　公众对新闻分析和新闻解释的渴望，带给时事评论员雷蒙德·格拉姆·斯温、H. V. 卡滕伯恩、洛厄尔·托马斯、加布里埃尔·希特等人以前所未有的声望，数百万人专心致志地收听他们关于慕尼黑危机、中日冲突、波兰入侵和法国陷落的观点。而且，1932～1939年间，通过收音机传送的消息量几乎翻了一倍。

　　新政最好的广播宣传员就是罗斯福总统本人，他那句让人心里暖洋洋的平民化称呼语“我的朋友”，早在他1920年竞选副总统的时候就已经被采用了。他总是直接而亲密地诉诸人民，这一姿态打造了一种个人的领袖风范，就其影响力来说是空前的；一天的“炉边谈话”之后，经常能收到5万封听众来信。记录所有这些讲话的唱片，显示了罗斯福在演讲技巧上的变化，从老式的洪钟大吕式的风格，加上在前收音机时代学到的那种雄辩有力的停顿，到更低沉的音调，以及更柔软、更放松、更迷人的谈吐，这些更适合那些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听众。

　　爵士乐是战前最后的纵情

　　1934年初，或许是作为经济复苏的先兆，爵士乐的精神获得了重生，这次复兴主要是通过华美的单簧管唱片和班尼·古德曼的伴舞乐队广播，班尼极好地诠释了欧洲鉴赏家们所谓的“热爵士”。它很快就获得了新的名字：摇摆乐。它是切分和层级节拍的一种更具动感的形式，一种强烈的、然而容易漂浮的“准时到达”节奏——在专家的手里，能够有丰富的即兴创作——摇摆乐保留了爵士乐的基本要素。

　　1935～1936年间冬天，当“即兴曲”和“热乐俱乐部”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时候，一位记者写道：“‘摇摆’之于爵士，就像诗魂之于诗歌。”有一个深受人们喜爱的术语，不经意间流行起来了，这就是“布吉伍吉”，表示一种钢琴音乐，演奏者以持续滚动的左手程式，混合着右手随心所欲的即兴创意。

　　数百万年轻人的脚认可了这种新风格。那些热情的鉴赏者自称为hep-cat(爵士乐迷)，积极地投身其中者自称为jitterbug(爵士乐狂)。当他们“进入最佳状态”的时候，结果往往是更富有动感，而不是更优雅。

　　爵士乐狂的时代，是年轻人在战争的号角吹响之前的最后一次纵情放肆。

　　“米老鼠”“唐老鸭”问世

　　电影——在上一个十年是全国第四大产业——依然是最高的商业娱乐。这种“全说话、全唱歌”的图画所带来的最初的刺激，尤其是听到那些在无声电影当中倾慕已久的明星们的声音所带来的喜悦，帮助把电影工业推向大萧条时期的第一波小小的高潮。

　　迪斯尼1926年从中西部地区来到好莱坞，两年后创造了“米老鼠”，在有声电影《汽船威利》(1928)让这个足智多谋的啮齿动物开始走上世界性主人公的道路之前，默片中的米老鼠并不成功。当三十年代快要结束的时候，据报告，米老鼠已经逐步让路于迪斯尼后来所创造的另一个卡通形象：唐老鸭。这是不是因为唐老鸭那呱呱乱叫的恐慌比米老鼠厚脸皮的个人主义更接近于时代精神呢？

　　这些“机器时代的童话故事”的作者，还在《白雪公主》(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1938)和《幻想曲》(Fantasia，1940)中展示了他的多才多艺，前者是他第一部全长电影，由将近50万幅绘画依次拍摄而成，后者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试图把古典音乐与绘画艺术(常常还是抽象的)结合起来。

　　大多数电影的内容依然是为了逃避现实而设计的，多数反映了那些疲累或倦怠的成年人的品味，他们所寻求的是奢华和传奇、性和情感的世外桃源——对于年轻的电影迷来说，远不如迪斯尼的世界那么有益健康，充满了不确定的社会效果。

　　大萧条初期，好莱坞显然忘记了这场危机。

　　“没有图书馆，我早疯了”

　　在大萧条即将到来的时候，20个成年人当中大约有19个人是报纸的读者，四分之三的人读杂志，二分之一的人读书。经济危机只给报摊和杂志书架的主顾造成了较小的伤害——光顾这些地方的花费总是很小——但它带给图书界的却是一次严重的打击，与此同时，正迅速发展的公共图书馆也处在一个经费捉襟见肘的艰难时期。

　　无所事事的百万民众突然发现，公共图书馆简直就是穷人的俱乐部，一个可以随便翻阅、打盹瞌睡的温暖而安静的地方。

　　1933年，美国图书馆协会估计，自1929年以来新增的借书人大约在200到300万之间，而总的图书流通增长了将近50%。顾客偶尔会对图书管理员说：“要不是因为有图书馆，我没准早就疯掉了，或者自杀了。”

　　起初，小说是最大的受益者，西部小说和轻松杂志的大量读者都逐渐增加，慢慢转向了技术和知性主题的书籍。然而不幸的是，就在这个发展机会最大的节骨眼上，图书馆当局却在贫困的重负下呻吟。

　　在60个大城市中，购书经费从1931年的一年两三百万美元，缩减到了1933年的不足100万美元。在举办世博会的那一年，芝加哥极力把它最好的一面呈现给世界，而芝加哥图书馆却面临着连续第三个季度根本没钱买书。无力替换破损的旧书，无力改善糟糕的服务，以及缩短了的借阅时间，是最常见的障碍，直至大萧条时期中间的那些年，正在复兴的国家经济才让图书馆恢复了过去的标准，长期以来，正是这样的标准使得美国的公共图书馆成为全世界最好的。

　　《读者文摘》发行量最大

　　在大萧条的打击下，杂志一般都保持了稳定，发行量还略微有所增长，周刊比月刊更有优势。不断萎缩的图书销售，结合了让杂志获益的新的闲暇。纪实故事和爱情杂志是逃避现实的精神鸦片，自夸其在1935年的总发行量比1921年几乎多出了三分之一；但另一种假想的安慰剂——幽默杂志——却没能重整旗鼓，到1935年，其发行量只有大萧条之前的一半多一点。除了《吹牛大王》暂时的成功之外，“笑解”这场危机没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宗教杂志继续衰微，但通俗科学和机械方面的杂志却坚持了下来。自由主义的和激进的杂志在1931年创下了新高，但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损失了将近一半的发行量，1934年达到最低点，不过自1935年以后又开始小幅度攀升。

　　女性期刊——它们的1,200万订户到艰难时期也并未大减——继续供应着浪漫传奇和多愁善感，只对不断高涨的经济和政治争论作出了很小的一点让步。第一份专门为男人办的杂志《时尚先生》创刊于1933年。

　　《读者文摘》是一份口袋大小的月刊，这一时期刚开始的时候有25万订户，而到这一时期结束的时候，其发行量接近七八百万份，包括外语版和盲文版。这是有史以来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杂志。它的成功，部分源自于大萧条——当时，很多家庭没有能力订阅几份不同用途的杂志，就只好订阅这份多用途合一的杂志——部分源于它的提炼(或者至少是浓缩)其他出版物的精华的做法。它的食谱包罗广泛，从探求一线希望(或更大希望)的文章，到瘸子和盲人所讲述的快乐生活的故事，混合了关于聪明小狗和花鼠的奇闻趣事，以及一本正经的下流笑话，诸如你可以在牧师协会散伙之后听到的那种。

　　“硬汉”海明威影响一代人

　　在整个虚构文学领域，最重要的小说家是欧内斯特·海明威。在大萧条时代，他以《永别了，武器》(1929)开始，以《丧钟为谁而鸣》(1940)结束，前者讲的是一个处在战争和死亡阴影下的深刻感人的爱情故事，后者在主题上有些类似，但背景是一场新的斗争：西班牙内战，这位美国自由撰稿人参与了这场战争。

　　海明威的惜墨如金、断断续续的对话，以及他专门描写性格外向的男人，深刻地影响了这一代人，他的强硬都市学派的弟子们甚至比师傅更加顽强。

　　托马斯·沃尔夫笔下描绘了大萧条的令人难忘的图景：为了取暖而在市政厅厕所里挤作一团的曼哈顿穷人，廉价公寓里的外籍居民，出没于地铁和通宵流动咖啡摊的那些衣衫褴褛、孤苦伶仃的人。沃尔夫一直对正在走向纳粹的深渊感到不寒而栗，比如《时间与河流》(1935)和《你再也回不了家》(此书在他1938年过早去世的两年之后出版)，象征了美国人迷失在困惑、光荣、挫败和对生命本身的死亡预感之中。

　　沃尔夫把自己很早就获得人们的认可归功于辛克莱·刘易斯的赏识，后者在1930年接受美国作家所获得的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时所发表的演说中赞扬了沃尔夫。

　　30年代又有两位本土作家获得了诺贝尔奖——1936年的颁给了戏剧家尤金·奥尼尔，他除了一部按照希腊模式创作的新英格兰悲剧《埃里特拉戴孝》(1931)和一部描写年轻人的轻喜剧《啊！荒野》(1933)之外，很快就陷入了一段贫瘠的时期；1938年的诺贝尔奖颁给了赛珍珠，她的长篇小说《大地》(1931)讲述了一个中国家庭奋力抗争洪水、干旱和经济剥削的故事，这在大萧条时代颇能吸引眼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