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之一：中国的对外开放，最初是从扩大对外经济交往突破的。30年来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越来越大，给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带来了冲击。

　　记者：余先生，对于国门初开时中国社会文化经历的震动，您有哪些记忆和感受？

　　余秋雨：开放是相对于封闭而言的。因为经历过长时间的封闭，所以打开大门的时刻才特别振奋人心。长久封闭过后再开放，那么开放的幅度和深度，甚至会超过某些一直开放的国家。

　　国门初开的上世纪80年代，是激动人心、令人怀念的时代，这种激动正是由对外开放之风引领的。那时候，中国学者都在努力学习，重新打量我们过去批判过的那些东西，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整个民族如何摆脱落后文化的包袱而积极努力。社会、文化的开放甚至一度快过经济开放，新思想、新思潮风起云涌，经过一次次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冲撞，“开放”始终占据上风。

　　记者：何先生长期从事对外交往，您对开放中哪些事情感受最深？

　　何振梁：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说。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有深切的体会，100多年以前，我们国家很弱，老受欺负，于是逐步形成这样一种心理，就是一切都是外国的好，这样的心理状态潜移默化一直影响到现在。也许我讲得绝对了一点，但不这么绝对不会引起注意。

　　我们办奥运会是一次全方位的开放，尽管对北京奥运会有不同的声音，但是世界上压倒的声音都说，北京奥运会是中国了不起的辉煌成就。老百姓感受到我们在开放中取得的这一成就，一种民族自豪感就油然而生。一个民族缺乏自信，很多事情就不敢去干。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大大增强，对我们今后的发展非常重要。

　　话题之二：对外开放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正确坚持这一国策，必须特别注意掌握开放的原则，其中一个关键是要正确对待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人类一切文明成果。

　　记者：奥运会本身是西方文明的成果。我们经历两次申奥，何先生亲历其中甘苦，肯定有许多话要说。

　　何振梁：奥运会有100多年的传统，长期以来以欧美文化为主体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做法。我们把它拿过来，很多东西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适应的过程就是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我们在奥运会筹备过程中，从来没有拒绝外国的好的东西。我们聘请了许多外国专家、顾问，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之所以成功，正是由于北京奥运会既有中国的文化特色，又吸收了各国过去的好的经验为我所用。

　　记者：余先生对中华民族的复兴有很高的期许，同时又强调对外文化交流时要“更多回过身来，背靠国际坐标来筛选和重组中国文化”，这一点如何理解？

　　余秋雨：中华文明在2500年前就出现了先秦诸子，创立了优秀的学说，尤其是儒家道家学说。但我们必须牢记，我们的祖先没有经历过与别的文明对话和比照，在今天多元文明并存的环境中，完全用那样的学说未必管用；也不能想象暂时关闭大门，只在悠久历史和先秦诸子中间汲取营养就够用。五四时期，鲁迅、胡适、蔡元培、陈独秀这一代人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了解远胜于我们，却都强调“拿来主义”的重要性。

　　在这个全球化的开放时代里，我们思考中国文化，一定要给中国文化建立一个世界坐标，不能再用封闭的方式谈论中国文化。思维的封闭，今天仍是影响文化建设的一个大问题。苏东坡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中国文化，用再好的词汇也不为过；但是千万不要将许多形容词胡乱堆砌在它身上，否则就会造成狭隘的民族主义，产生盲目自大或盲目自卑。

　　话题之三：只进不出或者只出不进，都不是完全的开放；进出结合，有进有出，才是完全意义的开放。

　　记者：大家知道，余先生从写作《文化苦旅》到参与“千禧之旅”，走过世界所有文明古国的集中地，从纵向、横向上打量过人类文明的演变。这样的走出去，您有哪些收获？

　　余秋雨：从上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我的生态进入了彻底开放时期，这是开放的中国给予我的权利。我可以和凤凰卫视一起贴地行走4万公里，穿越当今世界最危险的地区，亲身考察人类全部重要古文明的遗址。走过中东，我又考察了96座欧洲城市，这是欧洲学者也未必能做到的事。

　　到过这么多现场，我对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有了设身处地的发言权。之后，我再去讲解中国文化，分析它为什么能成为所有古老文明中唯一不灭亡的一个，就更有说服力。这些演讲大受欢迎，也让更多中国的思维传播到世界。

　　是开放时代给了我这样的机会。现在，世界在我们眼里变得非常亲切、开放，可以随意出入。同时，走出去也让人的思维变得开放。在文化领域，我觉得只要自己努力，就可以进行世界性的考察，得出世界性的结论，并在世界任何地方宣讲。

　　记者：何先生很早就走出去了。最重要的一次走出去，可以说是2001年作为中国申奥代表团的成员在莫斯科作陈述。讲讲那一次的感受吧。

　　何振梁：大家知道，那一次我们的陈述都很成功。李岚清同志的英语表达非常流畅，马上给人家一个新的中国的形象，让人感觉到在当今的世界舞台上，我们正迈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昂首前进，而不再是像西方宣传的那种刻板的、古板的模样。再加上张艺谋的短片，形成了很好的气氛，传递了既古老又现代、既独特又开放的中国形象。

　　有经验的人曾经告诉我们，在申奥过程中陈述不会给你带来多少票，但是可能让你丢掉票。然而，我们的陈述改变了过去的说法，为我们赢得了好几票。

　　话题之四：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中国要同世界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中国的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将始终不渝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记者：余先生，开放的背景下，您怎么看待中国文化的血脉延续和创新？

　　余秋雨：中国文化的前途、生命力全在于创新。要创新，首先要开放；没有开放的空地，就没有创新的空间。

　　今天我们说开放，指的不单单是对外国开放，而是要为多元文化腾出空间，容纳多元，容纳差异。

　　中国文化要走出去，不应过度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也不应把人类共同创造的很多文明财富一概归于西方文明，在文化交流领域人为地划下一道国界；更不能产生盲目的民族自大，侈谈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

　　也有一些人担心中国文化会不会被外来文化吞没，而我更担心的是中国文化在自我陶醉中失去自己。我们的文明中间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缺少公德、不在乎真假、不在乎创新等。我们面对的是全世界的文化，真正的中庸之道，就是包容多元，让各种文化和谐共存。在崇尚文化差异的基础上，与其他文化平等交流、对话和融合，合理争取中国文化的话语权，而不是发布强加于人的信号，这才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方式和发展的方向。

　　记者：大家都知道中美建交中“小球转动大球”的故事，可见体育运动能在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和各国互利共赢中发挥重要作用。何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

　　何振梁： 当今世界，谁都不能关起门来，都应该来共同分享人类文明的成果。谁想抱着自私的观念，是不可能发展的。

　　体育是全球化最早的一个方面，体育本身就是开放的。在体育活动中，全世界都用一个规则，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关起门来搞体育，都要适应同一条件下的合作与竞争。互利共赢就是通过交流来学习对方的长处，提高我们自己。

　　对外开放中很多规则都是人家制定的，我们开始时只能了解它，适应它。但是，如果什么时候都是人家来定规则，我们来执行，这不可能互利共赢。随着开放的持久和深入，我们要积极参与规则的制订。有人问我：“这么多年，你改变了哪些规则？”我想至少我把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带进了国际奥委会，那是一个完全以欧美为主的俱乐部，但现在他们听到了我们的声音，很多事情也要吸收我们的意见。

　　记者 武卫政 姜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