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价值观的回归与突破

　　文学何为?是否还需要一肩两担挑起人类社会道与义的责任?缭乱得眼花的网络时代，传统赋予文学的意义、价值似乎成为一个不可言说，不屑于言说的命题。

　　一场大地震，看似被冰封的传统价值观喷薄而出，绽放出绚丽活泼的生命异彩。文学和作家共赴国难。作家们令人感动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亲赴灾区救援，不仅仅是组织一支支采访队进入汶川采访，不仅仅是送去了一级级作协的善款和帐篷。真正能凸显作家与众不同的是他们手中的笔，记录下这场天灾所带来的苦难，以及在苦难中闪烁的人性之光。文学在这一刻成为了传单、成为了号角、成为警世钟同时成为止疼药，文学在这一刻担当起了历史给予的使命，让我们看到了它无可比拟的力量。灾难成就了文学的一场盛宴。

　　2008年文学的另一盛事是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和颁奖。茅盾文学奖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大奖，从历届获奖作品看，侧重宏大叙事，青睐厚重的史诗性作品，倚重现实主义精神，关注历史题材。今年，在文坛和社会引起轰动的是麦家的《暗算》获奖。同获此殊荣的另外3部小说都是乡土题材，新智力、悬疑小说的代表《暗算》的另类犹如一块突然坠下的高空落石，搅乱了人们心目中茅盾文学奖一以贯之的那潭写实主义的湖水，无疑会促进未来文坛的创作面貌向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这是新生代作家的突围，更是传统文学的突破。本届茅盾文学奖，可感的关键词就是市场化，明显的特征是评奖不再拘泥于文学圈，入围作品被全部放在网上进行了一次集体展示。

　　在网络集体亮相的还有来自全国部分省区的作协主席、副主席们。他们共同参加了起点中文网上的“30省作协主席小说巡展”，上传作品在网上PK自己的人气。炒作也好，策划也罢，能有这么多主席们参与，足见网络对文学之影响深入人心———其实，网络的最大吸引力来自其背后的巨大市场。不过，要让文学全面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也是不可为的，文学毕竟是理想与精神的化身，必须要坚守自己的品格，它可以向市场表现出开放的姿态，而不能变为被市场所用的工具。

　　然而，市场大潮汹汹，谁能完全抗拒名与利的诱惑?文学俯首，甘为金钱的孺子牛，并非今日始，只是时下犹盛。国家级刊物《报告文学》明码标价卖文学，千字千元。多加几千元，文章也可直接由杂志社的人代写。该刊执行主编吴双否认做有偿新闻，对收费发稿有他自己的解释:“有偿新闻?我们是一家文学刊物，不做新闻。”

　　比《报告文学》更为等而下之的是年年都有的作家抄袭事件，今年花落新疆的遥远，上海的顾艳。这类事件层出不穷，花样却不见翻新，总不过是把人家的东西拿来就用，技术改良跟不上时代的速度，品格是一如既往的低下，不说也罢。

　　明星:缺乏自律，道德成话柄

　　2008年，娱乐圈的明星依然丑闻不断，呈现出的一个新特点就是:知法犯法、涉黑涉暴。

　　年初，歌手谢东与女友再次因为涉毒被北京西城警方行政拘留10天。滑稽的是，之前谢东因为戒毒表现良好，曾经在去年12月5日被北京市公安局聘为北京市禁毒志愿者。今年3月3日，北京禁毒志愿者总队表示，谢东的“禁毒志愿者”资格已被中止。

　　年末，在娱乐圈里口碑颇好的臧天朔又成焦点。11月6日上午，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办证实臧天朔被捕的消息，并称此事已进入司法程序。随后，检察机关证实，臧天朔涉嫌的罪名为聚众斗殴，与5年前发生在廊坊的一起恶性斗殴事件有关。

　　在这期间，还贯穿着演员周杰在北京798艺术区打伤管理人员事件，以及演员李亚鹏动手打伤记者的事件。

　　娱乐圈明星屡屡知法犯法，凸显的不再是某些明星道德的堕落，而是法律意识的淡漠，特别是臧天朔的“倒下”，更把公众对明星道德的关注和反思引向一个新的高度。除了呼吁明星们要自爱、自律，也有舆论反思明星失德的社会因素，质疑我们当前盲目溺爱明星的畸形“明星文化”，质疑有关部门对明星管理的失范。

　　娱乐圈明星丑闻连连，让公众对明星道德产生了普遍的不信任感，这也导致“明星从政”成为今年娱乐圈的又一焦点话题。

　　今年3月，知名主持人王志离开《面对面》之后，其去向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王志要到云南挂职副厅级干部的消息就一度甚嚣尘上，但并未获得有关方面证实。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在10月22日，云南丽江组织部的相关负责人承认王志已经抵达丽江并将担任副市长。

　　在王志挂职的同时，另一位央视主持人张政也“当官”了，他出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助理一职。

　　对王志挂职一事坊间有褒有贬，但对范冰冰出任副团长一事，则是质疑一片。11月5日，范冰冰即将荣任“西部电影集团艺创中心演员剧团副团长”的消息传出后，掀起轩然大波。绯闻缠身的范冰冰几乎是在质疑声中上任的。

　　公众对明星从政的质疑，反映了公众政治理性的提升。媒体上的种种观点，逐渐从明星身上，从对明星从政的合理化、合法化的讨论中，上升到对政府官员选拔任命制度的激辩。

　　公众之所以质疑明星从政，深层原因还在于公众对明星阶层的道德水准已经失去信心。明星失德，公众只是失望，但官员失德，却是公众完全不能接受的事情。

　　影视:“禁”令背后

　　“禁”，作为文化产业的一种管理手段，本身无可厚非，只是，在2008年里，夺人眼球的几桩文化事件都与“禁”有关，就不得不令人另有所思了。

　　3月初，有媒体称因主演电影《色·戒》一举成名的汤唯被“封杀”。由于广电总局一直未正面证实此事，种种猜测蜂拥而起。3月18日，广电总局某相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广电总局并没有“全面封杀”汤唯，只是不提倡再继续扩大她的影响力，像她这样“一脱成名”，对青少年的成长容易产生负面影响。

　　但人们的质疑还是得不到回答:如果认为影片有问题，就不该同意让其上映，为什么在上映之后再“封杀”?“封杀”是否依照了正确的程序?为什么单单封杀汤唯……在一个越来越开放的社会里，行政机关的一举一动都将受到公众的密切关注。这样简单的一“禁”了之，连必要的程序都不走，未免过于随意和粗暴。

　　7月11日，又一“禁”令发出，即广电总局《关于严禁有线电视网络机构在节目转播中插播广告的通知》。这一禁令可看做是对网友一篇名为《震惊!竟在<新闻联播>中插播性病广告》的帖子的回应。网友提供的图片显示，某地方电视台在转播中央台《新闻联播》时，在罗京和海霞两位主持人的头部上方滚动出现了关于治疗性病的字幕广告。

　　这一“禁”令博得一片欢呼叫好。然而，人们很快得知，早在1993年，原广电部就曾要求不得在电视新闻节目播出中插播字幕广告。那么，这十几年来，这种广告何以在各地电视屏幕上肆意招摇?如此看来，广电总局这一“禁”令的地位着实尴尬:十几年前就已经禁止的事情，竟至于如今还要发文一禁再禁!

　　有人说，出现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负有对电视节目审查和监督职责的地方广电部门和地方电视台犹如硬币的两面，合二为一，自我监管往往等于没有监管，地方台的非法广告焉能不大行其道?

　　11月，文化部公布《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营业性演出不得以假唱、假演奏等手段欺骗观众，否则将予以处罚。几乎就在同时，有报纸爆料，20年前唱遍大街小巷的《铁窗泪》等“囚歌”的演唱者并不是迟志强。在愕然的同时，人们为文化部针对假唱的“禁”令拍手称快。

　　不过，有识者指出，“要完全遏止假唱，光凭一个新条例还不够，这不仅需要行业的自律和歌手个人的反省，需要歌迷的支持，需要执法部门的严格执法，更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如果我们都对假的行为放任自流，指望演艺界不逢场作戏，定然比登天还难。所以，打假，一定要全社会的参与，一定要从根子上抓起”。

　　传统文化:保护VS强制保护

　　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是一个民族理应持续探讨与关注的话题。2008年，中国首次将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纳入国家法定假期，在国家层面给予了传统节日一个充分的肯定和认同，似乎传统节日不再只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般的幌子，而是真正关系到中华民族身份认同和国家形象建立的精神标杆和依托。

　　人们可以在传统节假日里抚今追昔，享受心灵的小憩，有人说这就是一个法治国家在向全面现代化进军过程中彰显人性化、尊重民意的最好体现。在这一问题上，民间与官方似乎达成了少有的共识。

　　有共识自然会有分歧。毕竟“一言堂”的时代已经过去，保护传统文化也应践行开放与民主的姿态。今年3月9日山东省政协大会上，政协主席倡议在孔子、孟子故乡的济宁市兴建“中华文化标志城”，并要求将其纳入国家预算。倡议一出即招致一片质疑与抨击之声。确立所谓“文化标志”有无必要?换言之，在当代中国，需不需要一个能够代表国家、且能为国民接受、国际认可的“文化标志”?倘若建设“文化标志城”并非仅是地方利益，而是国家追求，那么，广泛征求民意的过程就必不可少。

　　值得光大的中华文化不只有孔孟先贤的思想，值得大书特书的国粹也不应就只有京剧一种。一条消息的出现多少让人感觉有一点强制的意味:从2008年的3月至2009年7月，教育部决定在北京、天津、黑龙江、上海等10省(市)中小学开展京剧进课堂试点，一至九年级学生将学唱15首京剧经典唱段。

　　教育部的领导们认为将京剧纳入义务教育课程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马上就有人站出来说这是一厢情愿，强制性地将京剧纳入义务教育必修课程，是否就能将“国粹”发扬光大?兴趣是学生自发学习的原动力。学生失去了选择权，就会再次陷入“应试教育”的误区，更何谈素质教育?

　　顾虑似乎不无道理，将京剧纳入义务教育课程并非十全大补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更应从文化平衡、“双赢”发展和培养观众鉴赏力上着眼。

　　彭诚　郑博 超郑键　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