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继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寻根文学之后，在我国文学创作领域出现了一波具有鲜明形式探索意味的文学浪潮:一批青年作家打破传统的文学规范，以反叛和激进的姿态表述自身对于小说的理解。这股浪潮其后被约定俗成为“先锋文学”。上海作家孙甘露就是代表作家之一。

　　谈及先锋文学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学中的意义，孙甘露说:“至少在今天，大家知道，写小说可以有多种形式。很少有人再会质疑:你怎么这样写小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先锋文学提供了小说写作的多种可能性。”

　　对西方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文学颇有研究的评论家陈晓明，对先锋文学的表述是:它“创造了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手法和语言经验。并且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改写了当代中国小说一系列的基本命题和小说本身的定义。”

　　在孙甘露看来，先锋文学与之前的文学思潮的不同在于，它并不存在还原历史的意图，而在小说本体上显示出探索的努力。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伴随着大量西方现代哲学、艺术和社会思潮的引进，在中国文化，诸如绘画、戏剧等领域，出现一股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创作倾向。而在文学领域，心理分析小说、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新小说派等成为作家关注与争论的热点。一些青年作家有意识地在创作中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与文学观念。在1986年前后到1989年之前，这一创作倾向形成了强大的阵容和声势。除孙甘露外，马原、莫言、残雪、格非、苏童、余华、洪峰等都进入这一阵营。他们的创作对传统现实主义小说范式进行了观念上的变革和形式上的创新，“改变了已有的文学图景与文学路向。经由这条途径，文学进入九十年代的个人写作与个体叙事的无名状态。”学者陈思和说。

　　“在总的倾向上大家是一致的，但各自的创作理念和写作方式其实有很大不同。”孙甘露认为，马原在叙事形式的变革上具有开拓性，他的《拉萨河的女神》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把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在一起。格非的《褐色鸟群》首次运用叙述空缺的手法，打破了传统文学对真实性的追求；余华则以零度情感叙述探究非常态的行为心理，以此组成其诡谲怪诞的非理性世界。而他本人则更着力于语言实验，斩断小说与现实的关系，专注于幻象与幻境的虚构。

　　不仅如此，他们对彼此小说的认识也存在差异。当年，马原读了孙甘露的《访问梦境》后，对其语言的想象力表示欣赏，但又说:“一下子就把小说写进了死胡同……为什么有意和读者过不去呢？”

　　不可否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先锋文学在文坛引起了很大轰动，甚至连《人民日报》也刊发了相关的评论文章。“我们一开始都是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发作品，之所以能引起大家的普遍关注，实际上与几个主要文学期刊的集体推出分不开。”孙甘露告诉记者，《收获》在1986、1987和1988年每年都集中推出一批具有鲜明探索性的作品；《人民文学》1987年1——2合期刊载了马原、刘索拉、北村等一些青年作家的小说。

　　“很多文学期刊的编辑为这些小说的刊发付出很多努力，也承受了不小的压力。”1986年，在周介人的坚持下，孙甘露的成名作《访问梦境》在《上海文学》发表，“我听说周介人在发表这篇小说后受到一些压力，他在《上海文论》上发表了《走向明智——致〈访问梦境〉作者》的一封信，对我的创作提出一些建议。现在看来，这封信也是解释给其他人看的。”而那个时期，《收获》副主编李小林，还有当时的《北京文学》编辑李陀、《人民文学》编辑朱伟和《收获》编辑程永新等也都为先锋文学的发展努力着。

　　可自九十年代初，这批在当时极具实验性、探索性的“新潮小说”作家纷纷转型，有人用“黑暗里骤然闪现的烟花”来形容“先锋文学”的变化，而研究者的纷争也使它备受争议。在孙甘露看来，先锋文学是被阻断的五四新文学传统在“文革”后的被再度认识，九十年代历史的创痛和迅速市场化的现实又使它归于琐屑的日常消费，语言的诗意再度面临质询。但“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它会被历史打捞出来，确实，它也正在被逐渐地打捞出来。”

　　这也正如评论家洪治纲所说，先锋文学作为反叛与开拓的艺术实践，是一种永远“在路上”的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文学活着，先锋就不会消亡；只要文学还在发展，先锋的探索就永远不会停止。”　本报记者陈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