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雷蒙德·卡佛,一生作品以短篇小说和诗为主的作家，曾在1979年获古根海姆奖金，直到1980年代中期后才开始在美国走红。在中国，他的作品鲜为人知。如今，卡佛不再是少数文学青年的专利了，他的小说集《大教堂》中文版终于在这些天陆续铺进书店。

　　雷蒙德·卡佛,一生作品以短篇小说和诗为主的作家，曾在1979年获古根海姆奖金，直到1980年代中期后才开始在美国走红。在中国，他的作品鲜为人知。如今，卡佛不再是少数文学青年的专利了，他的小说集《大教堂》中文版终于在这些天陆续铺进书店。

　　雷蒙德·卡佛是谁？一个在中国文学青年间隐秘流传的名字，虽然离开国内上次出版的小说集《你在圣·弗朗西斯科做什么？》已经十年多了，但这不妨碍他的小说和他平淡的人生经历在国内粉丝间口口相传。幸好，卡佛如今不再是少数文学青年的专利了，他的小说集《大教堂》终于在这些天陆续铺进书店。

　　“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我们谈论爱情时都说什么？)，多好的小说标题。几十年来，这个句式被广为模仿，“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XXX”式标题是英美报刊杂志的最爱。连村上春树也不免俗，他的跑步随笔集叫《我们谈论跑步时都说些什么？》，然后我们才知，村上春树用这个书名是向他的偶像——美国已故著名小说家雷蒙德·卡佛致敬。据说卡佛所有小说日文版都由村上翻译；据说村上曾把卡佛称为自己的老师——他是我最有价值的老师和最伟大的文学同道；又据说，为了这个书名，村上亲自跑到美国向偶像遗孀征求名字模仿使用权。

　　出版社给“雷蒙德·卡佛”的宣传语是“海明威后美国最优秀的小说家”，不过比起海明威在巴黎“流动盛宴”般的放荡，卡佛的生平实在太过平淡——1939年生于俄勒冈小城的蓝领之家，19岁高中毕业后娶妻养家糊口，遂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他人生的前一半，失业，酗酒，破产，妻离子散，友人背弃，在贫苦潦倒中坚持写作。随着作品受到一定关注，卡佛才获得大学教职，生活稳定下来。不过作家晚年邂逅诗人苔丝·加拉赫后，戒酒重塑生活。苔丝现在还把他的书房保持成原来的样子，他的打字机里还夹着雪白的纸页，仿佛一直在等待谁来敲打出那最初的一行。1988年，卡佛去世，没有留下长篇，所有短篇写的几乎全是美国中下阶层艰难生存的平凡琐事。

　　直到1980年代初，普通美国读者也几乎都没听说过这位作家，随着他晚年文学盛名从评论界传向普通读者，外加英年早逝，卡佛的名字才有了传奇色彩。卡佛的另一个传奇在于其作品的“简约主义”风格及其背后的“秘密”。卡佛的小说名字大多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如“把你的脚放我鞋里试试”、“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我可以看见最小的东西”等等——但其小说却写得极其简洁，比海明威的电报式写作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直到最近，人们才发现这可能多半出自他的编辑Gordon Lish的功劳。《纽约客》杂志曾经刊文，比较了《我们谈论爱情时都说些什么？》作家原文和出版成品，结果发现，发表部分只有原文的30%左右。卡佛的“简约”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是出自编辑 Lish 的“功劳”，但随着作家名声渐隆，卡佛终于无法忍受编辑的“剪刀笔”，关系宣告破裂。

　　那么，卡佛在国内的传奇在哪儿呢？除了不可忽略的村上春树的号召力，中文版小说销声匿迹十多年，使得读原版卡佛成了那些略懂英文的文学青年沾沾自喜之所在。卡佛讨厌形容词，甚至讨厌繁琐的从句，于是过了英语四级的文学爱好者几乎都能念通他的句子，当然理解是另外一回事。在《大教堂》出版前，已经有不少爱好者试着把他的小说翻译成中文放到网上，其中最为孜孜不倦者是一位名叫“小二”的卡佛粉丝，以他业余翻译的卡佛作品最多。《大教堂》的译文并非出自其手，不过据说卡佛另外一部代表作《我打电话的地方》用的译文就是小二这些年的业余翻译。

　　平淡无奇的蓝领工人生活，生活困顿的中年危机大叔……这类题材原本不该属于小资的最爱，但，谈论卡佛已经成为一批小资的“接头暗号”(谁叫知道这位大叔的人少呢)，正如很多年前他们把长相有点猥琐的“村上大叔”小资化一样。有人说，卡佛作品的最适合读者是：30岁以上，已婚，有过事业挫折和婚姻失败的经历，或者至少对生活比较悲观。总之，是走下坡路的中年人。

　　卡佛这个其貌不扬、平淡无奇的男人，写着毫不张扬的故事。那，我们谈论卡佛时都说些什么？

　　早报记者 石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