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岁那年进了古玩铺

　　石：陈老，上海刚刚开过世界华人收藏大会，上海的文艺界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海内外收藏家的反响都很热烈，这件事可能会继续进行下去。会议期间，来自全国的收藏界朋友一直惦记着您，如果你能出席的话，那就太好啦。会上，大家说到您，认为您的大作像《古玩史话与鉴赏》、《文物话春秋》、《古玩谈旧闻》等等，非常有历史价值，而且生动丰富。您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写作这些故事的？

　　陈：史贵存真，不能胡编臆造。我为什么能写出这么多东西呢，除了我自己的经历，还采访了许多老人，跟他们聊出来的。

　　我们家是个大家族，很多人与古董行有关。祖父在北京开银楼，他是一个银匠，我父亲后来也做了银匠。那跟古玩有什么联系呢？过去宋瓷口沿残的需要镶口，那就是银匠的活。我的大爷(伯父)陈中孚宣统二年(1910年)就来北京古玩铺学生意，他当时是跟后来的大古董商岳彬一块来的，是由我的表舅爷常惠川带来的。表舅爷是给清宫里头的庆小山当管事的，庆小山专门负责宫里的古玩陈设，他也就和古董行、古玩商来往密切，还跟着买了一些古玩。

　　石：您就是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进的古玩行，并且逐渐长大。

　　陈：我是这个家族的长孙，小时候念《四书》，写毛笔字，学古玩。10岁那年进入伯父的文古斋当学徒，慢慢看到伯父的儿子上中学念书，而我老当学徒，于是也想上学，渴望新式教育。先是认识了一个地下党，看了一些进步书籍，后来和同学杜国元一起，准备去解放区。结果阴差阳错我没有走成，只好回来和家里谈判，最后家里同意让我念书。我在辅仁大学念过经济系，在华北人民大学毕业，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入了团、入了党，于是就参军南下当干部。解放后一直在兵工系统教了30多年的马列主义课。

　　写书，是为了“以人为鉴”

　　石：那您又是在什么时候开始重拾话头，着手写琉璃厂古玩铺故事的？

　　陈：那是1985年以后，我那兵工管理干部学院要撤消，领导要让我去经商，我说我干不了，就等着不久离休。于是从那时起我就开始采访那些古董商。那些老人当时还都健在，20多年来我采访了500多人次，那时候跟我常来往的有十几个人，我几乎天天去拜访他们，采访两三次以上的有50多人。他们这些老人也说，如果他们这一代人死了，谁想写也写不出来了。我一边写，一边这些人就一个个相继过世了，如今只剩故宫博物院的耿宝昌一个了。

　　石：您是为我们抢救了一段珍贵的历史，那么在您写作这些故事的过程中最大的体验和感触是什么？

　　陈：古人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知荣辱。”我写书坚持实话实说，把隐蔽的许多事情说了出来，其中很多事件发人深省，甚至沉痛。比如说，常惠川把我伯父和岳彬从乡下带来京城以后，他有一个鼎，他原本以为是夏商周三代的东西，后来鉴定下来是秦的。这样就买贵了砸在手里，在老家存了不少年。到日本鬼子来的时候，常惠川也已故世，他的儿子是我的表大爷，就把那鼎拿到文古斋我伯父那里去了，说让他保存着。1947年的时候，我伯父陈中孚偷偷和岳彬一起把那鼎低价卖给了一个美国人。我那表大爷知道后不乐意啊，说太便宜了你得给我买回来。为了这个事情，他经常从老家乡下到京城来回跑，来要账、交涉。这个时候，我们乡下那片正逢共产党和国民党拉锯战，有时候国民党来，有时候共产党来，当时也有农会，还有还乡团。农会的人认为我的表大爷老往京城跑，是去勾搭还乡团来着。因为这个，等到土改的时候，我的表大爷全家都给打死了，儿女都没有了。

　　所以，我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呢。就说这件事情，他们两人都是常惠川带来学古玩铺的，但是最后因为一个鼎的问题，东家掌柜都不给人家钱，让人家来回跑，因为这事让他绝了后。这里头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岳彬和我大爷陈中孚他们俩在做人上都不怎么的，所以最后他们的结果也不好。因此，我感觉到写古玩就是要写这些，要写出“以人为鉴”的道理，不是单单的鉴定或买卖故事。

　　那只拍出天价的珐琅彩瓶子是我叔叔仿的

　　石：您这种“以史为鉴”的写作立意非常高。确实，古董买卖过程中因为真假问题和人事变迁而引出许多人生的悲欢离合。

　　陈：就是啊。现在官窑瓷器最值钱，我的叔叔陈建侯当年在景德镇就专门仿明清官窑瓷器，他是民国年间天津同泰祥细瓷店的经理。你看这本杂志上某上海银行家收藏的那件一道釉(单色釉)柳条缸图片，就是我见过的我叔叔仿的。我大爷陈中孚经常卖东西给那银行家。这一道釉仿得水准绝了，现在的高仿怎么能比呢！

　　还有，前两年突然出现的那个珐琅彩的瓶子，在香港竟然拍了一亿多港元。那可不得了啊！你看我在《收藏》杂志上的文章《珐琅彩何其多？》，好多假的啊！常有人拿假的来给我看，我只好不作声。我为什么写这篇文章呢？现在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买的人认为是真的，你卖的人也认为是真的，那这个就是真的，真是胡说八道！

　　至于字画，问题就更多。我的一个前辈他一辈子买卖字画、研究字画，还当过文物古玩商会的会长，最后也打了眼。有个人拿着字画给他看，是新的字画，他认为是真的不错，人家就很便宜地卖给他了。他买下以后，荣宝斋也真给他卖了，赚了一些钱。第二次这个人又来了，拿了有好几幅画，他也没有细看，都收了。结果鉴定发现全是假的，打眼了，心里一憋气，想不开就窝死了，八十二岁。

　　石：太可惜了，这个故事对搞收藏的人蛮有警示意义的！

　　陈：还有一个朋友，他原来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委员，解放前是岳彬的徒弟，青铜器方面的专家。上世纪90年代初，他去东南亚给那里的一位老板鉴定东西，并写了鉴定证明，东西和证明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登载过，我还存有那杂志。当时，范岐周还健在，我把杂志拿给范叔他看，我说你看他鉴定的东西如何？他说那个东西不准，我说我也觉得不准。后来就听说出事了，他给人家出据(证明)，曹锟的一个后代把这个东西买下来了。人家拿到美国去，最后一鉴定是假的，说他给人家出假证明。事情捅到国家文物局，文物局专门开会，会上有人就说影响太恶劣，建议把他开除。

　　他从国外回来，回家连楼都上不去了，一股气泄了，人也蔫了。这件事情不知究竟是他吃了人家钱了，还是他打了眼了，没有多少日子，人就没了。

　　搞收藏要注意点什么

　　石：今天太平盛世，搞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但初入此道的人不知道如何玩。

　　陈：搞收藏必须得注意的是：心胸应当开阔，眼力得掌握住。好多事情，特别是一到老了，六七十岁岁数了，往往经不住。我举的例子最后都这样，原来他没有为了发财啊，要想赚多少钱什么的。都是因为你喜欢这个，他喜欢那个，大伙儿串换着看这些收藏的东西，自己是个娱乐，是个研究学问，都没有当回儿事。等到最后老了以后，为了钱，这真的假的一弄，自己就栽进去了，千万得注意着这个事情。

　　还有呢，现在这假东西太多了，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还有那某明星主持搞去伪存真，噼里啪啦一打，打完以后那真的就留下了，我一看那真的也是个假的。啊哟，我的老天爷啊！怎么骗人骗到那个程度？这手段太坏了，还某某专家说的，头头是道呢。

　　石：收藏的原始意义是为了研究学问，享受获得知识和文化的乐趣，现在有点背离了这种原本的初衷。

　　陈：你要知道，咱们的古玩行是怎么起来的？就是过去不是有一个青铜《散氏盘》出土吗，它的出土到了嘉庆、道光年间，诱使金石学再度兴起。为什么是再度兴起呢，因为宋代的时候金石学已经初步确立了，到清代《散氏盘》出土以后，钟鼎文字，就是现在的金文重新引起许多学者的注意。因为研究这些金文，可以从中知道古代的历史、古代的问题。比如古代如何刻字、如何写字？刻字的专家，篆刻家，要是没有见过这些东西，没有见过《散氏盘》、《毛公鼎》等金文，那你这个篆刻家根本到不了家。过去是研究这些东西的，那是研究学问。还有研究书画也一样，大家品评古代的书画家这个好在哪里，那个好在哪里。研究书画还讲究人品，为什么秦桧的书法虽然好但人家不收藏，就是因为做人太恶，人们不愿收藏。现在乱了，所以我不敢参与。

　　石：现在的收藏似乎不讲究这个了。

　　陈：过去，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实在太多了。其中最大的一个古董商叫卢芹斋，在法国巴黎和美国纽约都开有店，巴黎的店现在还作为博物馆保存着。卢芹斋他没有儿子，本人娶的就是法国太太，现在有一个第四代的外孙女负责打理事务。卢芹斋本人我没有见过，但他的女婿杜伯斯我可见过，中国的文物他弄走了不少。

　　还有日本的山中商会也弄走中国不少文物。山中是一个国际的古玩珠宝商，八国联军进京以后不久，他就开始在中国做古玩生意了。

　　石：现在山中商会买过去的东西慢慢回流到中国了。我再问一个问题啊，那您本人喜欢搞一些收藏吗？

　　陈：呵呵，没法说了。你想想我小时候玩的东西，太多了，而且你现在也看不到这么好的东西了。我们过去把那道光、咸丰之后的瓷器，碗啊什么的都当成一般的东西。那时候清三代的瓷器也都不贵，很普通的，一件日本票子(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卖个几万块钱算不错的了，现在要值上千万。

　　老一辈收藏家的教训

　　石：那时候在古董商眼里珍贵的东西是什么？

　　陈：贵的东西是青铜器啊！然后字画，以及少部分的碑帖，碑帖叫“黑老虎”，那家伙可要人那！一般的人吃不透。

　　所以也有人跟我经常聊起收藏这事，我说我就拿岳彬说吧，他的家就在今天的大栅栏街道办事处和大栅栏派出所，这些原来都是他家的房子。他没有后代，过继了姐姐的一个女儿岳凤霞，比我还大，可能已经没有了。你要说他家里的东西，最后政府用汽车拉了一个礼拜才拉完运走，都充公了。连文古斋我大爷陈中孚那儿，也都给充公拉走了。他们的东西，现在来说，拿出一件来卖几万块钱是平常的，好点的几十万、上百万乃至上千万的都有。岳彬收藏的石雕、铜器、瓷器都有非常好的，字画虽然说他眼力差，但也有不少收藏，连古地毯他都有。他的东西，那不得了、不得了！现在的许多博物馆都比不上。所以看了他们的东西，我还买啥子嘛。我刚从东北回北京的时候，有人也教我，除了写书采访以外自己也买一点。那时候马未都刚起家，跟我有来往，我带他到老古玩商手里也买了些东西，但我本人没有干这个。这个看穿了其实没有多大意思，你看我这橱柜里摆的瓷器，那都是仿的，没有一件是真的。

　　石：据老北京说，岳彬收藏的东西都是国宝级的？

　　陈：是啊，岳彬收藏的石雕、铜器、瓷器都有非常好的，现在的许多博物馆都比不上。但最后结局呢，岳彬被判死刑，死在监狱，我那伯父陈中孚穷困而死，只活到66岁。

　　石：老子《道德经》里曾说：“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非常有道理。

　　陈：其实就是辩证法。你看我客厅的对联，是私塾老师当年为我写的，“官如草木吾如土，舌有风雷笔有神”。我那老师懂命相，当年就说我要靠嘴巴吃饭，“舌有风雷”，结果真的教了30多年书。“笔有神”，那是说我离休后写的这些古玩书了，呵呵。他当年看到岳彬，就和我们说，此人将来定有牢狱之灾，我们当时谁也不相信，怎么结果呢，果然如此！

　　陈重远，1928年生于北京，10岁入伯父文古斋学习古玩生意，后参加革命。1985年重返北京古玩界，通过深入的调查、采访，从诸多老北京古玩行业人士中搜集到大量珍贵历史资料，著作有《古玩史话与鉴赏》、《文物话春秋》、《古玩谈旧闻》以及《老古玩铺》等，在中国收藏界影响深远。

撰稿·石建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