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年，出版社出的关于知青的书多了起来。我看到一本《开往扎鲁特草原的826专列》，和作家或学者出版的关于知青的书不同，这是一本当年去扎鲁特旗的七百余名北京知青自己写自己编自己筹资出的书。在他们书写的知青和知青之间、知青和当地老乡之间、知青和大自然之间的碰撞与感情中，力图追回青春的记忆，再现当年的历史。他们渴望通过这样的集体记忆，顽强地重新找回失去的一切，和并不完美的现实做对比和抗衡。

　　其实，这样的民间知青文本，此书并非第一本，早年就曾有《北大荒风云录》、《草原启示录》等书。这样的民间知青文本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与作家学者的专著互补，让知青这一段共和国的断代史，更为真实丰富，让关于知青的研究不仅居庙堂之高，也可以处江湖之远。它让文字的权利归属于民间，文化的资源挖掘于民间。在世俗的世界里，文字的霸权成为了文化的一种象征，虽然文人如今已经无法像商人一样有钱有势，却还矜持地拥有最后的自尊和清高，他们把持着文字，就像是把持着玻璃旋转大门门口势利的门童，民间文本的出现，打破了这扇看似透明高雅却壁垒森严的玻璃门。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如此位置的更换，是一种新形式的文字资源的“均贫富”，也是对日益贵族化正统化的知青文本的一种补充乃至补氧。

　　和作家与学者那些充满理性的思考和艺术夸张与煽情不尽相同，这本《开往扎鲁特草原的826专列》，墨渍水晕，淋漓着鲜活的生活细节，湿润而清新的跳跃着一份逝去四十年前那种独有的心情与感情。他们养马放牛追羊，偷鸡偷瓜偷洋葱，搂柴火打羊草学碾面，他们自制幻灯机，排演话剧，组织排球队……他们刚到那里的时候，带着手风琴、缝纫机甚至钢琴；他们离开那里返城的时候，行李里装满每户老乡送的各种杂粮和情意，还有他们珍存的当年离开北京的乘车证、插队的旗子、自己做的镰刀……

　　纵使知青已经成为了愤青的代名词，一个带有讽刺贬斥意味的昵称，沦为和傻B一起相提并论，就像“插队”一词，早已经被如今流行的“插足”所戏谑置换一样。但这样纯真浪漫的叙述，还是打动了我。同样是一场逝去的过去，从中打捞上来的，他们和历史学家是多么的不同，后者打捞上来的是理性，如同鱼刺、兽骨和树根，硬巴巴的；他们打捞上来则是如同水草一样的柔软的东西。在评说存在着是是非非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悲剧也好，闹剧也好，青春蹉跎也好，青春无悔也罢，他们至今还存活着和当地农民那种淳朴的感情，以及由此奠定的来自民间底层的立场，正是那些对于一般普通人最柔软的部分，也是最坚定的部分。也许，这就是历史揉搓的皱褶中的复杂之处，是扭曲的时代中未能被泯灭的人性。我以为这正是这样的民间知青文本的价值与意义。

　　和作家学者的知青文本不一样，民间知青文本中，更加彰显独一无二的知青身份，而隐去了现在变化的形形色色的身份，因此，便没有前者容易出现的名利位置的焦虑，从而表达得更为果敢、单纯、直接和平等。但是，也应该看到，他们的叙述是游离的、断片式的、自慰式的，无法独立而散漫；他们在相互阅读中得到自我认同，其同质性、互文性和重复性的东西更多，对抗性、差异性和审视性的东西少了些。在这本《开往扎鲁特草原的826专列》中，为一条叫声如鹿鸣为他们看家护院保卫女知青忠心耿耿终老一生的大黄狗而忏悔，批斗会上看见一溜农民毫不爱惜地坐在钢琴盖上而不敢前去劝阻的文化隔膜和心理落差，以及对七百零九名知青中故去的三十六名知青命运的追述，这样更为值得深入触动的东西，都显得少了些，而怀旧的色彩更为浓郁了些。需要警惕和自省的是，在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年周年的时候，在热闹中回忆，在时尚中怀旧，让回忆和怀旧联手，为我们的今天蒙上一层雾帐，为我们的心境涂上一层防水漆，只起到自我按摩的作用。从本质而言，回忆更应该是一种思想，而不止于情感；我们需要做的是对回忆的触动，而不止于抚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