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名片

　　迟子建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1964年出生于黑龙江省漠河县，童年在黑龙江畔度过。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198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

　　1983年开始写作，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500万字，出版单行本40余部。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树下》、《晨钟响彻黄昏》、《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白银那》、《朋友们来看雪吧》、《清水洗尘》、《雾月牛栏》、《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迟子建卷》、《踏着月光的行板》，以及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听时光飞舞》、《我的世界下雪了》、《迟子建随笔自选集》等。出版有《迟子建文集》四卷和《迟子建作品精华》三卷。

　　曾获鲁迅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作品有英、法、日、意大利等文字在海外出版。

　　- 记者手记

　　迟子建成长在东北大兴安岭。正如苏童所说，她有个“先声夺人”的故乡———位于中国最北端，到处都是雪地。漠河、北极村、木房子、冰封的黑龙江、马车，这些景色都是在电视里经常出现的，而迟子建以前就住在这样的地方。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创作和这片神奇的土地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迟子建说，她17岁以前没有离开过那片山林，小时候就常常看见鄂伦春人骑着高头大马。而她在书中描写的这支部落就生活在大兴安岭，目前有200多人，他们饲养着半驯化的驯鹿，在山林里生活，几年前政府请他们下山定居，但他们适应不了山下的生活，陆续地又回归森林。为了写这样一个题材，迟子建做了实地调查，把能够找到的鄂温克文献都看了，做了大量的笔记。然后她就回到故乡去写，那片土地给了她一种气场。“我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生活在森林里、每天出去打猎、住在能看见星星的房子里的鄂温克老女人。这本书是我这些年写得最有激情的长篇，我完全沉浸在了一种激情的状态当中。”

　　虚实融合 多“咀嚼”素材就是了

　　新京报：这部作品中既有关于萨满“神”的描绘，比如萨满跳神让日本人的伤口神奇消失、枯树发出乌鸦的叫声等魔幻情节；又有如土改、大饥荒、造反派等写实部分。你是如何将神话和现实这两部分融合的？

　　迟子建：在写作前，将占有的素材反复“咀嚼”了，包括历史资料和采访得来的资料，你在不断地咂摸和品味中，就会知道哪些材料对自己的小说是有用的，而把营养留下，将糟粕剔除。所以，吃透了素材就会融合得好，小说的气象也会相应好些。没什么特别的窍门，多“咀嚼”就是了。

　　新京报：你的作品名字宁静中又带有复杂而不可言说的美感，《向着白夜旅行》、《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甚至是《二重唱》，也包括这本《额尔古纳河右岸》。这些书名其实也透露了你的作品的气质，能否说说你书名的一些经过，是灵光一闪下笔如有神，还是也有“两句三年得”的痛苦？

　　迟子建：小说的名字，应该是作品的魂。有的小说名，得来的很容易，如《花瓣饭》、《亲亲土豆》、《清水洗尘》、《雾月牛栏》、《酒鬼的鱼鹰》等；有些则是思谋后得来的，如《逆行精灵》、《日落碗窑》、《额尔古纳河右岸》。还有个别的，是编辑建议后，重新整理思路得来的。如发在《收获》上的《踏着月光的行板》，原题叫《慢车协奏曲》。但也有改得不好的时候，如我的长篇处女作《树下》，出版时改成了《茫茫前程》，后来觉得改糟了，于是又改了回来。

　　中国小说 先锋文学的落潮是必然的

　　新京报：很多作家声称不大读同时代人的作品，你呢？

　　迟子建：这点我和王安忆一样，会看同时代作家的作品的。看同代作家的作品，其实就是看他们打开的粮仓。如果里面的稻谷发出霉气，你走开就是了；如果稻谷飘香，闻闻别人的丰收气息，又有什么不好？

　　新京报：中国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有上万部，有人说外国作家怕写得太快，而中国作家却怕写得太慢，于是粗糙、掺水。你是怎么把握写作的速度？

　　迟子建：其实不能简单地用写作速度的快与慢来衡量一部作品的艺术价值。写作有的时候像短跑，考验一个作家的爆发力。而美妙的爆发力与平时艰苦的训练是分不开的。当然，一部跟着一部地出作品，确实也比较有问题。我的写作速度，应该是不快不慢的那种。我的体力和智力，大概也适合不快不慢地写作。

　　新京报：在人们的印象中，你似乎不是特别先锋的作家，却是跟乡土题材联系在一起，你的写作追求先锋性吗？

　　迟子建：“先锋”确实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词。不过我们的先锋文学，更多的是一种特定时代的文学潮流，所以在“姿态”上先锋性明显，而在“灵魂”上，先锋性则比较“钝”，所以先锋文学的落潮是必然的。但那个时代，还是产生了一些优秀的作品。真正的先锋性，不是刻意“求”来的，而应是骨子里真正的反叛。从这个意义来说，乡土文学也可以有先锋性。而且，如果一个作家不管经历什么样的文学时代，都不被潮流左右，始终坚持自己的文学理想，并执著地实践，这样的写作姿态，是不是也是一种“先锋”呢？

　　获奖感悟 荣誉桂冠是刺梅编就的

　　新京报：你怎么看中国作家所谓的“诺奖情结”？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你会关注吗？

　　迟子建：近几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品，我基本都读过。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应该是近几年诺奖的一个亮点。莱辛呢，她不倦的写作姿态，比她的作品更令我迷恋。像今年得奖的克莱齐奥，我很早就看过他的《少年心事》。在国内，我们大概有一些人不喜欢克莱齐奥的作品，可是上个月我去法国，那里的研究者，说起克莱齐奥的文学成就，都赞赏有加。我想也许有翻译的问题，造成了这些年获得诺奖的作家的作品，气韵上不那么饱满。

　　新京报：你之前已经获得过三次鲁迅文学奖，很多人都称您为“获奖专业户”。

　　迟子建：我非常喜欢里尔克写罗丹的那篇文章，他在开篇写道：“罗丹在获得荣誉之前是孤独的。荣誉的到来，也许使他更加孤独。因为荣誉毕竟只是积聚在一个新名字周围的一切误解的总和”。我觉得里尔克说得非常好。在我眼里，荣誉的桂冠是用刺梅编就的，看着美妙，可戴在头顶，它身上的刺就会让你觉得不美妙。所以我在“茅奖”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茅奖”的“桂冠”，我只在颁奖的当夜戴上一刻，然后就把它摘掉。

　　新京报：“茅奖”近些年来也有不少争议，有人认为它是“阳春白雪”的评奖。之前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在一届“茅奖”之后，在某网站的调查中，有一半的读者并没有看过一部获奖作品。你怎么看待保持自身文学性和市场性之间的关系？

　　迟子建：现在的读者喜欢看什么，从那些畅销书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了。而有些文学类畅销书，品质真的不敢恭维。有市场当然好，但如果这个市场是以丧失文学品位为代价，这样降格以求的“市场”，有意义吗？

　　本报记者 刘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