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朱佳木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作为胡乔木同志的秘书，朱佳木亲历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实现重大转折的历史，其专著《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大量珍贵独特的第一手史料，记录了丰富生动的情节和细节——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十周年的日子里，读到朱佳木同志的专著《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获益良多。我以为，这是一部叙述和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信史，是林林总总同一题材著作中的上乘之作。

　　这本书最显著的特点，是回忆与研究的结合。这是作者独具而别人难以企及的优长之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作者是胡乔木的秘书，亲历这一伟大历史事件。以后，又担任陈云秘书，与闻许多重要决策。再者，他同胡耀邦和邓力群、于光远等人过从甚密。因而，作者掌握第一手的、珍贵独特的史料，具有当时亲身的观察和感受，可以向读者提供丰富生动的情节和细节，还原历史的现场，叙述具体的过程。这是一般学者所无法具有的。同时，近二十年来，作者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对其间的要人大事，特别是他亲历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实现伟大转折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钻研，其富有独到的见解，是一般亲历者所难以达到的。

　　回忆与研究的高水平结合，首先体现在历史脉络非常清晰，历史的关节点指点得非常明确，分析得十分透彻

　　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概况，作者指出，其间的两个会议(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有三个阶段(发动、深入、总结)和三大特点(会议中途增加重要议题、持续时间较长、气氛热烈生动活泼)。没有对会议的全面认识,是难以作出这样简明扼要的概括的。

　　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内容和巨大成就的评述，构成此书的主要内容，更显示出作者的理论水平和学术造诣。作者对会议着重讨论的四个问题(历史遗留问题，几位领导同志的错误问题，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中央人事安排和宣传理论部门人事调整)进行了全面的评述，又对作者了解的胡乔木主持起草或最后改定的五个会议文件(加快农业发展问题的决定稿，邓小平在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叶剑英在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全会公报稿，华国锋在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的形成过程和主要内容作了介绍和分析。不仅如此，作者还着重围绕四个重点问题，即：关于确定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关于要求对经济体制进行认真的改革；关于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关于肯定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提出健全民主与法制、加强党内民主集中制，对这四个问题的历史背景、来龙去脉，其来由，其发展，其关键，其联系，其效果，都阐述得一清二楚，显示了当代中国史学家的才学和识见。

　　至于书中披露的新史料、发表的新观点，举不胜举。前者如：关于“二·七”社论提出“两个凡是”的问题是怎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去的；邓小平布置胡乔木写“三个世界划分问题”文章的经过；陈云关于“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对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人要区别对待等意见；胡耀邦为什么找胡乔木于1978年1月3日到中宣部碰头会上去讲《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等等。后者如：指出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阐述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著文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关系：理论界正是在他们的启发和鼓舞下，发起和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取得一定进展，与三中全会胜利的关系：“使不少老干部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为三中全会的胜利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指出粉碎“四人帮”后的两篇文章(《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以说是“姐妹篇”，“在当时都起了重要作用。”指出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1977年11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后，于“1977年底至1978年初，就在事实上实现了社科院工作重点的转移。”

　　作者还就自己的经历和研究，评述重要史实的真相，澄清人物的功过和历史的是非。例如：关于胡乔木协助邓小平起草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一事，有些人的文章抹杀胡乔木的作用，还给他身上泼脏水。作者以自己亲身经历，证以当年的记录和留存的过程稿，有理有据地叙述了此事的全过程。据作者当时记录，从12月2日起到13日会议闭幕，到邓小平那里谈话共有4次，前三次胡乔木都参加了；对决议稿，胡乔木至少改过两次，而12月13日午饭后胡乔木修改润色的稿子，是作者直接送到邓小平家中，亲手交给小平同志秘书的。这些都是客观信实的。

　　回忆与研究的高水平的结合，又体现在叙与议、史与论的结合上。对许多重要的观点和史实，作者不仅有根有据地讲出历史的本然，而且有理有据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

　　在这方面，书中《关于市场调节问题》一节可以作为代表。作者先考察“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是怎么提出来的，通过辨析吴敬琏的“脱胎”说(脱胎于陈云1956年的“三为主，三为辅”)，指出“这句话不仅脱胎于陈云的观点，而且本身就是陈云同志提出来的”。接着，按时间顺序，陈述和分析三件材料(1979年2月22日李先念听取人民银行汇报时的转述，1979年8月27日邓力群一次讲话中的转述，陈云1982年5月交给作者的《计划与市场问题》手稿，第32-36页)，“判断计划经济要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个概念，是陈云同志首先提出来的”，并进而指出“是他继20世纪50年代中期通过总结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经验教训，提出‘三为主、三为辅’构想之后，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通过通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全集》第23-33卷，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而获得的重要收获。”理由充足，见解独到。作者还通过对陈云手稿原稿中对“市场调节”与“市场经济”两个词语混用和发表过程中“市场调节”与“市场经济”两个词语改动情况的分析，并与邓小平运用“市场经济”和“市场调节”两个词语作比照，回答了“这个概念在当时的内涵是什么”的问题，说明了认识的发展演变过程，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回忆与研究的高水平的结合，还体现在事与人的结合上

　　在叙述历史过程中，作者注意写老一辈革命家，但又没有着意去直接赞美和讴歌，而是让事实本身说话，让读者从人物本身做什么和怎样做中，领略他们的风采，敬佩他们的才干，尊崇他们的人格。例如：在政治局讨论两案主犯量刑问题时，陈云坚持党内不能开杀戒的意见，说：如果一定要杀，请在会议记录上写上“陈云不同意”。陈云之高瞻远瞩、坚定稳健，读者从中自然不难领悟。再如：写胡乔木起草文件，叙述全会公报的最后起草过程，从12月16日晚上看初稿讲起，17日、18日两天，按日记录，19日至21日，则按几个重要时点记录，作者未赞一语，紧张急迫之情状，跃然纸上；叙述对邓小平重要讲话稿的最后加工润色，也只加了“这种拼命工作的精神，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句。作者知人论世，很得要领。人从事出，全无浮泛之病。

　　此书将史、论、人三者融会贯通，汇成一体，使读者既看到了历史的真实，又理解历史的逻辑，达到了历史的与逻辑的统一。这是特别值得称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是如此丰富，作者叙述评论虽力求周详严密，然千虑一失，偶有笼统欠缺，也难尽免。如：1977年汪东兴、李鑫去邓小平家的时间，《邓小平年谱》记载在4月10日之后(第157页，据笔者考证，记4月14日后，更为切近)，而本书说“3月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略感笼统。再如，陈云《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手稿，如能写明1979年3月初成稿，则下文说李先念在4月17日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出去，读来当更加显豁。又如，关于粉碎“四人帮”后撤销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原因，书中两处有所涉及，最好有个统一的分析。个别罅漏，是不难弥补的。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程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