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1910年出生于松江的女作家罗洪，2009年跨入人生的第100年。从1930年开始在《真美善》杂志发表散文和短篇小说至今，她的创作生涯已达80年。作为从20世纪30年代走来的中国最年长的女作家，罗洪见证了中国文学近一个世纪的兴衰起伏。有意味的是，对罗洪的小说的评价是个有争议的话题，在一些评论家看来，她是“大手笔”，“以前女小说家都只能说是诗人，罗洪女士才是真正的小说家。”但很长时期以来她又受到冷落，很少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因而又有观点认为：“从30年代开始发表小说的作家里，罗洪是最被人冷落的一位。” 　　往事如烟，百年沧桑都付笑谈之中。女作家还健康地活着，在上海的寻常巷陌中，被人不断遗忘又被人不断记起。就像图书馆里那些不断被尘封，又不断被拂去灰尘、平静接受斜阳临照的线装书。

　　我心仪于这样的造访，可以倾听文化老人的传奇人生和晚年心境。我也迷恋于在新闻中搜求旧闻，留下渐行渐远的文化大家清晰的背影。

　　回忆自然并非完全可靠，在资料中细细搜寻，在访谈中认真求证，成了最苦和最美的差事。令我无限惊奇的是，罗洪老人的记忆力未见衰退。在给我们翻找旧照片时，从一大串钥匙中老人可以随手准确取出一把打开柜子。除了听力不是很好，需要大声说话才能听见，她回答问题时思路清晰，一口松江乡音听来亲切，仿佛古老岁月并未远去，而故事就发生在昨天。她的淡泊与谦和也令人印象深刻，老人对批评家的评价并不在意，却为自己后半生因缺少生活写不出满意作品而叹息。她在赠给我的《罗洪散文》的扉页上这样写道：“这是我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回顾以往的写作生活，总感到写作时间不短，但质量太差，内心惭愧。”

　　继《罗洪散文》出版后，三卷本《罗洪文集》也于2006年编辑出版，可以说给她一生的创作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编的《七人集———30前上海女作家絮语》即将出版，书中收入了包括罗洪、欧阳翠、欧阳文彬、黄宗英、姚芳藻、黄屏、彭新琪等七位从80岁到100岁健在女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罗洪以百岁高龄领衔。

　　怅平生交友零落

　　文汇报：我看到您墙上挂的照片，这是1959年上海作协组织作家参观新安江水电站工地的合影，您和巴金、柯灵、魏金枝、何公超、萧珊、辛笛都参加了。随着辛笛先生和巴金先生2004年、2005年分别辞世，您是照片上唯一健在的作家。您和巴金先生交往多吧？

　　罗洪：我二十岁时(1930年)，读到了巴金的长篇小说《灭亡》。我觉得巴金的小说跟过去人家发表的小说有所不同，就十分注意。那时我爱人(当时正在恋爱)朱雯(作家、翻译家，1994年逝世)在东吴大学读书，我在松江，开始写作了。(1930年放暑假)我们相约一道去看巴金。巴金当时年纪轻，一直在写作，住在环龙路(现南昌路)的亲戚家，我们去看他，他当时正在写作，房间里书报摊得一塌糊涂，台子上椅子上都是。一张写字台在墙角，上面都是稿纸，只留一小块可以伏案写作的地方。我们去看他，他特别高兴。知道我当天要回松江，朱雯要回苏州(阿拉当时还没结婚嘞)，巴金站起来说，那你们吃好饭再走吧。他到门口的衣架上，取下一件衣裳，往身上一穿，我们到了淮海路后头的一条路……我现在叫不出……一个小的西餐馆，一道吃了一顿西餐。第二次见到巴金，是1931年在苏州，我已到苏州做家庭教师，朱雯仍在东吴大学读书，我们邀请巴金到苏州玩，一起来的还有毛一波，还到苏州中学看望了杨人瓈，在吴苑喝茶。

　　后来他还是住在上海，搬了一个地方，比较大一点了。在这当中我们也请他到松江玩(1934年)，他倒也高兴来。这辰光他正好写好一部作品……写好一部作品他都要到外头跑跑，离开上海随便到啥地方去，调整一下身心。晓得他有这习惯嘛，我们就问他是不是愿意到松江来玩。他倒真的来了。那时上海到松江公路已经有了，但是大家还是乘火车多。我们事先雇好一条小船，他来了之后，到车站接他，直接下了船，一同去游佘山，当时没有汽车路，要坐小船。阿拉先烧好一些小菜带去，到中午吃饭辰光，请船家帮着热一热，就在山上吃，蛮有意思的(笑)。那时候松江刚好有一个“新松江社”，也是几个知识分子办的，每家出一百块钱，当时一百块钱蛮值铜钿了，把一块空地围起来，里面造一些房子，有一张一张小台子，天热的辰光大家可以到茶室里吃茶。出过一百块钱的人，有客人来可免费招待，安排到二楼的几个房间里。巴金来的时候就住在“新松江社”，第二天早上再送他上火车。

　　文汇报：您的第二部小说集《儿童节》，1937年编在巴金先生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五集中。朱雯先生翻译的雷马克的《凯旋门》，列入巴金先生主编的《译文丛书》中。这些恐怕都与巴金先生的鼓励分不开。

　　罗洪：我们和巴金的交往，年轻的时候是比较多的。巴金那时候写作热情很高，对年轻人也热情。后来成了大作家了，也还好。我们在80年代初搬到此地(吴兴路)来，他还来过。我们留他吃饭，他说不要。后来年纪大了，巴金先生也不好出来了，我们每年总归去武康路他屋里厢看看他。

　　文汇报：钱锺书先生曾夸您菜烧得很好吃。平襟亚在民国三十八年编的《作家书简》中，收入了钱锺书先生写给朱雯先生的书信，提到当年朱雯先生翻译的雷马克的《凯旋门》出版后，你们邀请他和杨绛到家中作客，他赞叹说：“嫂夫人洗手作羹，馀甘当在口也。嫂夫人文字既妙，烹饪亦兼清腴之美，真奇才也！”

　　罗洪：杨绛和阿拉的老先生(朱雯)是同学，她在东吴大学也读过书的。杨绛读了两年到北京去读清华大学了，后来和钱锺书认识、结婚。钱锺书在上海也待过一段时间……我要想想看……我们在上海联系过，钱锺书的爸爸钱基博在苏州，蛮有名的，他去看他爸爸，在上海待过。钱锺书这个人待人倒是很热情，我们后来去北京总归会去看望他们，知道他们夫妇俩都忙，坐的时间都不长。钱锺书待人非常热络，杨绛是很少讲话的。他们住在三里河的房子，书房很小，里面都是书。钱锺书看我们来了很开心，话也讲得很多，阿拉就听他讲。钱锺书的著作当时有很多已经发表，当然还有很多未发表。钱锺书写起东西来快得不得了，(很多手稿)杨绛要帮他整理。

　　文汇报：施蛰存先生也是松江人，他在1983年写的《罗洪，其人及其作品》一文中谈到，“五十年来，从事新文学工作的松江人，连我自己在内，不过四人，这个城市的文风，可谓非常衰微了。”他说的四人，指的是他自己、朱雯先生、您，以及编辑家、出版家赵家璧先生。

　　罗洪：施蛰存住在松江的时候，跟我们住的屋子正巧是斜对面。施蛰存是浙江人，后来他爸爸搬到松江来，他也一道来了，来的时候年纪还不是很大。后来他爸爸去世了，施蛰存在上海工作，与杜衡、戴望舒是好朋友。施蛰存孩子比较多，住在松江也蛮好。他回松江一方面要写东西，另一方面在松江省立高中也兼点课，生活来源这样就比较固定了。他这个人写作很认真。那时候他和杜衡等人在办《现代》杂志，后来忙了，也不在学校兼课了。施蛰存在松江的房子比较宽敞，杜衡、戴望舒有时到他家，就住在他家里。抗战发生后，施蛰存干脆待在上海，因为施蛰存有两个妹妹，在上海有房子，他在上海就住在妹妹家。后来他妹妹出国了，他在上海也有了房子，就长期待在上海。

　　文汇报：1943年12月，朱雯先生到内迁安徽屯溪的上海法学院教书。1944年春天，您去屯溪的时候，施蛰存先生刚好也要转道屯溪去福建，你们是结伴而行的？

　　罗洪：是的，我们还各带了一个孩子。施蛰存要经屯溪到福建，去厦门大学教书。

　　文汇报：1997年3月我去愚园路看施蛰存先生，赵家璧先生那时刚刚去世，施先生说昨天知道老友赵家璧过世了，一夜没睡，脑子里又把赵家璧先生的一生过了一遍。那时我还是大四的学生，这个情节记得特别清楚。2008年11月20日是赵家璧先生的百年诞辰，上海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你们和赵家璧先生有什么交往？

　　罗洪：赵家璧也是松江人嘛！阿拉认得老长辰光了。我们和施蛰存住在斜对面时，赵家璧每一个礼拜六回松江，常常与施蛰存见面，后来朱雯也认得赵家璧了，约他们一道来家中坐坐，随意交谈，但话题会集中在翻译上。赵家璧在上海，在良友图书公司当编辑。《良友》画报当时要出一套《良友》文学丛书，赵家璧去找鲁迅商量。鲁迅帮他出主意，但名单里有些人鲁迅看不上的、觉得不妥当的就不要了(笑)。《良友》文学丛书后来出成功了，在当时是很不错的。

　　文汇报：就是让鲁迅先生定一下入选丛书的作者名单？

　　罗洪：对咯。

　　文汇报：您在苏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胡适先生给你们上过课？

　　罗洪：我在(苏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学校请过胡适到苏州来演讲。我的同班同学吴健雄听了胡适的演讲，非常崇拜他(笑)，后来还到上海去看胡适。吴健雄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她到美国深造的时候(1936年)，我还从松江赶到上海送行。

　　“30年代以来最受冷落作家”

　　文汇报：您是从上世纪30年代便开始活跃的作家，1935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腐鼠集》，后来被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收入欧洲汉学会80年代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丛书中》，第二部小说集《儿童节》1937年被列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五集中，到解放前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有六部、长篇小说两部。我最近查了很多资料，但关于您的研究资料和评介文章很少，主要都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罗淑罗洪研究资料》中，也就十来万字。所以我也不奇怪，80年代美国加州大学比较文学教授郑树森在研究您的作品时，翻阅很多通行的大部头文学史(包括港、台、大陆三地出版的)，都没有找到对您的任何评价。郑树森教授认为，“从30年代开始发表小说的作家里，罗洪是最被人冷落的一位。”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罗洪：郑树森和我通过信的，他编了我的一本书(《倪胡子》)。(笑)这是郑树森说的，我没啥看法。这怎么说呢？有的人会受重视一点……我倒从来没放在心上，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这是无所谓的。评价问题是比较难说的。还有的看法我觉得也不对的……比如有人认为我的小说比冰心等人的要好一点，我不赞同。

　　文汇报：赵景深先生在《文坛忆旧》中说过，“向来现代女小说家所写的小说都是抒情的，显示自己是一个女性，描写的范围限于自己所生活的小圈子；但罗洪却是写实的，我们如果不看作者的名字，几乎不能知道作者是一个女性，描写的范围广阔，很多出乎她自己的小圈子以外。……以前女小说家都只能说是诗人，罗洪女士才是真正的小说家。”

　　罗洪：人家有什么看法，我觉得有些也未必对。冰心、庐隐她们发表作品比我早，包括白薇，我蛮尊重她们的。我是晚辈。我也不去高攀。我这个人一生一世就是淡泊，名啦利啦，不看重，无所谓。

　　文汇报：您从30年代开始写作，到抗战胜利以前，作品比较多，也很有特色。赵家璧先生就认为，“罗洪与三十年代的那些女作家很有不同，她不写自己，不写儿童妇女，不写家庭琐事，更不写工人、农民和士兵；她用这样的大手笔，以艺术形象，集中而生动地描绘了一幅三十年代初期，发生在上海附近一个古老城市的旧中国错综复杂的生活画卷。”他说的是您的长篇小说《春王正月》，但又可以说是对您作品的整体评论。郑树森教授在《读罗洪小说札记》中也说：“和新文学时期不少女作家相比，罗洪的作品是能够突破所谓‘闺秀派’‘委婉纤柔’的作风，题材也不限于家庭生活、个人情绪等‘茶杯里风波’。”

　　我发现抗战胜利后，您写的作品少了，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罗洪：后来还是写的。当时我在教书，主要是不大有实际生活，跟社会接触少了。还有就是以前(写作)和抗战热情有关系。抗日战争发生后，我就离开松江，后来到了浙江桐庐。那时上海去桐庐的人很多。后来我觉得桐庐也靠不住，去了长沙，那里文艺界人士很多。一路到内地去，出门要坐火车，火车不知道什么辰光来，经常要在火车站等一夜。我叫他们(家人)等，火车来了再来喊我，我在对面小店里就随时写东西，写下来没啥改动就成为稿子。我还带着小孩，最小的一个孩子还抱在手里。在长沙待了两个月，也写东西，后来觉得桂林更安全。他(朱雯)和桂林高中联系，问是否需要人。桂林高中打电话来，叫他马上就去。在桂林我们待了两年不到一点，学校给了我们房子，他(朱雯)教书，还编一个杂志叫《五月》。在桂林蛮适意的，风景又好，又比较安静了，我也写东西，忙得不得了。有的稿子寄到香港，发表在《文艺阵地》和《星岛日报》上。

　　对创作我倒是一直不愿意放弃，但是我觉得生活也蛮有问题。抗战期间到处跑，接触面很广，后来生活安定了，写的东西倒比较少了。激情还是有的，所以安定下来后我还是到农村去，如果一点都不接触生活更加不对了。我到农村里去，也到工厂里去，回来写了一些报告文学和散文，就是写得比较少了。

　　抗战时期样样东西都新奇。后来到农村去蹲，但到底写什么我一直没把握，所以很长时间没有写东西。后来我写长篇小说《孤岛岁月》，还是写过去的生活。上海沦为“孤岛”，我在“孤岛”生活过两年，这段时期记在心里，印象非常深刻。

　　文汇报：《孤岛岁月》是您1996年写的，那时您已经87岁了。

　　罗洪：写《孤岛岁月》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我在走廊里跌了一跤，当时觉得没啥，就是跌了一跤，哪会痛得这么厉害？到医院去看医生，X光一照，右肩胛的骨头裂开了。看了几个月，右手一直吊着，后来取下绷带，骨头愈合了，但手臂和手背肌肉肿成了两个硬块，写字也不好写。小说的腹稿已经打了很长时间了，我担心来日不多，一定要想办法尽快写出来。写的时候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笔，再让左手的两个指头帮着顶住笔。稿纸用镇纸压住，写出来的字大得不得了。人还要立着，坐着不好写。草稿打好，等手好了再慢慢地一点点抄。

　　文汇报：解放后您参加了上海市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的创作队，1953年参加完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后，您就退出创作队，开始在《文艺月报》、《上海文学》等文学刊物担任编辑工作，当小说组组长，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这些对您后来的创作有影响吗？

　　罗洪：有影响的。我的手上有很多人的稿子，当时上头规定要每稿必复。来稿有一叠一叠的，但质量较差，多半看过以后都要提点意见退回。有些稿件有希望留下用的，也要写几句告诉作者。较好的作品但需要补充或修改的，要约作者到编辑部来谈。……那时候还要求我们编辑部的人深入到生活当中去，到农村去接触生活。这不仅是自己写作需要，编辑工作也需要。稿子多得实在没办法，下班回家就带一些回来看。后来实在太吃力了，用脑过度，到家门口就吃不消了，要躺下来先休息一些辰光。去看医生，说得了美尼尔氏综合症。后来慢慢痊愈了。

　　百岁人生

　　文汇报：您100岁了，身体真不错。

　　罗洪：(笑)身体蛮好的。

　　文汇报：您现在出去活动、锻炼身体吗？

　　罗洪：在小区下面走走，辰光不长，大概半个钟头。进小区有一条路，就在这条路上走走。假使要出12弄的大门，(到小区外马路上)那就要带阿姨一道走，因为最近两年我耳朵不是最好，后面脚踏车来了，跟我打招呼我听不到，就太危险了。

　　文汇报：您住的是二楼，上下楼梯自己走吗？

　　罗洪：楼梯都是自己走。

　　文汇报：现在早上几点钟起来？

　　罗洪：一般5点钟就起来，有辰光三点半醒转来，躺到五点钟。自己洗洗弄弄，吃点稀饭，这样一般要到6点钟可以下楼走走了。因此晚上睡得要早些，九点前就上床了。

　　文汇报：您这里有《文汇报》、《参考消息》这些报纸，现在看书看报，眼睛还行吧？

　　罗洪：我订了5种报纸，看小5号字我眼镜也勿要戴咯，6号字就不行了，我眼睛就勿来事了(笑)。

　　文汇报：现在主要是阿姨照顾您的生活？

　　罗洪：林阿姨也是松江人。我的两个孩子早退休了，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

　　人物档案

　　罗洪

　　罗洪1910年11月19日出生于松江(当时属江苏)，原名姚自珍。1930年开始发表作品，第一篇作品随笔《在无聊的时候》发表于当年5月号《真美善》月刊。主要创作小说，第一篇小说《不等边》，发表在同一杂志1930年10月出版的16卷11期上。先后出版《腐鼠集》《儿童节》《这时代》《践踏的喜悦》等十二部短篇小说集，《春王正月》《孤岛时代》《孤岛岁月》等三部长篇小说，以及散文集一种。2006年出版《罗洪文集》三卷。她的小说大多描写社会的众生相，笔触细腻，人物性格鲜明。

　　1929年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后，任松江第一高级小学教师。抗日战争爆发后，经浙、赣、湘三省到达桂林，1939年1月回到上海。1944年春天前往安徽屯溪，直至抗战胜利才重返上海。曾为《正言报》编辑副刊《草原》与《读书生活》，1947年辞职后，任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教师。1950年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及徐汇女中任教。1953年秋开始，到上海作家协会的《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担任编辑直至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