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临近，参加“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队员为按时完成他们简称为“三普”的工作进度，仍身在各地一线，他们最终的目标是“覆盖每一个行政村”

　　“对于文物系统来说，要说清我们国家的文物家底，是一个基本职责。但在这问题上我们一直很尴尬。我们现在所用的数字是第二次文物普查的结果。伴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大规模的城乡建设，保留至今的文化遗产数量究竟有多少？”

　　“另一方面，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不断进步，让我们对文化遗产的认知与80年代有了很大不同，出现了很多新概念，比如20世纪文化遗产、乡土建筑、工业遗产、水下文化遗产等。随着新概念的使用，文化遗产的统计又会有哪些变化？我们也有很大的期待。”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谈到为什么要力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做了如上表示。很多文物工作者也和单霁翔有着一样的“期待”。

　　-变“幸存”为“保存”

　　在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西石塘街张百步弄内，一处民宅高高的院墙上，一个大大的红色“拆”字，十分醒目。离宅子不远，是一座高过它的彩色现代小楼。两幢建筑年代有别，既辉映着，也对照着。“这个拆字已经写了有几年了。”主人说。

　　说起这个房子，主人带着些骄傲，“房子用的水泥都是进口的，特别好，而且院子里的排水道也是很好的。”随行的文物普查队员进一步解释说：“宅子是民国建筑，宅子的主人曾是米店业主，院墙高8米，东墙外壁刻有砖窑生产记号。地面浇‘斯门汀’水泥。是塘栖镇现存规模较大、保存较好、工艺最精的一处中西合璧式楼宅……”

　　据介绍，该处民宅在此次文物普查中，已进行了登记。“和地方政府已经讲过，应该不会拆了。”余杭区文物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这所宅子的命运。

　　从列入被拆房屋，到作为新发现的文物登记在册，这变化来自于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范围的调整。比起1956年和1981年开展的两次全国文物普查，“此次普查在地域上，不仅有地上、地下，还包括内河和领海的水下不可移动文物；在类别上，乡土建筑、工业遗产、文化线路等过去被忽略的项目都在普查之列。”单霁翔说。

　　来自国家文物局的数字显示，截至2008年10月31日，全国共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213240处，其中新发现130465处，复查82775处。一些省区市的工业遗产、乡土建筑、20世纪遗产等新类型文化遗产调查取得进展。

　　而在目前文物普查的新发现里，“新类型的文物占绝大多数”。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办公室副主任刘小和说：“比如古建筑类别里面的宅第民居、池塘井泉等，传统文物观念并不将之列入保护范围，但这次成为普查的重点之一。”

　　安徽的古民居保护即是例证，现行的《安徽省皖南古民居保护条例》的保护范围是“1911年以前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民宅、祠堂、牌坊、书院、楼、台、亭、阁等民用建筑物”，而随着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深入展开，越来越多建造于1911年之后的古民居也被评定为文物点。

　　“其实有些历史上的遗留是幸运地被留到今天才成为遗产。这次普查是希望提前把有时代代表性的文物留下，变‘幸存’为‘保存’。”刘小和说。

　　-唤起民众保护意识

　　绿树、石马、小二楼别墅群……年近八十的奚文斌教授对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有着不一样的感情。1955年，这里还叫浙江农学院，那年，从该学院农学系毕业的奚文斌留校任教，“一晃就快60年了。”后来，这里改叫浙江农业大学，现在的称谓则是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奚文斌见证了这些变化。

　　随着杭州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逐步开展，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作为一个点，开始被纳入普查范围，退休多年的奚文斌也有了新身份——文物普查专家型志愿者。

　　据介绍，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内现存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建筑26幢，形成了围绕华家池分布的保存较完整、功能明确、分布合理的近现代建筑群，反映了中国大学的教学建筑风格的演进，具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

　　在奚文斌骑的自行车车筐里，一个蓝色的环保布袋装满了他收集的有关华家池校区的各种资料。“华家池校区历史建筑群调查”表格是他作为志愿者工作的成果，通过这张手写的表格，可看出校区内逾30处建筑的名称、结构、面积、建造年代、现用途、特色等。

　　“有关这个小区的资料，能收的都收了。”奚文斌说。而这个表格的背后是众多学校变化见证者的参与：“专家们都愿意写，有20多位写了自己熟悉的校区情况。”

　　奚文斌说得不假。“现在最能体现浙大悠久历史的就是华家池校区了，如果毁了华家池校区，就断了浙大的文脉……”一位老专家的手稿中有这样一段话。而那些写在各种颜色、各种式样纸张上的文章——《华家池与潮水有关的几件事》、《浙大植物园》、《中心广场石马的故事》等，拼成了一个行走在历史和现在之间的华家池校区。

　　像奚文斌和老专家们一样的志愿者，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为数不少，“光靠我们普查队员的两条腿是不行的，全靠当地老百姓的支持，提供线索、带路等。”记者遇到的每位“三普”队员都这样说。

　　正是这些志愿者们，使得文化遗产这个概念慢慢进入更多的寻常百姓家。“期望第三次文物普查不只是文物系统的一次行动，也期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能深入人心，同时唤起更多民众加入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行动中来。”这是单霁翔针对媒体所问的对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期望，做出的回答。

　　奚文斌们正使单霁翔所说的被视为共识的目标，离现实越来越近。

　　-没有句号，只有逗号

　　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实施方案”，普查目前正处于实地展开文物调查和信息数据登录工作阶段。但普查进行到现在，“登录过的文物点，回头再去看，发现被破坏了或者没了。这种情况不敢保证没有。”普查队员对遇到的难题有些无奈。

　　单霁翔也表示，普查可能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新发现的文物点如何迅速纳入保护体系，确保普查最终数据的有效性。此次文物普查，从2007年4月开始，到2011年12月结束，要持续近5年时间。他说，如果出现“前脚发现，后脚破坏”的被动局面，普查结束时公布的新发现文物，相当一部分就可能已经成为“消失文物”了，不仅无法保证普查数据的准确性，也违背了开展文物普查的初衷。

　　针对此，一般的方法是按正常程序，根据文物点的价值，逐级申报争取成为文保单位。比如安徽怀宁县，在田野普查过程中，于2008年8月份申报了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发现后，不及时保护等于没有发现。”当地的普查队员说。

　　各地根据自己的情况，也在探索有效的保护方法。浙江省长兴县的做法是在文物普查开始后，对原有的业余文保员进行了一次排查，根据实际情况局部进行了调整与充实。“成效还不错，有的业余文保员不但在其辖区内调查时为我们带路，而且主动认领了其辖区内新发现文物的日常督查工作”。长兴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普查队队长梁奕建说：“文物普查应该与建立文物保护长效机制相结合。文物保护，只有逗号，没有句号。”

　　“我们已强调让各级政府及时记录和公布新发现的文物点。但客观来讲，这么多文物要同时保护确实有困难，我们只能是下最大力气保护，让它们消失的速度慢下来。”刘小和说，“好在现在官员们的文化水平都提高了，经济也有了很大发展，地方上都开始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在这个时候进行‘三普’，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

　　记者　赵晓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