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彼得·阿内特(Peter　Arnett)相识、相知到成为莫逆之友,缘于我替他编辑出版了《我怎样采访本·拉登——世界顶级战地记者彼得·阿内特的报道生涯》。因为编书,我看过大量他的照片,包括那张他与本·拉登合影的绝对珍贵的照片,所以,在机场第一眼看到他,我便把他认出来了。

　　彼得个子不高,但有着装满智慧与传奇的大脑门。吸引我眼球的是他挂在胸前的一个塑料小袋子,里面装着他的护照等身份证件以及工作证件等。一个小细节立马让我钦佩——这就是专业的战地记者。尽管他现在的身份不再是战地记者,而是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

　　彼得有着相当传奇的一生。几乎可以说,有战争的地方就有阿内特。他从事记者工作超过半个世纪,其中40多年在战场前线做战地记者。他是全美国公认的越战中最出色的战地记者,因此在32岁时就获得了普利策奖；他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电视现场直播海湾战争,因此获得美国电视最高荣誉——艾美奖。他一生采访过无数的风云人物,如萨达姆、卡斯特罗、贝·布托、阿拉法特、本·拉登、卓别林、毛姆等。1979年,他随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一起会晤邓小平,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

　　彼得在其战地记者生涯中,到过150多个国家。在与彼得一路同行的车上,我们由衷地表示“羡慕死了”。不料彼得却说,我去的地方可都是充满危险的。2006年,年逾古稀的彼得,依然在巴格达最前线的战地记者岗位上向美国以及全世界发出他的战地报道。以他那样的成就、那样的地位、那样的年纪,依然在尽着一个战地记者的职责。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值得所有的记者肃然起敬。

　　文化的桥梁

　　我先后两次到机场接彼得。两次彼得带的都是统一的装备——两个大大的袋子。自幼接受要尊老爱幼教育的我,自然要去帮他提行李。没料到彼得很坚决地拒绝了。又一次要求,又一次被坚决地拒绝。到中山大学演讲的现场,要上二楼,没有电梯,要走楼梯。我第三次请求帮他提行李,这次彼得拒绝的同时,显得很生气了。我非常委屈。事后,出版社的领导告诉我,这可能是文化的差异。在中国,这是尊老；而在美国,如果他接受了我的帮助,就等于他承认自己老了,没用了。这是美国人相当忌讳的。

　　在中大,有同学问为什么西方记者在报道中国的时候,总是负面比正面多。彼得回答,其实他认识的很多记者都很喜欢中国,但挑战权威是西方记者自觉的“信仰”及行动准则。如果不是接受特定指令,他们不会去做“歌德”的报道。这对中国对美国都是一样的。他们对美国的报道也是负面多于正面的。

　　或许这真的是有文化背景与观念的差异。而消除这样的差异,需要搭建沟通的桥梁。彼得从战地到中国、从记者到教授的角色转换,正是要为我们搭这样的一座桥梁。

　　真诚的朋友

　　我的一位老总问过彼得,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记者之一,他每到一个城市,首先关注的是什么。彼得开玩笑说,第一是厕所,第二是美食。作为广州人,我自然知道如何去满足彼得的胃。在满足胃的过程中,我们的心也在靠近。一顿饭下来,我和彼得已经是一对好朋友了。彼得让充当翻译的我的儿子和外甥女转告我,让我一定要到汕头。他要带我去品尝汕头的美食,并三番五次地开玩笑说,我不到汕头拜访他,就不给我写书。因为我们已经约好,他的下一部书还要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还由我来做他的编辑。

　　满足了彼得的胃,再满足彼得的精神欲求。我把彼得带上了老城标镇海楼——广州博物馆,我们广州人的五层楼。在五层楼,彼得看到2000多年前,广州人的祖先已经会搭建人字形的木屋居住,很有感慨地说,他在印尼看到一些落后地区的居民,现在住的就是这样的木屋,中国的文明史真是了不起。

　　彼得还说,中国的每一个博物馆里的东西都不会重复。因为中国有太深厚的文化沉淀与文化资源。对只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而言,这些东西太令人羡慕。

　　彼得看中两本介绍广州历史文化的书。一本图片书,卖价198元；一本小册子,卖价10元。彼得对售货员说,可不可以买一本大的,送那本小的。当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彼得孩子气地吐了吐舌头,对我们说,在中国,买什么东西都可以讲价。那一刻,彼得显得那么的可爱。

　　在书店,彼得看到《我怎样采访本·拉登》与奥巴马的书摆在一起,显得十分高兴。老布什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后写了两本书,书中都愤怒地埋怨彼得的报道,说彼得是说谎者。彼得说,没有人喜欢被总统称作说谎者。但在遥远的中国,看到自己的书与自己总统的书摆在一起,却是令人高兴的事。

　　杰出与伟大,不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作为平常人的彼得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那充沛的精力和敏捷的才思。73岁的老人家,总是那样神采飞扬,走起路来大步流星,说起话来中气十足。在接触彼得之前,人到中年的我,有时候会觉得自己老了。然而,与永不知疲倦的彼得相处,我感到,73岁的老人家以他散发出的无穷朝气,已经将青春的活力源源输入我的体内——我有一种18岁的感觉。

　　感谢彼得!

　　作者：梁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