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许多中国人记住了他对老舍的崇拜:勒·克莱齐奥第一次踏足中国,便对中国媒体毫不吝言自己对老舍的敬仰之情:“我发现老舍的小说中的深度、激情和幽默都是世界性的,超越国界的。”

　　1899年2月3日,老舍出生于北京一个贫民家庭,出生第二年父亲就阵亡于八国联军炮火,母亲则给人缝洗衣服当杂役。老舍自幼在北京大杂院的底层生活中长大,从小耳濡目染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娼妓等挣扎在城市边缘的贫民的喜怒哀乐,他从市井民巷的纷杂生活中走出,最终写成《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茶馆》等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不朽之作。与同期成长起来的诸多家学丰厚的文学大家相比,老舍的独特出身,令他的作品始终深藏一种特有的机智与幽默、纷繁与精彩。

　　1966年8月24日,在“文革”中饱受身体与精神摧残的老舍,选择在北京太平湖蹈水而亡,从而留下20世纪中国文坛最悲绝的背影。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曾撰文道:“当代作家中,没有一个人的死,像他(老舍)那样让后人痛心,其悲壮之志,让一切苟活者顿失光泽。”当今天的人们试图对20世纪那些“被抬高”或“被贬低”的中国作家、中国文学进行重新评判时,老舍其人其作始终是一个屹立不倒的坐标。

　　前天是老舍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各种纪念活动在北京拉开。据了解,今年国内的舞台和电视上将推出8部老舍大戏。与此同时,老舍1968年差一点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说法,再度引来各种揣测与说法。昨日,老舍之子、原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谈诺奖疑团:

　　川端康成的奖原是颁给老舍的

　　【1980年初,朱光潜曾语出惊人地说:“据我接触到的世界文学情报,目前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也只有沈从文与老舍。”老舍被公认为上世纪中国作家中较早具备世界性的作家之一。

　　进入新世纪,有一个统计,中国大陆作家的作品中,被国外翻译最多的要数老舍,他的《骆驼祥子》被译成30多种文字,光是俄语版就发行了70多万册。2002年,德国、法国、瑞士不约而同地出版了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记者:您曾透露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原定授予老舍,结果却因为他的自杀而颁给了川端康成,后来引起了一些争议。您认为,老舍当年如果能获奖,最大的原由是什么?

　　舒乙:诺贝尔文学奖是经过提名,然后进行若干次筛选,最后选定5个人,拿来让瑞典皇家学院的院士投票,老舍的票数当时排在第一。当年,皇家学院的评委听说当时中国发生“文革”动乱,很多文人受到迫害,他们就请瑞典大使调查核实,把调查结果发给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可惜由于诺奖规定不能颁发给去世作家,于是就在剩下的4人中重评。尽管老舍去世了,评委们还是倾向于颁给东方人,最后就选了日本人川端康成。这个消息是在川端康成获奖庆祝典礼上,瑞典驻日大使告诉日本人的。

　　有人对这个说法存疑,但我是亲耳听闻:1978年,前日本老舍研究会会长藤井荣三郎受该会的委派,专程到北京亲口告诉我这一内幕,决不是空穴来风。

　　我认为,老舍当年如果能获奖的最重要原因是政治。不可否认,诺贝尔文学奖有艺术标准,但瑞典皇家学院的评委们是有政治倾向的。据我所知,他们当时听说中国国内搞“文革”,想要颁一个奖给有反思性的中国作家,就像1970年颁给苏联的索尔仁尼琴相似。由于当年中国其他作家的作品翻译极少,长篇小说更少,老舍在国外却受欢迎,翻译了很多,他们自然首选了老舍。

　　记者:您认为,老舍有没有被低估的佳作?

　　舒乙:一般读者忽视了《猫城记》,很遗憾。这部作品在国外很有名,被定为世界上最优秀的3部长篇讽刺小说之一。在国外,老舍的《猫城记》是和《骆驼祥子》并驾齐驱的。这本书之所以在国内沉寂无名,是因为讽刺政治。它是1933年写的,老舍在这本小说中讽刺了国民的劣根性,这不是得罪更多的人吗?而且《猫城记》里的很多预言,比如开学第一天打死老师,第一天就烧图书馆的图书,这在“文革”时都成为现实。这本书在国外让老舍拥有许多拥趸。

　　上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带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访华,3位著名作家随同访问,其中包括翻译谢曼诺夫,说起老舍的《猫城记》,他说这本小说在苏联印了10万册,全部售出。他们说《猫城记》所揭露的是人性丑恶的一面,是人类社会的通病,具有世界普遍意义,所以在苏联受到欢迎是必然的。

　　谈身后评价:

　　老舍的文学地位是升值的

　　【谈到上世纪后半叶以来对老舍评价的起伏,舒乙认为,老舍一直紧紧抓住平民世俗生活,创造出“世态画卷式”的不朽艺术特色。

　　老舍有非常朴素的创作观,他生前拒绝对自己的作品有任何拔高的评价,他曾写道:“连好朋友都说:‘伙计,你也硬正着点,说你是为人类而写作,说你是中国的高尔基；你太泄气了!’真的,我是泄气,我看高尔基的胡子可笑。他老人家那股子自卖自夸的劲儿,打死我也学不来。人类要等着我写文章才变体面了,那恐怕太晚了吧?我老觉得文学是有用的；拉长了说,它比任何东西都有用,都高明。可是往眼前说,它不如一尊高射炮,或一锅饭有用。我不能吆喝我的作品是‘人类改造丸’。我也不相信把文学杀死便天下太平。我写就是了。”】

　　记者:克莱齐奥自称为“老舍粉丝”,但国内一些人如韩寒却称老舍、茅盾、巴金等人的“文笔很差”。您怎么看?

　　舒乙:现在一些年轻人没有仔细读过老舍作品,这很糟糕,很悲哀!世界上优秀民族对伟大文人的崇敬是不变的。你看俄罗斯,上个世纪经过那么多政治动荡,但是他们所有人提起普希金、高尔基这些人,没有不严肃、不仰慕的。

　　老舍25岁就去英国教书,看了很多原版英文小说,但他不摹仿。他对自己的写作要求极高。他聚精会神一上午可能只得1500字,他写得非常艰难,字斟句酌。当时有些编辑爱改作家的稿子,老舍先生非常生气,曾经公开谴责:“请不要改我的稿子。我稿子里的每个字、每个标点都经过仔细推敲。只有你们不懂,而不是我的错。”可后来他们依旧改,老舍先生开始骂人了:“凡是改我稿子的人,男盗女娼!”

　　记者:如今文学写作更为多元,魔幻现实主义、荒诞写实主义都出来了,人们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也开始有了重新评判,比如鲁迅的后人就认为鲁迅的作品被误读,您认为对于老舍呢?

　　舒乙:现在老舍作品的处境还比较好。小学、中学选入的教材中有比较多老舍作品,许多年轻人也比较熟悉老舍,很多小孩都喜欢。而且一些影视剧和话剧也比较多,影响面比较广。这次文汇出版社为纪念老舍先生诞辰110周年出版的一套21卷本的《老舍小说精汇》,卖得火啊!

　　不管谁的作品,总逃不脱大浪淘沙般的历史规律。作品本身是否含有极高的文学审美价值是关键,真正能够留给后人回味的作品才是好作品。有的人会永远被人们记住,有的人却只能名扬一时。老舍很幸运,他的作品至今在国内外依然受欢迎。2月3日老舍110周年诞辰研讨会上,一个俄国汉学家跟我说,在俄罗斯“老舍热”从来没有凉过。这位汉学家前几天参加一个欧洲汉学家的会,会上有人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很多,其实只要讲3个人——茅盾、老舍、沈从文——就够了,当场很多人都接受这个观点。这3人中甚至没有鲁迅。这个观点发明者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王德威。他认为,茅盾写了中国革命；沈从文与他相反,写的是自然、水、船夫、少女,抒情的；老舍写的是平民,盼望政变的平民。这3个人的作品拎起来,可以代表整个当时的现代中国。

　　老舍的作品在他活着的时候很畅销,他“文革”被打倒的时候也有人在偷偷地看,被平反以后更是大规模地被出版、被翻译。对于文学家的排名,我认为,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文学大师的地位是不会动摇的。而另外一些文学家,比如老舍、郁达夫、张爱玲、钱钟书等的文学地位是升值的。

　　记者:人们对于老舍解放后的创作有不同的看法,浩然就曾说老舍“解放后的作品是紧跟形势的,配合运动的”。您怎么看?

　　舒乙:老舍解放前是小说家,解放后是戏剧家,虽然上世纪40年代也写过一些戏剧,但不像解放后一门心思写。解放前后他一直都坚持现实主义、写实主义,反映平民喜怒哀乐。

　　浩然的说法太简单,有些无知。建国初,老舍在美国讲学,很受欢迎,他还是回国了。他回国后,对比自己在新旧社会的体验,是从心里喜欢新社会,所以写出《龙须沟》这些作品。当时新政权恰好也需要一些宣传,认为通过话剧诠释新政府的形象很合适。所以《龙须沟》演出之后,周恩来找到周扬,专门要他在《光明日报》上写一篇文章,把《龙须沟》当典型来推广。政府还给老舍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这是唯一的。毛主席从来不看话剧的,周恩来跟他讲了后,《龙须沟》就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了。

　　《龙须沟》现在还在演,前晚(2月3日)人艺还演出了最新版本,尽管距离上一次由北京人艺排演这部话剧已经过了56年,但就前天演出的情况看,大家评价依然很高,认为它是一部佳作,说明它的艺术价值是永恒的。看作家的作品要看艺术目的,而不是政治目的。它能让你感动,走出剧院让你落泪了,你就会打心里说好。所以我有一次问日本人喜欢老舍哪一部话剧,他们异口同声说《龙须沟》。因为外国人看了《龙须沟》,才理解中国革命的原因。

　　记者:今年将有黄磊版的电视剧《四世同堂》亮相,您有怎样的建议?

　　舒乙:现在老舍的很多作品拍成电视剧后被拉长了。为了广告收入,往长里拉,搞成长篇连续剧,动辄40集,电视剧“加水”了。这样就造成了两种出入:一是符合原作主题、人物性格和语言风格的,算是拍得较好的,像葛优的电影《离婚》,但是不火,影响不大；另外一种就是水分加得太多,偏离了原作主题、语言风格等,像老舍诞辰100周年纪念时的电视剧《骆驼祥子》,不太理想。

　　今年有几部关于老舍作品的电视剧要播出,包括《茶馆》、《四世同堂》和《龙须沟》,因为还在后期剪辑,制作还没完成,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谈老舍之死:

　　他骨子里是格外坚硬的

　　【老舍曾多次说过: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实际上,老舍先生非常热爱生命,他最后在公园里待了整整一天,还是选择离开。1966年8月23日,老舍被红卫兵绑到国子监孔庙批斗,跪着被轮番殴打3小时,后又被继续毒打至深夜。晚间,遍体鳞伤的老舍在妻儿的作保下被接回家。第二天,老舍独自前往太平湖,以一句“跟爷爷说再见”向孙女作了人生的最后告别。在太平湖畔不吃不喝坐了一整天,于深夜时刻投湖自杀……

　　舒乙在散文集《梦和泪》中写他陪已经离世的老舍先生度过的最后一夜:“我摸了他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洒在他满身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的一点热气当作爱回报给他。”】

　　记者:老舍作品爱讽刺,富有幽默感,生活中的他也是这样子吗?

　　舒乙:生活中的父亲完全是矛盾的。他一天到晚大部分时间不说话,在闷着头构思写作。很严肃、很封闭。但是只要有人来,一听见朋友的声音。他马上很活跃了,平易近人,热情周到,很谈得来。仔细想来,父亲也矛盾。因为他对生活、对写作极认真勤奋；另一方面,他又特别有情趣,爱生活。这有四方面的原因:一是老舍是穷人出身；第二,老舍是老北京人,而且是满人；另外他阅历丰富,出国前后近10年；另外,他生活时间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时代背景很复杂。

　　生活里的老舍其实很会玩,他有19种爱好。会打拳,各种拳都会,十八般武艺都通；又会京戏,会演曲艺,像大鼓、相声、河北梆子、单弦……他还会写曲艺,所有中国作家只有他和赵树理会写民间曲艺。

　　记者:根据沈从文上世纪60年代书信,他对老舍在当时北京文联的卖力表现有些不满。您还记得老舍先生自杀前那段时间的状态吗?

　　舒乙:老舍一点架子也没有,北京人都很喜欢他。可能浩然当时是个年轻人,刚跨进文联大门,左得要命,所以老舍不喜欢他。老舍在晚年内心是很悲哀的,当时已经感觉到(政治)空气很冷。虽然爱写能写,却不能刊登,写作只能停产。

　　我的学生傅光明调查了100多个当事人,写了3本关于老舍之死的书。他跟我讲,他感觉很悲哀,说以后绝不相信历史!他调查那么多当事人,竟然没有一个人说当年打过老舍,反而跳出3拨人说自己帮助打捞过老舍的尸体。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承认当年对老舍动过手,更别说忏悔了。有一个女中学生,如今已经是60多岁的奶奶了,傅光明采访她好几次,她才说自己是当事人之一,问她愿不愿意给老舍后人道歉,她说不愿意,没有勇气,说“你替我道歉吧”。她知道这事情很严重,她自己的心理压力也很大……

　　记者:我手头有一首老舍1966年春的旧体诗《赠王莹》:“小住佳园百病除,西山爽气入蓬庐。风香云暖松荫外,细读人间革命书。”显得似乎很闲逸,为何在当年夏天就投湖?

　　舒乙:王莹当时是很有名的女演员,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取得美国支援,她曾经到美国给罗斯福总统表演过,但是一回国就遭到了迫害。老舍其实是用这首诗来安慰她,但内心里他是非常悲哀的。当年,他的作品已经不能发表了。比如1965年,领导最反对他去日本,但是日本人点名要求他去。他做访日代表团团长,刘白羽、张光年陪着看着他。去了之后很受欢迎,为什么呢?因为他生活阅历丰富,底蕴厚,日本人很喜欢他本人和作品。崇拜他,狂热地欢迎他。他回来后写了一篇很长的日本访记,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发表,一篇残稿放着。

　　老舍晚年计划写3部长篇小说,分别是《正红旗下》、老天桥和八大胡同,但是到死,第一部《正红旗下》还没写完,政治环境越来越恶劣,老舍只有死了。1966年8月21日,他对我们说:“又要死人了!尤其是那些刚烈而清白的人。”他是一个软中带硬的人,他受不了了。他殉难,以身谏,老舍其实是用这种方式告诫世人,他骨子里是格外坚硬的,拥有宁折不弯的正义坚定的人生态度。假如不是1966年8月23日,他也会在1967年或者1968年死去。

　　有人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老舍将是第二个屈原。把老舍与屈原相提并列,叶圣陶是第一次,他在给王惠云、苏庆昌二人撰写的《老舍评传》中以词代序,词名《齐天乐》,词中说:“呵天甚意!竟容忍沉渊,屈原同例。”

　　本报记者　李培　实习生　李荣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