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文怀沙事件”成为文化界备受关注的话题。传记作家李辉从出生年龄、“文革”中所犯“反革命罪”和“国学大师、楚辞泰斗”头衔三方面向“百岁老人”文怀沙提出质疑，称其出生时间往前提了10年；“反革命罪”实为流氓罪；楚辞研究水平只相当于中学教员。随后，文怀沙发表简短声明，表示“但求无愧于心”。文怀沙之子文斯回应了有关年龄的质疑，但未为李辉取信。文怀沙弟子崔自默、“忘年交”赵缺发文反驳李辉，网友讥讽其为“江湖人”。

　　目前，这一事件并未有最后的结论。但从中我们注意到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当下，文化艺术界“大师”多如牛毛，人们对“大师”这一称号也不再抱有像过去那样的敬畏之心。这一现象所暴露出的文化生态问题，更值得我们深思。

　　文化界也需要“扒粪者”

　　记者调查发现，较早关于文怀沙的报道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他的报道也日趋密集。十多年时间，文怀沙被逐渐打造成声名显赫的“文化大师”。

　　“大师”是怎样催生的？有人表示:“透过文怀沙遭质疑这件事，也许最应该反思的倒是学界、媒体和公众自身。”

　　在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中心学者王晓渔看来，主要责任在于媒体和学者。他说，媒体对文怀沙的报道，很多来自于他的自我描述，这种自我描述未经复核就被直接刊登。现在很多报道都有这个问题，往往是被采访者本人提供一个说法，然后媒体直接采用，读者并不知道这一信息来自当事人。这个过程是有问题的，媒体既然刊登，就需要进行复核。“目前，社会新闻已经有很多‘扒粪者’，去年三聚氰胺事件就是一例，可是在文化新闻里难觅‘扒粪者’踪影。”他同时说，当然不可能要求记者对所有行业都有深入考察，但是需要对自己从事的领域具有判断力，“这不是奢求”。

　　他认为，学者也需对伪大师的出现承担很大责任。他说，关于文怀沙的很多说法，在文化从业人员中已经传播很久，在圈内并不是新闻，可为什么“早有耳闻”的事情到今天才变成一个事件，我们也需要自我反思。在他看来，学术专业化本来不是坏事，可是学者以此为由，放弃承担公共责任，这就是问题。更为致命的是，学术界自身存在一定问题，比如有的“清理门户”只关人事，无关是非，把私怨赶尽杀绝，对于公敌却不闻不问，“这是‘文怀沙们’不断涌现的学术背景”。

　　在青年作家、评论家李浩看来，这一事件也暴露出公众自身的问题。“全民不读书，没有深究经史子集问题的愿望，而愿意从听和在简单解读中获得所谓‘知识’。”他认为，所谓的传统文化热体现的并不是一种民族自觉，“表面上显出多学‘国学’的愿望，实际上与传统割裂的倾向越来越大”。

　　文化行业需要确立专业标准

　　“文怀沙事件”爆发后，有网友发问:“大师究竟该是怎样的？难道活得长、胡须长、读过几本线装书就可以了吗？”记者采访发现，那些被大众当作大师的人，学术界很少有人赞同。

　　“在健康的文化环境中，专业的标准和公众的标准是应该保持一致的。”王晓渔说，大师的认证机制出现问题。一位学者成为大师，应该首先被同行承认，然后影响逐渐从同行扩散到公众。民国时的那些大师，都经过同行的肯定，比如章太炎、陈寅恪等。而现在，长寿和传奇变成了媒体乃至公众认证大师的两个重要标准。在他看来，现在的“大师”们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自我神话。他会亲自或者通过门生制造一些个人传奇，比如通晓多少国文字，有过多少次婚外恋，受到过哪些人的盛赞。有些传奇，一看就是只有当事人才会掌握的信息，当事人参与到把自己化妆成大师的过程。“所以，当代文化研究也需要考证。过去，我们总觉得考证是关于很遥远的历史，对于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不加考证，于是‘当代神话’层出不穷。”　他同时表示，这也说明娱乐行业的标准在向其它行业渗透，本来文化有文化的标准，娱乐有娱乐的标准，但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向娱乐标准靠近。“我不反对文化明星，但是文化成了可有可无的前缀，就会破坏文化生态，文化需要确立自己的专业标准。”

　　李浩也表达了“大师”速成所体现出的悖论:一方面在“袪魅”的旗号下、用一份过于嬉皮的方式拉知识和智慧下马，宣告着“读图时代”、“浅阅读时代”的来临，另一方面，又忙于造星，树立“大师”……文化上的浮躁越趋明显与深重，它渗透到了各个方面。

　　他还谈到了当下文化普及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普及的是低端性文化，高端文化只影响少数，只影响专业人士。当然，普及性文化可以使大众受益。可我们必须知道这不是终点。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建立起高端文化和普及性文化的分野，没能给予二者更合理和更适恰的生态空间。普及性文化变成流行思想、大行其道，其实质是对文化敬畏的缺失，是一种浮躁。

　　文化浮躁体现“精神焦虑”

　　“我们这个时代太浮躁了。”上海市艺术创作中心主任、文艺评论家毛时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叹道。在他看来，现在“大师”泛滥表现出“文化通胀”时代带来的语词贬值，其背后体现的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混乱，“文化本应是价值混乱时代的一个精神支柱，可在这个时代，文化自身也迷失了方向。”

　　他说，当下丛生的“文化大师”，实际上是商业社会在文化领域结出来的畸形果实。这些大师就相当于“文化包工头”，在他们周围有一大群借机钻营的人。“大师”背后有产业链。毛时安举例说，美术界为什么大师多？画要去卖钱啊。一旦成为大师，他的学生、经纪人、画商、拍卖行利益共谋，还有一些单位举办活动要请“大师”去增添颜面……

　　有学者表示，“大师热”从另一面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精神引领者和文化标杆。李浩对此表示赞同，他说，它让我们警醒，当下的流俗文化中，“娱乐至死”的文化中，“心灵鸡汤”式的抚慰文化中，缺少精神根性的东西，它无法真正解决精神的至深困境；它也让我们警醒，我们和这个世界致力培养的“物质信徒”、“拜金信徒”，随着物质的丰富和享乐掘取，精神的欠缺却无法随之弥补，相反，这一空洞还有越来越大的危险。

　　在毛时安看来，全国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关注文化大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各地政府对文化的重视；但另一方面，这也体现出地方政府的文化焦虑，期待用大师来快速提升城市的文化高度和影响力。“我们这个时代处在波澜壮阔的变化中，是应该能出大师的时代。但呼唤大师是一回事，会不会出现大师是另一回事。”他认为，“大师焦虑症”的背后，体现了一种文化上的急功近利。“文化大师不是评出来的，不是人工培养的，也不是金钱催生的。”在他看来，政府、官员唯一能做的就是为艺术工作者提供一片好的文化土壤，创造好的文化生态，平等对待真才实学，不将人才视为装潢的门面、炫人的招牌，“而能不能出大师，不是主观能决定的，需要时间的检验。”　

　　本报记者陈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