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带有远古遗韵的“泥泥狗”(图)
“老斋公，慢慢走，给把泥泥狗，您老活到九十九。”
淮阳乃至豫东一带的人，很多都还记得这首歌谣。曾几何时，依托太昊陵，方圆上百里的地域内，有这样一个古老的习俗：沿途的孩子拦住赶庙会的成年人索要泥泥狗，并唱起这样韵味悠悠的歌谣。被索要者，除了赶快把随身携带的泥泥狗撒在地上，让孩子们去捡拾，别无选择，因为那是一种美丽的祝福，当地人认为，把泥泥狗送给孩童或亲朋好友可以消灾祛病，吉祥平安。所以，南来北往赶会的香客，回去时，总少不了带一些泥泥狗。
如今，这样的习俗似乎有些淡化。社会的发展、信息的膨胀，让这样带着童真的梦渐行渐远，孩子们追逐着唱着歌谣要泥泥狗的童趣也越来越少了。
但泥泥狗却还停留在民间，因为泥泥狗的主要销售市场是太昊陵的二月古庙会。而随着文化价值的回归，二月会越来越旺，也越来越为人们所看重。当今在淮阳城东北的金庄、武庄、许楼等几个村子，还聚居着不少捏泥泥狗的艺人，虔诚守护着伏羲传下来的手艺。通常情况下，捏一个泥泥狗，要经过挖泥、槌泥、过滤、和泥、捏塑、扎孔、晾晒、过黑、点画等十来道工序，其中的每一道工序都不简单。捏好的泥坯晾晒干后，先过“黑”，再用青、红、黄、白“五色”点画，称为“点陵狗子”。“点陵狗子”是最重要的工序，泥泥狗行当中有一句俗语，叫“三分捏七分画”，捏不出来不行，但画不好就是个“死狗”，不好看。等点画后，一块儿泥便“活”了，成了充满生命意象、栩栩如生的人、猴、鸟、兽，让人不自觉地想起创世之初，想起“抟土造人”的传说。
泥泥狗作品带有远古的遗韵
实际上，题材广泛的泥泥狗作品也正反映了古代二月会的性质和内容。《礼记·月令》有：“仲春之月，以太牢祀于高。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投以弓矢于高之前。”《周礼·氏》有：“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而无夫家而会之。”
这其实反映了往古之时的婚俗习惯，说明了二月会最初其实就是伏羲提供的青年男女相会的地方。其时，青年男女相聚一处，载歌载舞，若是有中意者便可以私订终身、同奔前程，而这时，你躲在家里偷懒而不去找有情人“野合”，那是要受处罚的。
专家认为，二月会提供了青年男女相见的机会，一年之初，春心萌动，抓紧这美好时光挑中如意的对象，尽鱼水情意，或许就留下了人种，这就是主题。
这样，泥泥狗作品中就有了很多远古的遗韵，其中有很多一身二首造型，如两头狗、双头马、双头燕等，就反映了男女相会的场景。尤其是两头狗作品，前后有头，且都是向外，它就是二狗相恋的形象。另外还有不少夸大了两性生殖器的彩绘。这些都充分地代表着原始时代生殖崇拜的礼俗。
“草帽老虎”是泥泥狗中较为特别的作品，但同样是草帽老虎，不同的艺人，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有的圆帽尖顶，有的帽为面平，有的头部上下都有帽檐儿，有的脑后呈扇面状；多数帽上彩绘鼻眼。
“草帽老虎”顾名思义就是老虎头上戴草帽。老虎为什么要戴草帽呢？
唐李冗《独异志》说：“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伏羲女娲兄妹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相羞耻……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今时人取妇执扇，象其事也。”草帽老虎所戴草帽也反映结草为扇之意。
另外《山海经·南山经》载：“爰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狸而有髦，其名曰类，自为牝牡，食者不妒。”从插图上看，其形和草帽老虎一致，只是草帽老虎着色没有虎纹而已。
《通雅》说：虎“或曰狸儿……”“有髦”即脑后有扇面状的毛片，象征“遮面”。“其名曰类，自为牝牡。”《列子·天瑞》云：“爰之兽自孕而生曰类。”庄子亦曰：类自为雌雄。这样看来，避面并不完全为了遮羞，而是约定俗成，有“法律”的作用。据此，可以说明泥泥狗中草帽老虎实有婚配与性交的内涵，且存在古代婚俗之根源，亦是伏羲氏制婚姻、定嫁娶的确切证明。
“人面猴”是泥泥狗中的代表作品。其中以人猴、人面猴、抱桃猴为代表。
“人猴、人面猴是泥泥狗中最有代表性的造型，被视为伏羲、女娲的形象。”作家董素芝说，“虽然不同艺人的表现方法有所不同，但都把它塑成头戴冠冕的正面形象，威严、庄严、神秘，绝无一般玩具中动物猴的顽皮姿态，究其原因，它是被艺人当做‘神’来塑造、来崇拜的。”
类似于“人面猴”、“人猴”形象，《山海经》中有多处记载。
《山海经·海内经》有：“有九丘，经水络之……大？爰过”；“西南有巴图。大？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始为巴人。”
“大？”，任臣、郝懿行注均为伏羲，说巴人奉祀的始祖神“大？”就是大？伏羲氏，也是陵狗中的“人猴”伏羲氏。
《山海经》关于“女娲”的记载也有一处。《大荒西经》曰：“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之野，横道而处。”郭璞先生注曰：“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个变，其腹化为此神。”
《山海经·西山经》：“有兽焉，其状如猿，而白首赤足，名曰朱厌，见则大兵。”
民俗学者王悦勤先生在《〈山海经〉诸神与淮阳“陵狗”研究》一文说：民间泥塑的“人面猴”伏羲、女娲为亦神、亦人、亦猿、亦猴的变异造型，既是物的人化，又是人的神化。依达尔文“人类进化论”学说，淮阳民间泥塑“人猴”、“人面猴”更趋于科学的范畴，“人是由一只有毛、有尾巴的四足类或兽类动物进化过来的，而在习性上可能是树居的，并且是旧大陆上的一个居住者，如果一个自然学者有可能检查到这只动物的全部结构而加以分类的话，就毫不犹豫地纳入四足类或猿猴之内”。
此外，抱桃猴也是一个独特造型，它是“人面猴”的一支。此类人面猴，《山海经》多有记载。《山海经·西山经》：“崇吾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禺而文臂，豹虎(尾)而善投，名曰举父。”禺即母猴。《说文》曰：“禺，母猴属。”民间认为猴就是早期人类自身形象，并没有猿(或类人猿)的理性概念，因此，“人猴”自然充任了猿或类人猿的角色，跳跃性地完成了猴—猿—类人猿—人的进化过程，并且一部分由猴直接转化为神，成为膜拜的始祖神 偶像，虔诚崇祀。
“人类对万物起源始终充满了好奇，尤其对自身及其身边动物的关注由来已久。”王悦勤先生从深层次诠释了泥泥狗，“楚《帛书·甲篇》和民间‘人日’风俗中都曾有关于‘创世’的情景：鸿蒙之初，造物之神伏羲女娲生下四子，即为‘四神’，代表‘四时’春、夏、秋、冬，然后造地，最后造天。民间‘人日’风俗中，正月初一造鸡，初二造狗，初三造猪，初四造羊，初五造牛，初六造马，初七开始造人。先民以鸡、狗、羊、猪分别代表‘四时’，牛、马分别代表‘地’、‘天’。后来，班固在《汉书·律历志》中强调说：‘七者，天地四时，人之始也。’这里所说的‘人’并不包括伏羲女娲等创世之神，而是指芸芸众生的‘凡人’。”
他说，有了“天地四时”，即有了宇宙，神才创造凡人。《汉书·律历志》又把“天”、“地”调到“四时”之前，把“天”调到“地”之前，这其实并不是班固的创意，而是“天尊地卑”观念使然。当时“天地四时”的次序，已经凝固不化，而民间“人日”习俗的创世次序却仍与《帛书》同步，无意间印证了伏羲女娲创世神话的历史。
泥泥狗的庙会情结
“泥泥狗是祭祀的产物，它是与二月庙会相伴始终的。”董素芝说。
但到底是先有泥泥狗还是先有庙会呢？这其实是一个说不太清楚的问题。按照民间传说，庙会原先是二月会，二月会是为青年男女提供野合、繁衍后代子孙的地方，而泥泥狗最初也是伏羲教人们娱乐的一种方式。可见，两者都产生于伏羲时代无疑。实际上，泥泥狗与二月会两者已相互依托密不可分，如果没有泥泥狗，二月庙会就少了一些精彩、一些实在的内容、一些血脉。人们来赶庙会，走时带一些代表人祖崇拜的泥泥狗回去，辟邪趋吉降福纳祥，这已经成为千古以来不变的习俗，反过来，泥泥狗若是没有庙会，则缺失了生存的土壤。“每年的庙会，是集中销售泥泥狗的季节，许多人家的收入就靠一个月庙会泥泥狗的销售获得。”淮阳泥泥狗协会任国和会长说。
“三月的泥泥狗二月卖”，这实际就说明了，每年的三月农闲时节做泥泥狗，到来年二月庙会时去卖的现实。也就是说，没有了庙会，泥泥狗基本就没有生存的空间。
按照历史记载，淮阳二月会的保留，与孔子有关，而二月会的保留，让泥泥狗的生存有了土壤。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正值新旧交替的变革时期，在基本实行一夫一妻婚配制度的同时，还存在着多婚或群婚的形式。一夫一妻、“媒妁之言”，严格意义上还只是在贵族阶层。
《诗经》中有不少反映周代婚姻方面礼制的。据《仪礼·士昏礼》规定，男女婚姻必须遵守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尤其是亲迎之礼，所见更多。“以尔车来，以我贿迁”，“非我愆期，子无良媒”，“娶妻如何？非媒不
得”，这些诗句说明，当时已经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婚姻自由开始受到束缚，但这种变化就像一种习俗和制度的推行总需要时日一样，进展很缓慢。
倡导一种“圣王之治”，推广“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的礼数。带着这样的使命，孔子来到了陈地，也就是现在的淮阳。
来到淮阳的孔子看到了什么？看到祭祀高 的二月会原始乱配之风仍很盛行，孔子认为这是有伤风化之举，决心对这种形式进行革新。怎么改革呢？做为人祖伏羲的建都之地，对伏羲的祭祀自然不能取消，孔子便向陈王游说，把具有野合遗俗的二月会改在人祖伏羲的祭祀地，使二月会变成朝祖进香的性质。应该说，孔子的这种改革，最终让淮阳二月会得以保存下来。
实际上，历史上比淮阳二月会有名的祭祀高 之地，如“燕之祖”、“宋之桑林”、“楚之云梦”、“齐之社稷”等早已存在。
1987年7月24日，中国向世界发布了—条重大的考古新闻：“辽宁西部山区发现5000年前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考古学家根据出土文物初步推断，5000年前这里存在过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
考古发掘表明，遗址内的祭祀遗物乃至很多设施，与现时的太昊陵很多设施极其相似。
民俗学家靳之林说：“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黄帝时代造舟车的古代传说确有根据，而且可以想象当时来自各地为了求子繁衍和年丰人寿祭祀女神，熙熙攘攘的人流车流场面是何等壮观。”“这正是1987年我在黄淮流域的民俗民艺与考古文化的考察中，农历二月二到三月三在河南淮阳‘人祖庙会’所看到的热烈祭祀场面。每年农历二月二到三月三，每天有两三万远道而来的人载歌载舞，在人祖庙前焚香燔祭。那高大的封土太昊陵，伏羲庙的坛、庙、冢合一的人祖庙会，不正是黄土高原的东端辽河流域坛、庙、冢合一的5000年前女神庙会的再现吗？那个置于女神庙墙壁的令人不解其用途的凹形圆孔的钵形神秘器物，是不是淮阳人祖庙会上众多的妇女为了繁衍求子，伸进手去争相掏摸的‘子孙窝’呢？人们从淮阳人祖庙会上带回家去的是众多的‘人祖母猴’，是母体的‘猴头燕’，还有那些传说为伏羲、女娲兄妹交配时怕被人看见，用草帽遮住身体的‘草帽老虎’，这些正是古羌族图腾先妣母体的母猴、母虎与东夷族图腾先妣母体的母燕的文化融合，和由渭河上游向东发展的古羌族太昊、伏羲、炎帝部族与东夷部族在这里相会的‘初都陈，后徙鲁’的文献记载是相吻合的。”
题材广泛的泥泥狗作品反映了古代二月会的性质和内容，带有浓郁的远古遗韵。图为泥泥狗作品人面猴。
(李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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