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舒芜和他的朋友们

　　●1979年，父亲的右派问题改正，专家身份得以恢复。各种学术会议应接不暇，我亲眼见他从阶下囚到座上客，原来，父亲能得到这样多的尊重，我没料到会有这番变化。

　　1975年，父亲从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原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古典部回不去了，被分到校对科。那是心情最苦闷的一大段时期。

　　这一时期，京城各干校人员陆续回京，人员中各路专家大批闲置在家，有专业而不能搞，心情烦闷，便相互拜访，享受交谈之乐。

　　父亲朋友很多，其中有几位来得最勤。一位是佛学院教授、书法家愚虞，书法师弘一法师。

　　愚先生比父亲年长，当年六十几岁，但身轻体健，行走如飞，常晚饭后换几次公交车前来，纵谈诗文书画，大抵兴未尽而夜已深，离末班车仅半小时才告辞。第二天晚饭后又快乐地来了，更有时，连天冒雪而来，踏雪而去，兴致日日不减，其乐无穷。

　　另一位是中华书局的沈玉成，当年四十岁左右，才华横溢，是1957年有名的北大十一个助教十个打成右派中的一个。他们谈的范围更广，上下五千年，古今中外，文史哲。

　　那时我们住在半地下室，一间从无人居住的只可堆煤的仓库式房子，有个形同监狱小窗的小窟窿窗，我们叫它黑屋。

　　一年除夕，沈玉成和父亲围炉而谈，吃着瓜子花生，从傍晚直谈到夜一两点，两人谈得心花怒放，彼此神采奕奕。那是智者的神聊，文学、政治，加层层分析，且幽默风趣，令旁听者也欣喜莫名。可惜当时没有记下只言片语，殊为可惜。

　　第三位是文学出版社的老同事周绍良先生，他们是几十年的交情，谈老友、同事、古诗词、《红楼梦》，共同话题极多，彼此十分默契。不过，两人都耳背，对话会有以下问题:

　　“最近看见xx没有？”

　　“我的牙呀，就剩两颗了。”“一顿吃两碗呀，不错不错。”“哪里，根本就听不见了。”四句话，一句也对不上。

　　除了朋友，我的叔叔姑姑因为政治因素赋闲在家。他们也常来找三哥聚谈，谈当年在老家的共同生活，背诗、学叫卖声，念儿歌。更多的是忧国忧民，谈彼此知道的小道消息。兄妹加朋友。

　　除了交谈，父亲整日就是读古典诗词，看清人笔记小说，抄写曾祖父的碑帖。

　　这样一位以文为生的人，在当时世人眼里却只是一个摘帽右派，又土又穷、从干校回来无处可去的闲杂人员。

　　有一天，姐姐的几个同学来玩，男男女女都穿着当时最流行的一身蓝衣裤，正是下午二时，父亲穿着没有罩衣的破旧的空心棉袄，伏在桌上午睡。来客立在桌边，从上往下凝视着他，他睡眼惺忪地抬起头，没有人叫他伯父，那种落魄的样子我至今难忘。

　　当年我们住的黑屋父亲命名为天问楼，取屈原天问之意，它见证了我们的穷困潦倒，但黑屋也见证了粉碎“四人帮”时我们的欣喜若狂。那是我的叔叔姑姑来递的消息。姑姑激动得几乎跪倒。

　　以后的日子就大为不同了，1979年，父亲的右派问题改正，专家身份得以恢复。各种学术会议应接不暇，我亲眼见他从阶下囚到座上客，原来，父亲能得到这样多的尊重(从我记事起就没得到过)，我没料到会有这番变化。

　　随后，父亲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主持工农兵学员的再学习，请启功先生讲《红楼梦》，音韵学家王力讲音韵学，愚虞先生讲《佛经的翻译与文学》，还有好几位名家，集一时之盛，空前绝后。经过学习班学习的学员，日后都成为出版社的骨干。

　　到了八十年代，父亲和朋友们更忙了，愚虞先生从佛学院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他的老本行——因明学的研究。后来他回福建老家，以大书法家的身份出席各种社会活动，十分繁忙。沈玉成先生也调到社科院，忙于带博士生，研究生，别的朋友们均埋头在荒废多年的业务中。

　　叔叔姑姑在新华社工作，也忙起来。

　　政治气候一变，彼此交流消息、聊天解愁的紧迫性少了很多，著书立说成了当务之急。大家基本上只在各种学术会、讨论会上喜相逢，见面都很兴奋，

　　八十年代中，我们终于从暗无天日的黑屋搬进新建的楼房。初来看房时，看着卫生间的小镜子门、雪白的抽水马桶，觉得那就是宾馆，不太相信还能住进这种房子。

　　随后，黑屋连同周围成片旧房轰然倒塌，无数深夜的长谈，苍凉的吟诗声都留在那片土地上。

　　住进新居半年后就开始装电话，那时能装电话的宿舍很少，我叔叔在新华社，是司局级干部，家中才有电话，一直令父亲羡慕。现在家中也安电话了，虽然是分机，已让人高兴极了。父亲和叔叔总有说不完的话，如鱼得水般你一个电话我一个电话，高兴得像个孩子。

　　搬到新房远离老城区，朋友们相见难了。后来电话进一步普及，有事就打电话。苗子先生、李慎之先生一时想不起某词某句出自某典，常会打个电话来咨询，父亲总能凭记忆答复。如记忆不准，他定会放下手中的笔，到他整理得很有条理的书架前一翻，翻出要找的书，查到原文，立即回电话告知。

　　在这个新居，每一个电话都信息量很大。苗子先生的电话问完某句诗词后，大都要谈一些文坛逸事，伴着这些趣闻的总是一连串诙谐的笑声。只要父亲接电话后情绪热烈，准是苗子先生的电话。

　　李慎之先生声音洪亮、豪迈，兴致勃勃，偌大的房间都仿佛有震感。他除了问词句，还纵论天下大事，忧国忧民的情怀实在令人感佩。

　　自从右派问题改正，读书、写作成了父亲的主旋律，一本一本的书出来了，他的朋友们也都是如此，这是过去不敢想象的。

　　回想当年，频繁地拜访，其实是个不正常现象，是呵，与其相濡以沫，莫若相忘于江河。?

　　作者：方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