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徐水釜山文化研究会——这一由河北企业家孙大午创办的民间组织,经过文献研究和实地考察,初步认为徐水釜山很可能就是黄帝“合符釜山”之地。

　　这一由民间学术团体研究的成果,吸引了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张文彬、曾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的李伯谦教授等一批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文物专家的关注。不久前,专家们专门就此项研究进行座谈,并引出有关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如何广泛吸收民间力量参与、古代文明研究如何接续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的话题。

　　历史迷雾中的“合符釜山”

　　“合符釜山”源自《史记》的有关记载。司马迁在《史记》全书第一篇《五帝本纪》中记载,黄帝曾“合符釜山”。据历史学家介绍,符又称符节、符信,多以竹、木、兽皮、玉、骨等为材料,制成后一分为二,供持有者双方相互印证,也就是“合符”。“合符”是我国流传久远的一项合盟信物制度,在文字发明之前常用于重大政治、行政、庆典、军事等活动。釜山是黄帝与各部族代表合符之地,即统一符契、共同结盟的地方。此后,华夏民族大小部落联合于黄帝麾下,开创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张文彬说,“合符釜山”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自此古代部落形成部落联盟,走向了民族的融合、统一,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作用。

　　也有专家认为,釜山是我国大统一的开端之地,是中华民族的发祥之源。

　　正因如此,确定釜山的具体位置,揭开历史之谜,一直是众多专家学者和民间力量努力的方向。

　　可是《史记》记载的“合符釜山”到底在哪里?多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史籍中记录的釜山有多处,包括:河南灵宝的“釜山”,山西高平的“釜山”,河北涿鹿的“釜山”，涞水的“釜山”和徐水的“釜山”。

　　徐水釜山的模糊历史投影

　　几年来,孙大午和他的团队经过查阅历史文献典籍、开展实地调查,并邀请专家座谈论证,初步认为《史记》记载的黄帝“合符釜山”很可能发生于徐水釜山。2008年10月,为深化研究,徐水釜山文化研究会正式成立,并编撰了《炎黄之始釜山考》一书。这本书从山有其形、地有其名、史有所载、物有所证、民有所诵等诸多方面论证徐水釜山为合符之地。

　　徐水釜山是位于太行山东麓的一座孤山,在徐水县城西北22.5公里处,因山形如一口倒扣的锅而得名。史料中对徐水釜山有不少记载。《资治通鉴》注明,黄帝合符釜山为武遂(徐水遂城旧称)之釜山。徐水旧时又称安肃,据清《安肃县志》、民国《徐水县新志》载,轩辕黄帝曾巡方问俗,诛蚩尤于涿鹿之野,登釜山会诸侯,合符示信于徐水。

　　徐水县境内发现的多达46处的古文化遗存,也在一定程度为合符釜山发生于此提供了佐证。

　　1986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李伯谦带领考古队在徐水釜山正东的南庄头遗址发现了大批文物,有石磨盘、石磨棒、骨锥、骨针和少量的夹砂深灰陶、夹砂红褐陶片、石片。“发现的第一块陶片的时候,我不记得那一天是几号,但是我知道是十点十五分。”回忆起20年前的情景,年过七旬的李伯谦依然很激动:“那时候的兴奋简直是难以言表,因为那是当时我们华北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一块陶片。”

　　经过测定,南庄头遗址是我国北方地区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10500年—9700年左右。

　　在徐水釜山周边还发现了文村、金家坟、遂城、瀑河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属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址,距今有5000年的历史,大致相当于黄帝时代。在这些遗址中发现的陶釜、陶盆、陶钵以及三足陶鬲等器具,展示出了一个从炎黄时代历经夏商周直至春秋战国长达数千年的演进过程。

　　此外,在徐水县还长期流传着大量有关黄帝的民间传说,如釜山山顶以及山顶附近的黄帝合符台、轩辕黄帝庙、黄帝崖等等,都隐现着模糊的历史投影。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应广泛吸收民间力量

　　尽管有历史记载、考古发现和民间传说为证,专家们依然对民间学术团体的这一研究成果持审慎态度,认为“合符釜山”的位置需要进一步考证。

　　张文彬认为,徐水釜山文化研究会首先要集中力量对历史典籍和文献作深入研究、整理和分析。“不要太注重清人的记载,它只能作为你的参考,这种记载越向前,价值越大,所以要找唐前,汉前后,再往前的这种历史典籍记载,把它进行完整的梳理。”张文彬还建议,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应该重视徐水地区,进一步做些考古的工作。“它不可能就是这么一块,它的周围肯定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有待我们去发现。我想有朝一日釜山之谜是可以揭开的。”

　　不过,作为民间力量参与古文化研究的一次尝试,徐水釜山文化研究会的工作还是得到了各方面的普遍认可。

　　“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要采取不同的途径,一方面是要靠学者们的研究,一方面也要靠社会各界有兴趣的人来研究。”现任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的李伯谦目前正在主持“中华古代文明探源工程”,他也是孙大午团队的顾问。李伯谦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要弘扬炎黄精神、发扬炎黄文化,后一种研究更重要。“因为它联系着社会的各个方面。研究会要收集、整理、保护民间传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考古部门要清理好建筑遗址,互相配合,并行不悖地把研究做下去。”

　　民间的推动产生了良好效果。徐水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并将釜山文化研究作为徐水县的一件大事,积极做好相关文物遗址的保护、管理和利用工作。釜山遗址也已被列入徐水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文彬坦言:“现在这么多地方都讲自己是釜山,但是作为国家文物部门、文化部门不可能拿出更多的力量来投入,还要靠各地党委、政府和民间力量来推动,结合学术界专家来参与。”

　　张文彬认为,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应当广泛吸取民间的力量,而且民间企业家能和科学家、能和学术界紧密结合起来,也说明文化学术研究力量正在壮大。“釜山文化的研究,就是专家学者走出象牙塔同民间力量相结合所产生的一种力量。”

　　古代文明研究接续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

　　一直以来,流传千年的各种神化传说在学术研究中颇受争议。事实上,中华文明起源之初,同其他民族一样都有自己的神话时代、传说时代,因为当时没有文字记载,只能一代一代口耳相传。

　　张文彬明确指出,对待神话和“合符釜山”这种重在传说的历史,不能采取过去那种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也不能完全肯定。“对传说,对于历史的谜团,要靠我们有意识地用科学的态度来研究。”

　　更重要的是,《史记》的可信度很高。无论是安阳殷墟的考古挖掘,还是陕西天马遗址发掘出土的青铜器铭文,都和《史记》的相关记载基本相符。“这也说明司马迁确实是严谨治学的,合符釜山这个课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下去。”张文彬说。

　　而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副院长程光泉看来,釜山文化研究还有更大的意义,就是接续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

　　程光泉表示,“现在国际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说民族其实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他进一步解释说,“这个想象并不是虚构,而是基于一种社会事实。这个社会事实实际上就是民族的认同,包括心理的认同和语言上的认同。”

　　程光泉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如果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历史脉络和特点,就会被时代淹没,“要想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接续我们的民族记忆。”而现实的情况是,想在短期内通过考古把五千年到三千年这段历史固定下来,难度极大。因此搜集、整理在这个时段内所流传下来的神化传说等民族记忆,对于中华民族今天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像这样的记忆,随着现代社会的变迁,有些会中断,有些甚至会消失,这对一个民族是很可怕的。”程光泉提醒,“这就需要更多釜山文化研究这样的工作,接续我们的民族记忆,使中华民族在认同氛围极重的今天,进一步确立起在世界民族之林当中的地位。”(袁祥　王逸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