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德珩与五四青年之路

　　许 进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德珩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是“五四宣言”的起草者，却并不满意五四运动的结果；他曾做过北伐革命军政治部代主任，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却始终不曾改变最爱的教师身份；他亲手创建了九三学社，连任九三学社第一至七届中央主席，却又在89岁高龄时以个人身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纵观许老一生，五四运动是他事业的起点，北大是他永恒的精神家园。无论遭逢际遇如何，无论历史洪流怎样左右，许老身上的“五四”风骨始终未曾改变，他是五四运动的发起者，更是五四精神最忠实的传承人。在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之际，我们特邀许德珩之孙许进先生撰文，缅怀这位终生以“五四青年”自居、自律的，真正的革命老人。

　　1919年5月3日深夜，祖父把自己唯一一条被单撕碎，用来写了标语

　　五四运动是一场思想上的辛亥革命。封建统治被推翻后，中国出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思想、两种道路之争，形成了五四青年的思想分野。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怀念那些为了国家的兴亡而生死与之的热血青年，就应当了解他们的人生经历，从中求索国家、社会和人生的真谛，择善而从。

　　我的祖父许德珩是当年那些热血青年中的一员。与祖父共同生活的30年中，我曾经千百次地聆听他老人家讲述他在五四运动中的经历，曾经有幸瞻仰过几位五四青年的风采。今天，我将祖父对我耳提面命的教诲和我个人对于五四青年的理解写出来，作为我的纪念。

　　祖父于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学门。祖父告诉我，1916年3月，他刚刚在北大读了一个学期，父亲就突然病故了。失去生活的来源，祖父的学业无法继续。幸有蔡元培校长援之以手，给了他一份翻译工作，每个月有十块大洋的薪酬。对于那些富豪出身的同学来说，十块大洋仅够他们应付一两天的开销，而对于祖父，这十块大洋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他只在校门外面简陋的饭铺里用火烧、素面充饥，每个月还能节省下五块大洋寄给母亲。

　　祖父告诉我，当时他只有一条床单，睡觉时一半用来铺一半用来盖。1919年5月3日深夜，北京大学西斋宿舍的窗户里仍跳跃着微弱的烛光。烛光下，祖父把他仅有的这床白色床单撕成一条一条的，用来书写标语，为第二天的游行做准备——为了救国，他可以舍弃自己的一切。

　　5月4日中午，全市3000余名大中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大会宣读了大家委托我祖父起草的《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他在宣言中呐喊：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河山，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

　　集会后，他们列队来到东交民巷，准备向外国驻华使馆递交《陈词》。但是，同学们被中外军警阻挡在使馆区以外，交涉了两个多小时，仍不准他们进入。无奈，大家推举出我祖父等四名学生作为代表，才得以进入使馆区将《陈词》递交给美国使馆。面对中国人不能进入中国土地的现实，同学们义愤填膺。大家决定到位于东单牌楼附近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家找卖国贼算账。

　　来到曹宅，看到大门紧闭，一些同学搭人梯钻窗跳了进去。他们打开大门，同学们一拥而入。看到曹宅奢华的陈设，气愤的学生们用火柴点燃了曹汝霖卧室的罗帐，赵家楼之火随之熊熊燃起。不久，大批警察和士兵蜂拥而至，同学们知道闯祸，纷纷逃离现场。祖父招呼大家集合起来，排队一起走，这样军警也奈何不得。但是，当时秩序混乱，没有人听他的指挥。

　　就这样，祖父与几名走在后面的同学被军警逮捕了。军警把他与易克嶷分别绑在一辆独轮手推车的两边，推到京师警察厅关押起来。祖父第一次被这样非人地对待，他说在家乡，农民把自己家里养的猪送到集市上去卖时，就是这样推去的。被捕的学生们认定自己会被枪毙，却没有一个人害怕，大家还相互鼓励，“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经蔡元培等北京七所高等院校校长联名保释和孙中山、林长民等社会显要的呼吁，5月7日，北京政府被迫释放了32名被捕学生。蔡先生率领全校师生欢迎被逮捕的北大学生回校。看到尊敬的蔡校长和曾经一起战斗过的同学们，祖父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1957年初夏的一个傍晚，我们全家人坐在院子里乘凉。祖父老调重弹，把他在五四运动中的经历给大家又讲述了一遍。这一次，我的姑父邓稼先忍不住问，您在蔡校长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读完了北大，还有两个月就毕业了，您这么干，就不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吗？祖父脱口而出地回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一年后，邓稼先受命担任国家原子弹工程的理论部主任。从此，他献身于祖国的国防工业，最终英年早逝——他以他的生命弘扬了五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