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我的武侠

　　不久前，年逾七旬的旅美台湾新派武侠小说家萧逸将小说手稿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4月18日下午，他在复旦大学做了此次大陆行的第六场演讲，与学子畅谈“肺腑之言”——我的人生，我的武侠

　　萧逸，台湾新派武侠小说作家。著有《甘十九妹》《饮马流花河》《无忧公主》《马鸣风萧萧》等。1976年举家迁美，现定居美国洛杉矶。萧逸与金庸齐名，因他是山东菏泽人，金庸是浙江海宁人，有“南金北萧”之说。

　　与武侠小说的不解之缘

　　我已经有十年没写小说了，尤其是在暖风吹得游人醉的美国洛杉矶。但现在不出来不行了，“武侠”精神离人们越来越远，尤其对年轻的朋友来说。

　　当年在台湾我们一起写作的几个人:古龙、卧龙生、诸葛青云、司马翎和我，也是当时台湾最“叫座”的五个作家，私下里我们也是最要好的朋友。但一阵春风过后，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中有的年纪比我小，比如古龙，比我小一岁。按照现在医学的发达程度，他们走得都蛮早的。前几年，卧龙生67岁的时候去了。为什么他们会走得这么早？我想，作家一向给别人的印象第一是风流成性，第二是酒色财气。“风流”我觉得非常好。我们一向对风流有误解。“君子尚风流”，风流是君子的美德。“风流”应该是一种气质、一种态度，并不仅仅在一种行为。“我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真名士自风流”。自古以来，“风流”是为人高标的品性。作家一定要有风流的气质，否则没办法去感动别人、影响别人。但“酒色财气”就不好。大家印象中，文人白天睡觉、晚上写作，生活不规律，这样违背了自然法则。60岁之后，我比较多去研究《易经》等阴阳学说，日夜规律要绝对遵循，不能颠倒生活。一个不健康的作家，写不出健康的东西。我历来写作从不熬夜，并且烟酒不沾。

　　说到写武侠小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走上这条路的。我出生在一个军人世家，从小家教很严，但在我身上，先天就有写武侠的某些因素。我特别喜欢打抱不平，同情弱者，又特别感情用事。这些因素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来，我常常跟一些家境贫寒的孩子一起玩，把家里吃的东西送给他们。十岁时，我家在南京，跟一个家里很穷的小孩交上了朋友，他每天到冰厂领冰棒去卖。因为是朋友，我每天也跟着他，帮他背冰棒箱，大街小巷叫卖，整整一个暑假，一天也没中断，到现在我还会吆喝。一个暑假过去，我自己却染上伤寒，在医院里住了半年，休学八个月。

　　那个时候没意识，现在想起来，那些点点滴滴，好像我命中注定特别有侠义的思想。我走上写武侠的道路，主要还是受父亲一个老副官的影响，他没有从军前是说山东快书的。小时候，我们兄弟姐妹一放学，就把他拉到书房，听他讲小五义、罗通扫北等故事，听得如醉如痴。南京念小学的时候，我就开始看武侠小说，到了台湾以后，武侠小说更是风行。当时比较有名的像还珠楼主，郑证因，朱贞木等人的书，我几乎全看了。这似乎注定了我将来走上写武侠的不归之路。

　　我这一辈子，曾经上过海军军官学校，中途休学，上过中央理工大学，也不成，甚至一度我还考过空军军官学校，好像游戏一样，自己都不知道以后要走哪条路。我做梦也没想到，在武侠小说风行时，为多挣一点零用钱，就写了第一部小说《铁雁双翎》。这部小说出版之后，马上被香港的电影公司拍成上下集的电影，于是，一发不可收拾，我跟武侠小说结下了不解之缘。一路走来，个中滋味不足为外人道。从23岁时起到现在，我没上过一天班，没做过一件写作之外的事，也没得过一笔文字之外的收入。可以说是真正的职业作家，一路走到底。

　　“有武无侠”很可悲

　　我一直都说，“武”是尚武的精神，“侠”是伟大的同情。并非一定要有武功才是“侠”，文士照样也能是“侠”，只不过具有侠义思想的人若会武功，就更能推动他的侠行义举，如此而已。

　　“侠”是我们的国粹，战国末期发源于墨家。如果说儒家思想是一辆车，“侠”和“士”就是它的两个轮子，不可分离。所以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出儒入侠”，文人出去向来也是“琴剑一肩”。并且，“侠士”也是中国唯有。日本虽有武士道，但也只能称为武士，西方有些人虽被冠以“侠”名，但也是由我们中国人翻译过来的，他们都没有中国“侠”的定义。

　　司马迁在《史记》里把“侠”定位得很清楚，“侠”是同情弱者，与穷人共呼吸，反抗暴政，哪里有黑暗，哪里穷苦，哪里民不聊生，哪里就有侠士。最黑暗、最不幸的时代恰恰是侠士诞生、出现的地方。武侠产生在法制不健全的社会，这也注定了侠士未来的悲剧结局。

　　谭嗣同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侠客。他会武功，但不用自己的剑去做任何事，而用“侠”的义气去推翻暴政。戊戌政变，他早知道慈禧太后要去抓他，但没有逃跑，坐以待毙，还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最后殉道。再看我们的江湖女侠秋瑾，她何尝不是这样？在就义前，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这是多高的情操？为义而捐躯。

　　这才是中华民族的国魂所在，侠魂所在，在国外很少看到。所以，我说“侠”诞生在这样的时代里，本身就有悲剧的趋势，但死而无憾。相反，在一个歌舞升平、灯红酒绿的世界，如果侠士在此终老一生，那才是他最大的悲哀。

　　对有这样生命高标的侠客，每次我下笔写他们时，心里肃然起敬千层感。我绝不敢游戏，让他们胡乱打杀一阵子。当然武打也很重要，因为没有很好的武功来做陪衬，就不是成功的武侠小说。武侠小说离不开幻想，但幻想里要突出真诚。

　　我常常讲，一些西方好莱坞影片和港台影视剧，灌输给我们的恰恰相反，他们所谓的武侠片、武侠电影，就是打斗而已，打得层出不穷，再也翻不出新花样。如果我们的年轻人所接触的武侠仅仅是这些，我觉得很可悲。他们没有接触到正统的武侠思想，失去了追求正统的渊源，甚至更年轻的小孩以为乾隆皇帝的武功比康熙皇帝的武功好。你能怪这些孩子们吗？虽然电影电视打上“戏说”的名，但这种错误多了之后就变成了真，尤其对那些刚刚开始启蒙的孩子，他们以为这就是侠士。如果这一代孩子长大成人，再把这些灌输给自己的孩子，我们的历史将被混淆到什么程度？我们的侠义精神将被混淆到什么样的地步？想到这里，真是一身冷汗。

　　作为一个武侠小说作家，我之所以声嘶力竭地到处呼唤，就是要唤回真正“侠客的灵魂”，这绝不能轻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每一条都是武侠所遵守的。中华五千年的道统思想，几乎在武侠小说里都有体现，绝不仅仅只是一场打斗。如果一部武侠小说、一场武侠电影，看过之后只是一场热闹，那大可不必。我常讲，任何一种类型的小说，都可以只讲究艺术的成就，唯独武侠小说不可以这样，除了要好看，还要侠义精神在其中，如果没有侠义精神作为骨干，就不配称为武侠小说。

　　我们的“侠”道一以贯之，从春秋战国一直到现在，被历代的人民所喜爱，就是因为其骨子里是伟大的同情，是为贫穷者、无助者呼唤，是向强权抗争，是舍身为广大的贫苦大众谋取福利，这才是武侠最正当的坐标。舍弃这个思想，我觉得都不是武侠传统的价值。侠士所用的“剑”本身就不是杀人的兵器，剑，拔出来就是中庸之道，不偏不倚，阴阳调和，正气。我的小说中的侠士，最正派、最厉害的永远是用剑，绝不用旁门左道的奇怪兵器。

　　再看中国的侠士，跟日本的武士道绝不相同。虽然日本的武士道也讲忠，甚至准备随时切腹自杀，但只是愚忠。与中国武侠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凡事听从君主。如果是忠心爱国的人，这可说是忠义，如果他的君主是昏君，那不是助纣为虐了吗？而我们的侠，永远不会向权势低头，永远站在穷苦大众一边，来去自如。如果要做的事违背良知，他宁可自杀也不会为昏君去做，而为了那些需要自己帮助的人，他会竭力去做每件事。

　　这就是我们的武侠跟世界上其他任何武侠不同的地方，几乎集传统美德于一身的侠士。我们何其荣幸，能进入到这样一个传统中。我们历代的思想，岂能轻轻就将其放弃？岂能跟哗众取宠的打斗混淆在一起？

　　我常说，如果武侠小说在我们的时代消失，那是我们民族的一大悲哀。所以我一再呼吁，现在的年轻人如果还想继承，我希望你们不要忘记一以贯之的侠道精神。甚至，新武侠小说可以用不同的笔法，可以融合进侦探、科幻等因素，但最重要的，侠士具有的侠义思想，千万不能丢掉。

　　(陈竞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