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成长需要“文化批评”

　　——对话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

　　文化批评的异化，已是显然的事实：具有理性公正精神的批评“失语”了，争夺眼球的“炒作”热闹着。

　　似乎，当文化成为一种狂欢的时候，文化批评也越来越仿佛是一场即刻的文化晕眩。

　　然而，文化的成长需要文化批评。因为健康的文化批评，能够净化文化生态，有利文化发展。

　　最要紧的是公众不会被你愚弄

　　解放周末：《文中有话》这档文化批评节目亮相上海电视台艺术人文频道已有一个多月了。节目以您名字的谐音定名，表明了节目与您文化批评的显性关系，请问您在节目里寄寓着怎样的隐性文化追求？

　　钱文忠：我认为，文化批评是一个严肃而庄严的事业。因此，它需要一种端庄、率真，同时富有激情、富有思考的文化理念和姿态。

　　我在《文中有话》中的批评有一个特点，话题是艺术人文频道的团队事先收集，一般都会和我商定。但是，我的评论没有底稿，也不用提示器。因为，我就怕自己面对公众的时候，失去一种非常本真的东西。如果我都写好了，写得非常严密，可能就会失去某种本真。节目中我的话全部是即时表达的。我作为一个受过一定训练的、具备一定文化素养、有所知识积累和准备的人，面对社会各种的文化现象，我想把我的反应，或者我的批评，用一个最真的状态传达给公众，和公众做交流。

　　解放周末：本真的反应与批评，通过传达和交流之后，最后希望构筑的是什么？

　　钱文忠：就是告诉观众，其实所涉及的话题或者事情也许还有另外的向度。我们看这个事情的角度其实还可以多一个或几个，或者这个事情的内在也许还有另一个或其他几个部分，总之为观众打开一个新的空间，审美的空间、思索的空间。

　　真正的批评是要做加法，就是说，除了我们脑海中在第一时间浮现出来的反应之外，或许还有一种想法、还有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我的批评也是努力在做加法。这倒正和我在央视《百家讲坛》相反，讲玄奘我是在做减法，因为我觉得历史本身够精彩的了，而我所要做的是还原历史的本真。

　　解放周末：可是，或许如今我们不缺乏空间的多样性，而是缺乏空间的文化深度。

　　钱文忠：是的。所以，一开始我是拒绝做这个节目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因为我认为批评者应该处在的那个高度是很高的。无论你承认还是不承认，一个逻辑的关联就是，批评者往往会处在一个高位来批评，我的见解比你高我来批评你，我的学问比你好我来批评你。那么，有人会说，不识字的老百姓就不能批评了？那当然是荒唐的。他也可以批评，比如，他从道德的高度来批评，从心灵的高度来批评。我觉得自己不具备真正批评的条件。

　　我也意识到，每天在电视媒体上展开半个小时的文化批评，需要我有大量的知识储备，需要我有坚强的精神储备。因为，我不能说我有批评的自由，而别人却没有批评我的自由，这是没道理的。所以，我要批评，我就要做好自己被别人批评的准备。而这样一个互动的过程，所激发出来的是一种责任感，就是你要对你本人的言辞负责，你同时也要对你的批评对象负责。

　　解放周末：又是为什么后来接受了这个工作？

　　钱文忠：我是这样想的，做这样一个文化批评节目，既然我已经认识到了它的难度，也认识到了我的局限，既然这种事情总要有人来做，那我或许可以去尝试一下。我愿意把自己的一种认识，或者自己的一种文化批评付诸于实践，那么这个节目给我提供了一个好的平台。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特别地注意到批评的引导性。比如，我们去批评一样东西低俗，那么你应该告诉大家什么或许是高雅的。你不能仅仅骂了一通就了事，它应该是一种引导，尽管它是个人化的。

　　解放周末：批评是非，批评本身要有是非观。

　　钱文忠：批评最要紧的是，公众不会被你愚弄。

　　当下批评的现状令人担忧，一味吹捧，或者一味谩骂，还有批评的不负责任

　　解放周末：与此同时，面对大众，个体的声音又将如何坚持自我与个性？

　　钱文忠：我不想做传声筒。如果别人好多想法通过我传达，这就不是《文中有话》了。我应该做个相对独立的发声器。在这个过程中，我应该不含糊地、旗帜鲜明地把自己的文化观点表达出来。这个观点，也许对别人有些参考作用，也许对别人有些指导意义，同时，它也许会成为一个靶子，让大家来批评，让大家来讨论。如果做到这一点，我就比较欣慰了。现在做了一个多月了，应该说社会反应还不错。从电视的考核标准收视率来说，出乎大家意料，刚开一个月就在艺术人文频道名列前茅，有几天还名列整个频道的第一。当初我有个担心，怕把文化批评节目做成高高在上的阳春白雪，其实，文化批评应该是公众的东西。

　　解放周末：因为文化属于公众。

　　钱文忠：如果发表出去的意见，仅有一部分人理解，那说明我的文化批评还是有偏颇，或者还是有点不对。现在从收视人群分布来看还是比较均衡的，这个我还是比较宽慰的。当然，做这个节目还是会碰到很多的问题，话题的选择、意见的表述等等方面还要进一步摸索。但是，从批评的角度来发表意见，这样的节目在全国还不多。我想，如果它成功了，可以提供一个经验；如果它失败了，可以提供一些教训，都不会是无益的工作。

　　解放周末：无论成败，《文中有话》都具备了它的起点意义。而节目所倡导的“态度、温度、力度”则直接宣言了它的价值观。

　　钱文忠：对这三个“度”，我们的节目团队有自己具体的、清晰的理解与定位。态度，就是作为一个批评者的态度，应该是公众的一分子，同时我们还要有一个负责任的态度。从力度来讲，第一要有真正的批评，不要小骂大帮忙。如果真的不好，我就很猛烈地批评，如果真的好，我就毫无保留地赞美，表达我的钦佩之情，表达我的羡慕之情。比如，汶川大地震一周年，我们做了一期特别节目，我几乎要流泪，谈到那些教师的时候。像对谭千秋这样的老师，我只能是发自肺腑地赞美、钦佩，毫无保留。力度，就是要旗帜鲜明，不左右摇摆，不骑墙，不做随风草。温度，就是首先我们对文化要抱有一种温情，抱有一种敬意。对你所批评的对象，也要带有一种温情，要设身处地先站在他的角度想想，努力做到同情的了解。

　　解放周末：具有温情与敬意的文化批评，在今天是不是显得有点理想主义？

　　钱文忠：确实，当下批评的现状令人担忧。我觉得当下批评界的情况，存在着几个比较明显的问题。一个是一味吹捧，一个是一味地谩骂，根本不是评，破口大骂。一味吹捧，毫无疑问不足取。一味地谩骂，把批评等同于骂，我认为同样有巨大的危害。因为批评者往往会为了故意表示自己见解的独特性，故意表示自己的特立独行，故作惊人之语，也就是所谓的“语不惊人死不休”，那就难免会把一些明明是好的事情，明明是健康的事情，明明是正面的事情，罗织一些理由，把它说成不好的事情。比如，余秋雨先生关于汶川地震的那篇文章。那篇文章我冷静地看过，尽管其中的意见可以商榷。但是，我认为余先生立意是好的，出发点是好的。我想余先生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没有想那么多，没有像他在写别的文章时那么讲究。他完全是秉着自己一种担忧，认为这种情绪要平息，不能去增加受灾群众的心理负担。但是，当时对余先生的评论，就是断章取义，一棍子打死。现在，一年过去了，大家的看法就比较平和了。

　　解放周末：捧与骂，作为语言表达的两极，已然远离了批评所应具有的公正理性的基本精神。

　　钱文忠：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批评的不负责任。这个比较多地见诸于网络和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比如，网络上的批评，我连谁批评的都不知道，连文责自负都做不到。那这种意见很容易缺乏严肃性，有点像打冷枪、出冷拳、打群架。这个我认为并不是批评。批评，我认为应该是堂堂正正的思想的交锋。

　　批评要有尊严。批评者要有尊严，你批评的对象也要有尊严

　　解放周末：近年来，诸多的文化事件不断地上演着语言上拳脚相加的闹剧。比如，去年的韩寒与几位作协主席进行的博客骂战。

　　钱文忠：我在一篇文章里直击过类似的事情，某位教授的批评根本就是污言秽语，因为自己的著作遭到批评，就骂同行为“屁眼教授”。这不仅是有辱斯文了，简直太过分。可是，还有比这个更不像话的。

　　解放周末：是的。比如，《百家讲坛》主讲人之一阎崇年签售时曾经被人掌掴，原因是打人者不满他关于清朝历史和人物的一些观点，直接把观点纷争异化成了暴力。

　　钱文忠：这已经不是批评了，它反映了当下人们对批评对表达的严重失度。如果非要把这些归入批评的话，那么它首先伤害了批评的本意，批评的尊严。批评要有尊严。批评者要有尊严，你批评的对象也要有尊严。

　　解放周末：丧失了尊严的批评，伤害的是文化的宽容度。

　　钱文忠：现在，有些专家观点一出来，就在社会上引发激烈争辩乃至谩骂，结果呢，一些专家只好就此“封嘴”，压力太大了。在这种无序的批评下，可能会把破坏当成目的。而破坏绝不是一种目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必须认识到建设比破坏重要。可是，我们现在多的就是一种带有破坏性的批评。

　　解放周末：批评的破坏性该如何规避？

　　钱文忠：就是批评者永远要有向真理认输的准备。尊重被批评者的尊严，做好被他人批评的心理和知识准备。而现在我们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还比较严重。批评是一件端庄还略带沉重的事情。鲁迅先生的批评，为什么让我们觉得有力？鲁迅先生的笔触是很沉重的，是非常负责任的。有时候我们看他的杂文，觉得非常沉重。为什么？因为他有自己的责任感。我们需要学习这样的批评精神，心中要有尊严和端庄。

　　解放周末：首先表现为，要尊重批评应该有的边界。

　　钱文忠：是的，批评是有边界的，隐私之类的不在批评的范畴。在文化批评的范畴内，我们期望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我们不能把批评当作是大批斗，批评也不是小骂大帮忙的遮羞布。我们不愿意文化批评堕落成彼此言语的拳脚相加、刀光剑影。文化批评越活跃越犀利越激烈，就越有价值，但它必然有一个前提，就是那是有尊严的、宽容的、理性的批评。

　　当文化成为一种狂欢时，批评就可能成为一种即刻的文化晕眩

　　解放周末：另一方面，由于商业利益的驱使，则让批评成为了失语。这一点，在图书界似乎表现得非常明显。

　　钱文忠：当失语成为常态，评论也就逐渐失去了自身的独立品格，甚至“受雇”于商业利益，为人吆喝叫卖变成了图书出版的依附物。只有炒作，没有批评。在这个注意力经济时代，炒作无所不在。有热点的炒作热点，没有热点的就制造热点。是与非、好与坏，好像变得不是那么重要，要的就是眼球、眼球。这是批评的可悲，更是文化的可悲。

　　解放周末：与炒作相应的，就是文化的“狂欢”。文化似乎随处可见，以喧嚣的方式存在着。

　　钱文忠：有人一针见血说过，文化越是泛滥成灾，整个社会就越没有文化。现在文化不仅表现为一种热热闹闹的浅层化，还存在着明显的文化被滥用的情况。比如，前段时间出现的“厕所文化”。那文化成什么了？当任何东西都可以冠上文化的时候，实际上，文化被消解得差不多了。对文化，我们要把它看成一个生命的存在，不要轻易地去触及它的尊严。

　　解放周末：健康的文化批评对文化发展意味着什么？

　　钱文忠：当文化成为一种狂欢的时候，批评就可能成为一种即刻的文化晕眩。

　　文化是有是非的，当然这个是非不是那么轻易得来的。为文化发展提供一个批评性的意见，最好是能提供一个建设性的批评性的意见，就是批评对文化发展的意义。

　　文化批评可以评论文化作品，可以评论各种文化现象，这有利于找到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就比如时下的文化炒作、商业文化泛滥、学术浮躁等等现象，都值得广泛探讨。当你批评一种不妥当的现象时，你最好还包含有一种建设性的意见。我觉得包含有建设性的意见，是最珍贵的，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现在最需要的。

　　健康的文化批评，能够净化文化生态

　　解放周末：回到“批评”这两个字的初源，字义本身是否就意味着批评应有的态度与精神？

　　钱文忠：从汉语的使用习惯上讲，“批评”起码包括两个部分，“批”和“评”。“批”绝对不是大批判的“批”，而首先是应该，也必须是一种努力使自己冷静理性的“批注”之“批”。也就是说，认真地、设身处地地、同情换位地解读被批评的意见，不要歪曲，不要夸大，再“注”出自己的意见。这是中国传统中的一种读书方法，也是获取知识，表达自己或同意、或反对的意见的模式。至于“评”，我们尤其需要注意到言字旁边的“平”。语词、语气、态度应该努力平和，尤其应该避免为了惊人视听而故意走极端，施酷评。但是，也不必惧前怕后，缩头缩脑，可以有自己的个性、风格和锋芒。总之，应该时刻提醒自己，批评的生命正是朝向公正、公平、平和的努力过程。

　　解放周末：那么，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上，文化批评的历史面貌是怎样的？

　　钱文忠：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本来就不缺乏有批评的传统。孔子、老子、孟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乃至后来的许许多多大学者、大思想家，哪一个不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大批评家呢？他们之所以能够历经千年，依然屹立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地平线上，难道不正是因为他们成功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批评意见和学说吗？那是有永恒的价值的。

　　解放周末：百家争鸣，概括了一个批评的昌盛，也见证了一个文化的昌盛。

　　钱文忠：文化批评是文化生长的一种基本养料，这是肯定的。如果我们把文化比喻成一棵树的话，它生长最健康的时候，就是它的养料最充足的时候，也是批评最开放、最活跃的时候。

　　历史上文化的昌盛也总是伴随着批评的活跃。文化兴盛的时候，我们说言路是畅通的，这就是批评比较健康的一种情况。我们把魏征进谏看成一个政治现象，实际上他也是个建设性批评的文化现象。

　　解放周末：而今天，网络让更多的人拥有了更便捷的“言路”。博客、网络评论等，可能成为一种民间史记，也或者是网络垃圾。匿名性造成的网络“勇气”，有时会让批评超越尺度。

　　钱文忠：这有好的一面，就是使得人人都意识到自己的批评权利。这是一个可贵的现象。但是这个现象可贵，并不等于这个现象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我相信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个情况会慢慢变化，在这一点上我抱有一种非常谨慎的乐观。但我们不能太急，需要一种非常善意的耐心。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要折损批评意识，这是来之不易的，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之一。

　　解放周末：有些发展，需要过滤了急功近利后的时间等待。

　　钱文忠：健康的文化批评，能够净化文化生态，有利文化发展，这是历史已经证明的。而今天，批评有了一个更宽容的空间，批评者不能辜负这个空间，要主动维护这个空间，而不是“随地吐痰”。今天，文化批评的健康发展，需要批评者抵制人情的诱惑、商业的诱惑，避免批评的工具化，慢慢抵达一个不功利的、纯粹的批评的概念。在我看来，这就是增加一个向度，增加一个空间，在人类的思想宝库里多添一缕思想。

　　采写/本报记者 黄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