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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祝》的尴尬

　　鉴于国际化进程的步履艰难，《梁祝》50周年庆典在很大程度上依旧只是华人社团的节日

　　文/ 唐若甫

　　有人说音乐最为无辜，因此也最容易被利用。历史上瓦格纳、肖斯塔科维奇、普菲茨钠和玛斯卡尼等人的音乐连同作曲家不无被贴上政治标签而被加以咀嚼。

　　《梁祝》亦然。1958年，当上海音乐学院为建国10周年准备献礼之时，上报的三个选题有应景的大炼钢铁和全民皆兵，而时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兼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却偏偏选中了“梁祝”作为创作内容。这“不应景”之选，偏偏选中“爱情”这一文艺创作中永不褪色的主题，其实孟波亦是响应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艺活动要注意娱乐的一面”号召，当然也考虑了两位创作者的年轻资历和个人背景。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经俞丽拿首演后，获得出乎意料的巨大成功。

　　而政治于艺术，也如一枚硬币的两面。

　　2009年4月初，上海华山路人大培训中心所在地兴华宾馆的老干部活动中心，93岁高龄的孟波头发梳理得干干净净，耳挂垂颈，腰板笔直，步履坚挺。作为《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创作班子的直接领导人(另一位领导人丁善德先生早已故去)，他至今保留着关于《梁祝》的所有历史资料。

　　在孟波的书桌上，有一大厚本牛皮纸包装的书册，打开封面，乃是“文革”期间上海音乐学院的正式报纸《新上音》合订本。在1967年5月5日出版的第16期，夹有一面书签，翻开一看，报纸的左侧《工农兵批判大毒草<梁祝>》赫然入目，右侧《重新挑起一场被压下去的辩论》一文则是一篇系统对当时批判《梁祝》的社论。这些“文革”词汇和用语已显陌生和疏远，但却忠实地透露出《梁祝》及其牵连者所曾经面临的不寻常的遭遇。

　　而50年间，《梁祝》命运的波折与尴尬，远不仅来自于政治的牵扯。

　　国际化进程未雨绸缪

　　时隔整整半个世纪，《梁祝》已被所有中国小提琴家演遍拉齐。从首演者俞丽拿到替补首演者沈榕，加之老、中、青三代的无数小提琴家诸如林克昌、盛中国、薛伟、吕思清、谢楠和王之炅等，一大批中国小提琴家以《梁祝》闻名遐迩。也许，没有孟波当年对“梁祝”的批示，中国也就不会诞生如此多的一流小提琴家。

　　一部伟大的音乐作品，为世人传唱、演奏方显其伟大之处。像音乐史上的四大小提琴协奏曲，分别由贝多芬、勃拉姆斯、门德尔松与柴可夫斯基创作，几乎是全球所有小提琴家必演曲目。纵观四大小提琴协奏曲演奏史，一方面，本国的乐团、指挥家和演奏家会力推本国作品，并藉由大师级音乐家拓展到世界各地；另一方面，音乐学家会研究其曲式技法、乐谱出版商发行校勘版和纯净版乐谱，经纪人则进行推销并征收作品版税，唱片商录制发行唱片在全球发行，所有环节构成一套完整的产业链，形成该作品的坚强后盾。

　　遗憾的是，如上两方面对于《梁祝》均是未雨绸缪。

　　较之以冼星海《黄河大合唱》为蓝本的钢琴协奏曲《黄河》，《梁祝》的国际化进程其实要早得多。

　　1959年秋天，在苏联莫斯科音乐学院留学的指挥家曹鹏迎来毕业音乐会，便邀请苏联小提琴家格里希登出任《梁祝》独奏，自己指挥莫斯科交响乐团协奏。一部中国本土独立原创作品在杀青当年便能登上世界舞台，在今天看来亦是一个奇迹。

　　然而对《梁祝》国际化之路起到决定性因素的非NAXOS唱片公司莫属。1978年，后来成为NAXOS唱片公司总裁的克劳斯·海曼为日本小提琴家西崎崇子灌录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由林克昌指挥日本名古屋爱乐乐团演奏，此成为《梁祝》唱片国际化的先驱者，也是NAXOS前身HK唱片公司发行的首款唱片。

　　在克劳斯·海曼精明的商业炒作下，西崎崇子先后在NAXOS发行了数十款《梁祝》唱片，获得五个“金唱片”大奖和一张“白金唱片”大奖，赚得盆满钵满。

　　克劳斯·海曼利用NAXOS覆盖全球的销售网络和后来建立的专门用于中国音乐的Marco Polo品牌将西崎崇子塑造成了《梁祝》代言人。这对“夫妻档”紧密团结，可又由于海曼对妻子的排他性推销，令其他小提琴家进入NAXOS发行《梁祝》唱片几乎不可能。只有两个例外，分别是徐惟聆和吕思清在副牌Marco Polo录制的此曲；另有一款从“中唱”授权发行的《光辉岁月》俞丽拿版唱片早已断档。

　　海曼的“独家”策略使得西崎崇子成为NAXOS旗下的头号艺人，《梁祝》虽得益于西崎崇子和NAXOS推介，但唱片公司和演奏家才是这一商业活动的真正赢家。

　　直到2007年，美籍犹太裔小提琴家吉尔·夏汉姆与新加坡交响乐团录制了一版《梁祝》，由水蓝指挥，名不见经传的独立厂牌Canary Classics发行。虽然此版录音被包括作曲家在内的音乐人士誉为迄今为止最好的《梁祝》版本，但夏汉姆和独立厂牌毕竟影响力有限，唱片全球发行不畅，作品推广不济。

　　在现场演奏方面，最近除了吉尔·夏汉姆与新加坡交响乐团和杜梅在北京国际音乐节期间与中国爱乐乐团的演奏，很少有国外小提琴家或乐团演奏此曲的例子。而国内交响乐团和小提琴家出国巡演则出于商业和情面考虑大多选择与自己有利益关系的作曲家作品，较少触及《梁祝》。

　　志同道不合的时代“悲剧”

　　鉴于国际化进程的步履艰难，《梁祝》的50周年庆典，在很大程度上依旧只是华人社团的节日。

　　为此，“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特邀请日本小提琴家诹访内晶子与上海交响乐团于4月28日音乐节开幕演奏《梁祝》，算是庆典最为浓重的一笔。

　　国家大剧院将于5月27日以一台《罗密欧与朱丽叶》及《梁祝》小提琴及钢琴协奏曲作为献礼。隔街相望的人民大会堂也将于前一天呈献《梁祝》庆典。

　　然而，以作品诞生50周年的庆典方式本身就与国际常理不合。音乐界通常的做法是纪念作曲家的诞辰与逝世，藉此纪念作曲家的音乐。譬如2006年莫扎特，2007年肖斯塔科维奇，2008年西贝柳斯和梅西安，2009年海顿、亨德尔、门德尔松、普塞尔和马蒂努，2010年肖邦和马勒等，都“以人为本”呈现。

　　中国特色的《梁祝》纪念也反映出这部作品著作权方面的不和谐音，焦点则是两位作曲家。

　　近年来，何占豪通过一系列媒体著文反复指出陈钢在接受采访时对作品创作过程中的若干“错误描述”，强调自己的旋律为先，配器为后，继而指出作品是“集体的智慧结晶”。陈钢则认为“作品不仅仅靠旋律就能写出”。两位作曲家曾经拾笔写的更多是文字而不是音符，更在音乐会和电视节目录制现场说得“气色绯红”，这都是集体创作惹的祸。

　　作为集体创作的始作俑者，孟波在回忆当时建立创作班子时言简意赅地指出：“在上海音乐学院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我将《梁祝》创作交给小组。但由于小组中没有人学习作曲，便委派作曲系高材生陈钢加盟。何占豪当时是小组成员，小组其他成员后来退出创作。《梁祝》便是由陈钢、何占豪两人共同创作，缺一不可。”

　　尽管在“文革”期间，何占豪加入“反右”思潮，批判《梁祝》，供认孟波“逼迫自己参与梁祝创作”，在法律上等于否认了自己对《梁祝》享有的著作权和版权，但时间逐渐宽容并忘却了那段不愉快的历史，还给了何占豪作为一个作曲家的尊严和地位。

　　陈钢与何占豪，一个是“右派”兼大作曲家的儿子，50多年前的名门子弟，作曲系的高材生；一个是农民的孩子，坚定的“左派”，越剧院出身，创作《梁祝》时没有作曲经验。两人秉性、出身、信仰、背景和知识结构大相径庭，却因为时运之下对西洋乐器民族化共同的信念、在爱国情操和为国争光志向的撮合中，走到一起，在那个强调集体荣誉高于个人荣誉的特殊年代，合作创作出了一部惊世之作，也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分道扬镳的种子。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陈钢与何占豪日后的音乐创作再次证明了孟波当时圈点两人组团之高明。何占豪自《梁祝》之后再无创作出具有同等地位的管弦乐作品，只有若干小品流传，也逐渐被国际社会遗忘。陈钢虽有《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等小提琴小品佳作，却在尝试类似体裁创作时灵感不再。他最近的两首小提琴协奏曲《王昭君》和《红楼梦》均只是昙花一现般的成功。

　　两人在《梁祝》之后的创作生涯其实也是过去50年整个中国古典音乐作曲界传世作品“不孕不育”的缩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梁祝》表面光鲜的阴影之下，志同道不合的陈钢与何占豪，既是时运的宠儿，也是时代的牺牲品。让我们学会欣赏《梁祝》的残缺美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