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书伟：一个偏执男人的诉讼生涯

　　潮州籍男子陈书伟因不服法院判决，在上诉状书写一个“操”字，被法院认定侮辱司法人员，遭拘留15天，他也因此成了舆论关注的“红人”。在此之前，陈已经是一名小有名气的“好讼”人士。经历“操”字案后，谈起自己的五年诉讼之路，陈书伟说他累了，想“金盆洗手”了。

　　南都周刊记者·单崇山 摄影·范羽翔

　　“这哪里是炒作嘛！我是被动应战！”

　　36岁的陈书伟坐在深圳一家咖啡厅的包房里，操着潮汕味很重的普通话，而且每句都像是喊出来的，即使隔着门也能听清楚。他身旁的沙发上，放着一摞近一尺厚的资料，一边讲，一边从中抽出可以作为证据的各种文书和单据。他把名片递过来，“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 陈书伟”，“公民”二字最大，被印在名片正中。

　　这是2009年5月20日，“操”字案当事人陈书伟走出拘留所的第12天，而该案的影响还在以超乎他想象的速度继续发酵。

　　五个“操”字的代价

　　就案件本身来看，这场“操”字案，开始于2008年。

　　去年11月3日到11日的几天内，陈书伟向深圳市福田区法院递交了37份起诉书，被告方是中国移动深圳分公司、中国联通深圳分公司和中国电信深圳分公司，诉讼请求涉及更改服务协议，提供话费清单和以现金形式支付话费等多项乍看下来并不起眼的要求。之后，移动公司与陈书伟交涉，做出整改承诺，陈书伟撤回对移动公司的11份起诉书。

　　直到今年3月，陈书伟共收到了17份福田区法院下达的判决书，无一例外地全部败诉，诉讼请求被法院一一驳回。陈书伟对这样的判决结果难以接受，于是在这17个案件中选了5个准备再上诉。“这五个案件对电信用户权益损害较大，而且我提供的证据最充分，工业和信息产业部也支持我，所以我们不想让他们胜诉。”他这样解释选择这5个案件上诉的原因。

　　陈书伟提到的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支持，是指他今年2月6日收到的一份来自该部的信访回执，这份4页的回执，对他今年1月的署名信访件中“取消增值电信业务强制代收费”、“关闭移动信息服务业务功能”等要求做出了肯定的答复，而这是他通过司法途径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

　　陈书伟的5份上诉状都很简单，诉讼请求是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而在事实与理由一项中，只有一个字和一个标点——“操！”

　　就是因为上诉书上的这个“操”字，福田区法院对陈书伟作出了拘留15天的决定。2008年4月8日发出的《拘留通知书》上称：“陈书伟的上述行为严重侮辱司法工作人员，故意践踏国家法律制度，严重妨碍了民事诉讼”。

　　但直到4月23日晚9点，法官和法警才来到陈书伟家将其带到看守所并正式拘留。“其实，4月9日，书记员陈添就打电话让我到法院做笔录，我还问他案子都判了还做什么笔录，他说，你来就知道了。”之后陈书伟向法院其他工作人员了解到，法院已经下了《拘留通知书》，“他们是想骗我过去。”

　　4月30日，陈书伟还在福田区拘留所，《深圳商报》刊出了一则新闻：《男子上诉状语言粗俗被拘15天》，在网上引起颇多关注，目前在腾讯网的评论数已经超过三万，“操”字案成了公共事件。

　　许多网友认为陈书伟是在自我炒作，但陈断然否认。“报道署名是两个记者加两个通讯员，显然是法院自己捅出来的，怎么能说是我炒作，新浪的博客也是我出来之后他们编辑主动联系帮我建的。”说到这里，陈书伟的声音又提高了许多，他在新浪的博客，一周内的点击量也突破了十万。

　　但一些对他动机的质疑并非没有根据，像他这样熟悉《民事诉讼法》，深谙审判流程，又很想胜诉的人，在上诉状上写下个“操”，只是一时冲动么？

　　“我就是甘当炮灰”

　　“第一次敲出这个字，就是一时冲动，男人之间说这个字就是在表达愤怒，跟‘他妈的’一个意思。但把口语写进上诉状就是把感性变为理性了，写下之后我想了几天，我的证据足够充分了，一审能说的都说过了，结果还是败诉，我无话可说，只剩这个字了。”

　　陈书伟还仔细研究了法条，认为写个“操”字不会有法律后果，“《民事诉讼法》中没有对上诉书中‘事实与理由’在具体内容上有任何规定，而且按照《民事诉讼法》第十四章，对上诉状的具体裁决权属于深圳中院，福田区法院只有接受和传达的职责。”

　　现在说起写“操”字状的目的，陈书伟很有条理：“首先是要打赢，然后表达无话可说的痛苦，以及对司法不公的愤怒，让他们不爽又无可奈何。还有是争一口气，不过有点钻法律的空子。”但他坚持这个“操”字是曹操的“操”，读平声而不是去声。“我写在那里，仁者见仁，只要我没有承认是在侮辱你，就不能抓我，这是疑罪从无原则。”事实证明，陈书伟当时太乐观了。

　　陈书伟说，他的那“一口气”，并不都是因为最后这几个案子。事实上，陈书伟与电信营运商等对簿公堂、与法院法官打交道已经好几年了，从最初的抗议资费不合理到成为一名公益维权者，陈书伟说他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定位，“我应该走公益维权的路。”

　　而这个“操”字，“是多年维权经历积攒下的愤懑的总爆发。”他说。

　　据陈书伟自己统计，2004年至今，他在全国范围内直接或间接参与的诉讼有400起，涉及电信行业的有371件，还发起了几次群诉，但这么多案件，胜诉率仅为3%，有的起诉书，法院还不予受理。

　　“很多官司，打的时候就知道要输，但我们还要去打，追求的不是单个案件的胜诉，而是整体进步，”陈书伟说，“就好像跟一个比自己强壮的人打架，每次被打趴下了，都爬起来再打，至少会有很多人过来看，这就是炮灰精神，我就是甘当炮灰。”这种没法进行成本核算的行为近乎偏执。

　　与最初对电信营运商的不满相比，陈书伟说他现在的心情更复杂，“表面上看，我是在和那些电信运营商过不去，实际上是在和法院过不去。”陈书伟认为，让他更愤怒的是法院，“拿打架来打比方，我打不过你，可能是我不够强壮，但你们不能合伙欺负了我之后还指着鼻子跟我说，‘就是欺负你了，你能怎么样？’”

　　这些官司，在陈书伟看来，与其说是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不如说是维护自己作为公民的尊严。所以，即使在名片上，他还不忘强调自己的公民身份。

　　“书记员，请你记录！”

　　2009年5月21日下午1点40分，陈书伟挎着个被塞得满满的黑色电脑包，出现在广州越秀区法院门口，“还没开门。”他径直走进法院旁边的邮政营业厅，旁若无人地找了张椅子坐下，“这是我们的阵地啊，在这儿打过太多官司了。”他有点得意地说，脸上露出小孩子似的笑容。

　　这里将有一起关于外地残疾人公交优惠的案件开庭，原告是揭阳人夏楚辉，陈书伟的朋友和搭档，他们曾经合作了多起电信维权诉讼。因为在广州乘坐公交车无法获得优惠，被定为二级伤残的夏楚辉状告公交公司，要求公交公司退还一半车费——1元钱，并要求对方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费315元。

　　为这次庭审而来的还有湖北的黄志宏、广东的徐大江等人，他们都是有些名头的消费者维权人士。不少媒体和残疾人前来旁听，以致旁听席的座位都不够了。

　　庭审开始前，法官询问旁听席上有没有记者，《南都周刊》记者向法官表明了身份。

　　“不好意思，你得出去，记者旁听要先办手续。”

　　“我只以公民身份旁听，不是来采访庭审的。”记者说。

　　“那也不行。”

　　“法官，我有话说！记者的公民权就要被剥夺么？没有任何法条规定记者不能以公民身份旁听庭审，这是一场公开审理！书记员，请你记录！”与夏楚辉、黄志宏一起坐在原告席上的陈书伟忽然把手举高，大声对法官说，样子看起来像个抢答问题的小学生，但语气分明是质问。

　　经过一些沟通，记者得以留下旁听。在原被告双方辩论阶段的最后，夏楚辉念起了自己事先打印好的一段话：“我们是残疾人，是不幸的，但我们生在法治社会，又是幸运的.....”这时，旁听席上有的残疾人流下了眼泪，而陈书伟则半趴在桌上，在纸上一连写了六遍“法制社会”。

　　庭审结束后，对方律师闷闷不乐地坐在位子上，陈书伟一边让夏楚辉检查庭审记录，一边走过去和被告律师搭话，“其实责任在政府的规定。我在这间屋子打过几起官司呢，这个法官也主审过。”他指了指法官。

　　走出法院，记者问他能赢么，他笑起来：“唉，这可不好说。”

　　饭桌上，朋友们都为他现在的处境出主意，听到不对路的，陈书伟会不留情面地反驳，神情严肃，几个人中，也是他嗓门最大。“都习惯了，每次见面，他都会发点火，有点小孩子脾气。”夏楚辉笑着说。的确，即使在与记者的聊天中，他也会因为记者的不理解而显得急躁，甚至直接对记者说：“你不理解我，跟你说没用。”然后捶两下胸口，靠在沙发上。

　　“我就是脾气有点急。”陈书伟自己也承认。

　　“我有点累了”

　　去年11月，当陈书伟把那37份起诉书递到福田区法院的时候，本打算用它们来结束自己的“讼师”生涯，他甚至还和法官说，这是自己最后几个官司了，希望法官能公正审理。没想到，这个句号画得这么有戏剧性。

　　“我有点累了，而且现在电信行业进步多了，再干下去，公益性质就淡了。”

　　在陈书伟5月16日更新的博客上，还有这样一段话：“此次被拘留的事件，我不会像以前一样坚持维权下去，太不划算了，依法维权是一个伪命题。下星期，我将再次向(广东)省高院申诉，向最高院申诉，在近段时间来，在合法的框架内若无法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那么我就不如让福田区法院白白拘留十五天算了，要不就可能到XXX、XXX 、XXX(法院、检察院领导，记者隐去具体姓名)等家，提着水果，包点红包，拿着糖给他们家小孩，请他们高抬贵手，恢复我的名誉，后面这个办法更划算啊。”博客的背景音乐，是《义勇军进行曲》。

　　但他向高院提交的申诉材料，已被退回。目前他已将申诉材料寄往最高院，希望讨个说法，除去案底。

　　他现在每天会多次浏览自己的博客，看到浏览量增多，也会兴奋地对旁边的人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