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第一役

　　本报记者 侯健美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攻占上海。

　　此时，这座当时远东最繁华的大都市里乱象丛生——百业凋敝，经济几近崩溃，城乡往来中断，物价如脱缰野马一般飞涨。连年的战乱使百姓穷困潦倒，投机商反倒坐地生金。

　　物价能不能稳住？通货膨胀能不能抑制？肆虐一时的投机资本能不能根除？这是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共产党人面临的全新考验，也直接关系到新政权能否稳固、能否长久。

　　黄浦江畔，打响了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的新中国经济第一战。

　　人民币受阻

　　1949年6月，解放不过数日的大上海民心惶惶。

　　在人来人往的西藏路、南京路和外滩一带，比平日多了不少“游手好闲”的人。这些人穿着体面的长衫，有的手里握着一大把银元，“哗啦哗啦”地抛玩着，也有的只捏两块“袁大头”在手里，“叮叮咚咚”敲打个不停。上海话里管这些人叫“银牛”，其实就是倒买倒卖的银元贩子。“银牛”们忙不迭地招呼着生意：“大头小头要哇？”“大头小头要哇？”“大头”是指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价格高些；“小头”则是指铸着孙中山先生头像的银元，价格略低。

　　其时，新政权已经接管了这座著名的城市。与解放军一起进城的还有40辆美国道奇卡车——车上满载着由东北、华北、华东印钞厂印制的4亿元人民币。但对大多数市民而言，共产党、解放军、人民币是完全陌生的。人们对于新政权的将信将疑，再加上战乱不休、物价连年飞涨所积淀的心理阴影，迅速红火了街头的银元买卖。银元的市价先是一日一变，后来就成了一日数变。人们只要一拿到钱，得马上一溜儿小跑地找银元贩子换成银元。去晚一会儿，就又是一个价儿了。

　　银元挑头，上海的物价也顺带着连番上涨。上海解放才刚13天，批发物价指数猛涨两倍多，大米价格上涨2.24倍，棉纱上涨1.49倍。物价飞涨的同时，南京路上四大私营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大小商店闻风挂出告示牌，讲明只收银元。

　　一时间，银元、黄金、美钞充斥市场。人民币却只能堆在人民银行的库房里——早晨起来一摞摞地被人提取走，晚上又差不多原封不动地一摞摞存回来，压根儿进不了流通市场。

　　投机分子气焰嚣张四处散布：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但，这才是冰山一角，人民币受阻的背后是一个更加棘手的“烂摊子”。

　　放眼1949年的华夏大地，农业总产值与战前相比下降了20%以上，工业总产值下降一半，通货膨胀肆虐多年，从抗战开始到1949年的12年间，物价上涨8400多亿倍。老百姓的生活艰难竭蹶、无以卒岁。

　　严重的经济问题困扰着刚刚进城的革命者。对于共产党的经济执政能力，大上海的资本家不看好，他们说：共产党军事打100分，政治打80分，经济打0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不看好，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共产党能够打天下，但是解决不了经济问题，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陈云出山

　　共产党新政权迫切需要一位“红色掌柜”，周恩来向毛泽东举荐了陈云。

    当时的老一辈革命家中，懂军事懂文学的大有人在，但懂经济的确实不多。陈云懂经济。

　　陈云出生于江苏青浦县(今属上海市)的一座小镇。他自幼父母双亡，靠舅舅抚养长大。舅舅家开了个小饭铺，陈云自小便帮着家人料理铺子里的生意。后来经人介绍，陈云在15岁左右到上海的商务印书馆里当学徒。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有名的企业，陈云在那里学到了不少商业知识，还学会了打一手好算盘。据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曾亲眼目睹陈云打算盘，只见手指翻飞，但闻算珠脆响。惊叹之余，赵专门赋诗一首：“唯实是求，珠落还起；加减乘除，反复对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老谋深算，国之所倚。”这当然是后话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陈云在上海开办了一些商业机构，为党中央的活动筹集经费。周恩来当时就注意到了这个地道工人阶级出身、却很有经营头脑的年轻人。1944年，陈云开始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他的革命生涯从此与财经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东北解放后，陈云出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东北的经济在他的主持下迅速恢复。他的理财本事有目共睹，自然成了主政财经的不二人选。

　　从沈阳动身前，有人问他，进关以后怎么办。陈云的回答保持了他惯有的谨慎、稳健、唯实的本色：安下地盘试一试，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办事。

　　1949年5月14日，陈云抵达北平，立刻着手筹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

　　今年88岁的杨波老人是原轻工业部的老部长，也是陈云的老部下。老人记得，陈云到北平后就在东交民巷的信托公司办公。当时，杨波负责收集各解放区的物价、贸易、货币发行以及生产等经济情况，内容5天向上一报。陈云一到，马上通知他将材料整理好送到东交民巷。

　　那是杨波第一次见到陈云。老人留下的第一印象简单而明快：陈云个子不高，非常平易近人。

　　银元之役

　　上海的银元风波是陈云走马上任后的第一道难题。

　　6月7日晚，陈云收到了中央转来的上海急电。华东财委在电报中请示中央：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事关我党的工商政策，中央希望陈云拿个主意。

　　华东财委的这个决定有充分的理由。上海证券交易所本是银元投机的大本营，那里拥有数百部市内电话和大量对讲机，再加上数千名打探行情的“银牛”往来出入，交易所实际上操控着全上海大小黑市。

　　陈云随即复电华东财委，同意查封。当时中财委尚未成立，原有的中财部又即将撤销，所以回电下方只署了两个字：中财。

　　6月10日上午10点整，10辆军车浩浩荡荡抵达交易所所在的汉口路，运来了一个营的兵力，很快对交易所周边实施了军事封锁。200名身着便装的公安干警更是一早就混进了交易所，里应外合，扣押名单上的238名投机商人一个也没溜掉。

　　据当时的文献记载，当干警们冲进6楼445房间的时候，屋里的人们还在跟香港、澳门市场呼号联络。投机筹码都有暗号，美元叫“糖”，黄金叫“人参”。交易所4楼的265号房门外，挂着“寿昌金号”的金字招牌，和正当商号别无二致。但屋里光电话机就有25部，密密麻麻的电话线像蜘蛛网一样从门外沿着天花板伸到屋里。墙壁上挂着一张大大的红纸表格，红纸的最上端写着4个项目8个大字：黄金，美钞，袁头，孙头，俨然就是一座金融战场上的投机指挥部。

　　查封行动一共抄没黄金3000多两、银元3万多枚、人民币1000多万元。消息传开，市场上银元价格暴跌。

　　一举端了投机“老巢”之后，华东财委又按照陈云的部署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命令铁路交通一律只收人民币，税收也一律征收人民币等等。几番拳脚下来，人民币终于在上海滩站住了脚跟。

　　然而，这场不见硝烟却异常激烈的财经战役才开了个小头。交易所被封了，“银牛”们不见了，但庞大的投机资本并没有消亡，而是蠢蠢欲动暗待时机。

　　投机，更深的危机

　　周恩来曾讲过一句话：“中国人民所接收的城市，由于多年不断的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差不多变成了投机商人的大赌场。”

　　这话说得一点没错。战争摧毁了国家的经济，害苦了正当的民族工商业，却使投机资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民间流传着一句口头禅：“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机”。实力雄厚的投机大军在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几大重要城市不断掀起投机风潮。官僚资本倚仗特权从中渔利，社会闲散资金追逐暴利助纣为虐。即便是少数勉力从事工商业经营的民族资本，为了减少通货膨胀的损失，也不得不卷入其中，拥着泡沫跳舞。

　　解放前夕，北平、天津两地的银行和钱庄中96%的资金直接或间接从事投机活动。早在1949年4月上海还未解放的时候，平津两地投机商就趁着河北受灾粮食减收、天津纺织工业尚未恢复的时机掀起一次物价波动。政府不得不紧急调运大批粮食入关，又从济南调运小麦运往天津。国营贸易公司在平津两地迅速建起40个粮食、纱布营业处，向市场直接供货，方才将风波平息下去。

　　据说，蚀了本的投机商人冷冷地说了一句：哼，等着吧。

　　等什么呢？有人问。

　　等上海打下了，有共产党好瞧的！

　　这段对话并非没有依据。当时，上海有200多家私营银行、钱庄，大多都在从事金银外币、证券股票的投机买卖。加上金号、证券号、银楼、钱兑业，以及地下钱庄和职业性的金钞银元贩子，全市从事金融性投机活动的人多达二三十万。工商业更是投机成风，1949年前后，上海的棉纱字号从1937年的60家发展到560家，棉布字号从210家发展到2231家，糖行从82家增加到644家，卷烟厂从23家发展到113家，新增厂店大部分不从事实际生产和正常买卖，而是囤积商品或者买空卖空。老百姓中以“踢皮球”为生的，也大有人在。

　　平津投机商一语成谶，上海解放后，投机的“暴风眼”果然从平津转移到了上海。

　　1949年7月，华东、华北地区先后暴雨成灾，消息传来，上海粮价应声而涨。六月的银元风波过后，投机资本正苦于寻不着出路，这下子纷纷转战大米和纱布。黑市放款中的八成都被用于这一轮的粮布投机。

　　坐镇东南

　　虽然不见刀光剑影，但投机势力来势汹汹。如果被它得逞，动摇的将不仅是百姓的生活，更是新政权的根基。上海的物价暴涨很快造成了全国市场波动，天津、武汉等大城市首当其冲。7月3日，身处武汉的中共华中局书记邓子恢急电中央，希望在上海召开财经会议，谋求对策。中央采纳了华中局的建议，决定8月初由陈云在上海主持财经会议，电召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5大区的财经部门领导干部参会。

　　中财委的组建工作也在加紧进行。7月12日，中财委在北京朝内大街九爷府正式成立，主任陈云，薄一波、马寅初任副主任。

　　前文提到的杨波，当时被分配到贸易处工作。

　　情势急迫，中财委成立大会一开完，陈云就动身赶往上海。

　　上海之行的行政随员名叫刘为。老人生前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他一接到通知，赶紧跑到北京饭店东楼的铁道部联系火车，又从银行取了一皮箱新的人民币准备上海会议使用。

　　出发的具体日子老人记不大清了，只记得那时铁路损毁严重，京沪之间也没有直通车，载着陈云等人的两节车厢，多次更换车头，一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也记不清走了几天才到了上海郊区。

　　那个时候，东海一带的岛屿还控制在国民党军队手中。上海、南京及长江口沿岸，经常有国民党的飞机前来轰炸和骚扰。车行至上海郊区的昆山车站附近，刘为突然听到一声巨响，车头的蒸汽直往外冒，火车立马来了个急刹车。车里的人马上意识到，遇上空袭了，大家赶紧拥着陈云等人下了车。陈云很镇定，就倚车厢坐着，没有跑远。

　　事后察看才知道，国民党飞机上的机枪射中了火车头的蒸汽锅炉——幸亏敌机并不知道车上坐的是什么人。

　　到达上海后，陈云等人住进了苏州河畔的百老汇大厦(即现在的上海大厦)。当时的百老汇大厦和附近的高层建筑屋顶上都架着高射机枪，这一点给刘为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机枪是专门用来对付国民党飞机的，这些飞机几乎天天到上海市区上空寻衅滋事。地面上也不太平，上海滩潜伏着大量国民党特务，他们躲在暗处打黑枪、搞破坏，困兽犹斗。

　　人祸更兼天灾。陈云刚到上海，就赶上了30年未遇的台风。黄浦江水倒灌，市区受淹。人们要手挽着手才敢过马路，南京路闹市区水深及腰，足以行舟，就连市府大厦里的积水都没了膝盖。

　　困难各种各样，但聚首上海的各区财经干部们却没放在眼里。

　　7月27日，上海财经会议如期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