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旭： 60年戏剧未封厢

　　北京人艺的老艺术家不少，然而像朱旭这样至今宝刀不老，依旧活跃在舞台上、银幕上和屏幕上的高龄演员是绝无仅有的了。仅就最近这六年来看——2003年，他已经阔别舞台十年依然参加了北京人艺以抗击“非典”为题材的话剧《北街南院》的演出；2005年，为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他又毅然参加了北京人艺《屠夫》的复排演出；2008年，在支援四川抗震救灾活动中再次参加了北京人艺《生·活》的演出；今年五月，已然七十九岁高龄的他虽然患肺病刚刚痊愈，还是参加了纪念抗震救灾一周年的《生·活》的复排演出。最有意思的是，朱旭每次演出以后都要说：“这是我最后的谢幕演出了！”可是，到时候他就管不住自己了，还会再演、再再演。为什么呢？大约就是他对于舞台艺术那份扯不断的深情。虽然，他的心里已经是“又想又害怕，越老越没底”。也许正如曹禺老院长所说：“许多年纪大、体力弱的伟大演员，死也不肯离开他的舞台。历史上很有一些演员，鼓尽最后一口气，读出悦耳的台词。”今年，正是朱旭从艺六十个春夏秋冬之际，这是不能不大书一笔的艺术人生。

　　口悬河与结巴磕

　　有许多观众想到朱旭，比较熟悉的更多是他的影视作品，像电影《心香》、《变脸》、《洗澡》和《刮痧》。人们并不大了解他还有着一个很长很深的话剧历史。他是一个从话剧舞台走上电影银幕和电视屏幕的演员，他的“根”还一直深深地扎在舞台艺术里。实际上，他也是一位自从北京人艺建院起——1952年6月12日——就在剧院里演戏的演员，在这里贡献了他的整个青春和中年。

　　1949年，年仅19岁的朱旭离开家，考到华北大学的文艺干部训练班，经过几个月的短期培训，就投身到火热的革命宣传中。进到人艺时，朱旭才20出头，一米八的瘦高个和东北人的爽直脾气，怎么看都和戏剧不太搭界。而且客观讲，朱旭的外在条件并不算好，嗓子也不亮。最要命的是他还有挺严重的口吃，有时候说说话儿就卡壳了，越着急越说不出来，甚至憋得满脸通红。但这是平常，只要是上了台，朱旭就会全身心投入到角色的情绪中，口吃的毛病也就不治自愈。在北京人艺的《人艺之友》报里有许多演员的漫画，朱旭那幅漫画下题诗头两句就是“台上口悬河，台下结巴磕”。其实，暗地里他也是狠下功夫，不光所有的台词都抄出来，每句话该怎么说，那话的语气轻重、气头安排都是事前琢磨好、反复锤炼多少遍，这才有了台上的口悬河。

　　建院初期的北京人艺，可以说名家云集，像朱旭这样的青年演员，只能在跑龙套和各式小角色里开始自己的舞台生涯。但不论角色大小、正面反派，只要分配了角色，朱旭就要开始研究这个人，他所处的时代是怎样，那个年代的人生活里是什么样的……把人物彻底吃透了，他站到台上，说出话来，一举手、一投足才让你相信他就是那个人。当年，朱旭在莎士比亚的名剧《请君入瓮》里，扮演过一个“大混蛋”，观众可以通过表面的“混横不讲理”表现看到、想到人物背后深刻的内涵，精彩的表演受到了大家的交口称赞。同时，还有一位青年演员也扮演了这个角色，虽然在生活中他的身上很有几分与人物相似之处，但是表演却不见精彩，不能引起观众的联想和思索。于是之对笔者说：“看见没有？×××演的是一个生活的大混蛋，而朱旭演的是一个艺术的大混蛋！”两厢比较，相差十万八千里之遥。

　　还有他在《名优之死》里扮演的琴师张先生。这个角色戏很少，几乎没有什么正经台词，但是他非常愿意扮演，因为张先生是一个有矛盾的人物形象。刚刚有点儿名气的京剧演员刘凤仙，开始演戏不认真，练功不刻苦，角儿的脾气也越来越大。张先生心里清清楚楚，很看不惯。由于是伺候角儿的琴师，只能礼节周到，说话和气，规规矩矩，因此对于凤仙的事也就不便说什么。他来到凤仙的房子里想帮她练练嗓子，可对方竟然还没有起床，于是，他把不满意的话说成非常像恭维的话：“大小姐，还没起床哪？”当刘振声解释说“昨天晚上散了戏，又排了排新戏，睡得晚了点儿！”以后，他明明知道这是师傅护着徒弟，言不由衷，也是不对的，却马上表示：“噢！是是是！”拿上胡琴一走了之。朱旭认为扮演这样一个心里有话没有说出来的人物，对于演员来说却是非常过瘾的事，因为抓住特定的矛盾就会使人物形象一下子具体起来。

　　戏剧之外的朱旭，也洋溢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活力。朱旭算得上体育健将，踢足球，打篮球，他都是前锋，敢拼敢冲。他性格中的豪爽热情非常有感染力。有一件朱旭的小事过去了几十年我还常常想起，从中也可看到他的性格和为人。那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有一次剧院组织青年演员去颐和园游泳。忽然就大雨滂沱，谁都没带雨具，坐的又是辆大卡车，大家正没法的时候，朱旭提议把车子里的凉席顶在头上将就开回去，马上化解了大家的焦急。等大家都上车了，他又不知怎么变出来一瓶二锅头：“都喝几口，驱驱寒气。”且不说当年一瓶二锅头的价钱多么贵，怎么他就考虑得这样周到呢？也许就是这样粗中有细的性格才成就他既饱含激情又细腻入微的舞台魅力。

　　孩子引发的顿悟

　　从青年时代来到人艺，朱旭和人艺的同行们一起走过50多年的风雨人生，他这样没受过系统训练、先天条件也不出众而能够独树一帜的表演名家非常难得，除却台下书不离手的刻苦自修，更是靠着数十年舞台实践中“千百次探寻，千百次琢磨，才逐渐找到‘自己的创造道路’”。

　　朱旭在回顾自己表演经验的文章《形象的矛盾和演员的创造》中这样总结到：“抓住具体人物的矛盾，可以创造出不同个性的艺术形象来。”有趣的是，他最早是从一个儿童观众身上得到启发的。

　　在1958年的春天，笔者和朱旭同在剧院组织的一个演出队，由田冲和朱琳率领到北京郊区农村去巡回演出《刘介梅》。朱旭就扮演主角刘介梅。有一天的晚上，我们在野台子上进行露天演出。在演出当中，朱旭不经意看到了这样的情形——天上刮着西北风，不断有沙尘袭来，几个小观众趴在台口上看戏。孩子们的小脑袋上全是土，像一座座泥塑摆在那里。当戏演到地主把得了大肚子病的刘介梅赶出门外，刘介梅和父亲抱着祖宗牌位大声哭喊苍天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儿异常激动地扬起脸来，他的小脸蛋儿被泪水冲出了两道沟，他抬着头一边抽噎着，一边大声叫骂：“！地主。”就是这样一个形象使朱旭久久难以忘怀。

　　怎么会呢？

　　朱旭解释道：“这个孩子的语言、外表和他那纯洁的心地是不统一的，矛盾的。但是，他的形象有很强的感染力，我总忘不了。在‘四人帮’横行的那些年代里，我们演出过一个农村戏，英雄人物的衣服也与其他人物不同，特意用毛料子做的，他的语言也都是‘经典式’的。我想到了那个孩子的形象，如果按照这样去‘提高’，他将要变成什么样子呢？大概是一个身穿毛料制服的英俊少年，两眼发出严肃的目光，举起左手，高呼：‘打倒地主阶级！’那些年，这种不伦不类的形象在舞台上是屡见不鲜的。”

　　正是受到这个形象的启发，朱旭对塑造人物有了更高层次的认识：“个性，是指人物性格的特点，也可以说是人物矛盾的特殊性的表现。‘四人帮’反对人物形象自身矛盾，他们用以反对的论点是——难道烈士就义的时候一定要动摇吗？难道写无产阶级领袖人物一定要写缺点吗？似乎除此之外就没有其它的矛盾了，他们根本不懂得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

　　后来，朱旭还不论扮演的角色大小，都能通过自己艺术实践，不断深入地探索这个命题。

　　他在《蔡文姬》里扮演左贤王。这个角色突然要与相爱很深的妻子蔡文姬“生离”，处于极端痛苦之中，竟然表示要把全家(包括自己的妻子和一儿一女)都统统杀掉。此人显然受不了一点点委屈，也可以说是心胸有些狭隘，然而，左贤王又是一个深明大义的英雄好汉，为了民族和睦的伟大事业，最后依然送走了蔡文姬，作出了重大的牺牲。朱旭喜欢左贤王这种性格，也就是强悍粗犷的脾气与细腻周到的感情结合在一起，认为这是相反相成的大开大合，正可以极大地满足演员在创造人物上的需求。

　　朱旭在美国名剧《哗变》里扮演一个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盛气凌人、能言善辩、自尊心强，以至精神失常、语无伦次、口出秽言、性格偏狂的魁格舰长。此角色难就难在在舞台上没有什么行动作为，不用形象展现情节，全靠一口气“干说”出1800个字的长篇台词。开始，朱旭真的发了愁，没了辙。怎么办呢？美国导演赫斯顿告诉他：“魁格永远是正确的，永远是理直气壮的，没有乞求人家理解的时候，说这段台词的态度应该是——难道你连这个都不懂吗？！”这就启发朱旭一步步接近了角色，最后终于驾驭了角色。首演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观众听进去了，坐住了，产生了极大兴趣。演出结束以后，赫斯顿紧紧地抱住了朱旭，说：“谢谢！谢谢！”朱旭也由衷地对赫斯顿说：“我非常感谢你！”

　　这里，引用一位著名戏剧评论家的几句很有斤两的话：“我认为在北京人艺的老一辈艺术家中，他也是独树一帜，独具一格的。他就是他，同于是之、郑榕、蓝天野，都可以区分开来。他的表演有一种书卷气，但绝不是书呆子，也不是演什么角色都像书生，而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修养，一种内蕴深厚的气质；因此，你听他的台词，其中的抑扬顿挫，都别有一番韵味和境界；而他的举手投足，绝对是具有分寸感的，具有尺度的；这分寸、尺度，同样来自对于人物的深切的体会。”

　　想得深 说得俏

　　朱旭的表演还有一大特色——他有种无与伦比的幽默感，而且，能够做到真实可信、自然流露，不显刀斧的痕迹。

　　《红白喜事》是一个反映当代农村生活的喜剧，朱旭扮演的三叔是一位农民成长起来的小知识分子，头脑里既有小农意识的狭隘观念，又有社会开明思潮影响下的新颖认识。他在把握这个人物基调的时候，既要有点儿土味儿，又要有点儿洋味儿；既要有点儿粗俗浅显，又要有点儿高傲自负；既要有点儿认真实在，又要有点儿哗众取宠。对于这样一个从生活里走出来的，语言相当风趣有味道的人物形象，观众不能不信，不能不笑，也不能不喜欢。记得在排练的过程中，剧本还在修改，全剧结束时郑老太太已经病危卧床不起，后事也已经准备妥当，在这种情况下，郑家兄弟们的台词应当既简练又深刻，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那么，这里到底应当怎样设计，内容是什么，形式该如何，大家议论纷纷，各抒己见，莫衷一是。在热烈讨论的小组会上，朱旭是不大发言的，口吃是一方面原因，不想准的话，不想好的话他是不大肯说出来的。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找不到什么好办法的时候，他突然开了腔：“你们听听，要由我来这么一句台词怎么样？”大家让他赶快说出来。他想了想说：“现在万事俱备，就等着咱娘咽气咧！”他的话音未落，立即引起大家含蓄的笑声和赞同的掌声。导演林兆华马上拍板，就这样定了下来。一定意义上看，这个戏是以喜剧的方式给封建思想敲响丧钟的，这样一句台词正好给全剧的故事情节和思想内涵幽默地画了圈，点了题。而且，朱旭在具体处理时，在“现在万事俱备，”之后安排了一个小小的停顿，以引起观众的注意和企盼，然后再用非常轻松的语调、语气说出：“……就等着咱娘咽气咧！”应当说，这是一句想得深，说得俏的精彩台词，既有深刻的内涵，又有俏丽的形式；既让人容易记住，又让人不忍心忘掉。

　　还有他在《女店员》里扮演的小职员卫默香。这个角色也是一个丰富而复杂的矛盾体。此人是一个受过“洋教育”的大学生，又是一个老北京的“旗人”，在头脑里某些现代意识中搀杂着封建思想的残余，看不起家务劳动又必须让老婆通过家务劳动伺候自己，既洋得有趣，也土得出奇。从第一次上场，这种大反差、大对比、大矛盾就都表现出来了。爱人卫大嫂竟然要走出家庭去当副食商店的售货员，一刻也离不开妇女照顾的卫默香立即觉得天要塌下来，世界简直要大乱，必须找人去述说，必须找人来“救火”，然而，当见到旁人的时候，正经事还没有出口，礼貌却照样不能减少，而且不论是鞠躬还是问安，都要一本正经地进行，丝毫马虎不得，于是，一切进行得很慢很慢，这是急中有慢，慢中有急；因急而慢，因慢而急，让观众看上去不能不感到有趣，不能不笑个不停。等到全戏的结尾，卫默香也被下放到副食商店接受劳动锻炼，而且是站柜台卖水果。此人十分快乐，十分兴奋，所有的积极性都在那笨手笨脚地捆绑苹果中，在那好不容易捆包起来又“哗啦”一下子让苹果滚落满地中表现出来，同样还是大反差、大对比、大矛盾。朱旭认为只有深化人物形象的矛盾，才能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生动和感人。

　　逍遥的老爷子

　　朱旭还是个好玩儿之人，而且他玩儿的是有文有武，不但没耽误一点儿时间，而且对他的舞台表演大有裨益。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是体育全能，足球、排球、篮球、羽毛球样样精通，锻炼出一副好身体。现今年龄相当的很多演员都是身体原因被迫离开舞台，而朱旭不但一直坚持戏剧演出，在影视剧领域也是成果斐然，这不能不说有体育锻炼的功劳在里面。这么多年扮演了形形色色的各类角色，尤其是形神兼备的精彩老年角色让朱旭成为人艺的“当家老生”。但他也一直有点遗憾没能演个生气勃勃的运动员，这也算是朱旭性格中不太为人注意的方面吧。

　　随着年龄渐长，朱旭的爱好也越来越广泛，围棋、拉胡琴、唱京剧……而且都玩儿到一定境界。前不久，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青年京剧演员大赛”颁奖大会上，朱旭作为话剧老艺术家被特别邀请出席，并且清唱了一段《甘露寺》。事后，一位梨园界的老演员说：“朱先生的清唱本身可能还不那么完美，但是他却有神、有味，能够余音绕梁三日。这就叫作‘功夫’！”那么，这里的“有神”和“有味”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正如他在电影、电视剧和话剧里的表演一样，即举重若轻，游刃有余，挥洒自如。看来，触类旁通，艺术门类之间都是相通的、互补的。

　　朱旭还拉得一手好京胡，当年还是跟梅兰芳的琴师姜凤山老先生学的琴。在话剧《名优之死》、电视剧《武生泰斗》《心香》……里，他娴熟悠扬的演奏都为人物的塑造锦上添花。而且，朱旭非常注意自己的爱好不打扰到旁人。京胡声音太吵，他怕影响街坊四邻就买把二胡替换来拉。遇到演出需要排练下胡琴，他要么早早到排练厅练习，再不就用一根筷子别着小声地拉。从中可见人艺老一辈演员台上演戏，台下做人的风范来。

　　除了这些，像扎风筝，给孩子做些个小玩意儿，朱旭的手更是巧。有时大家都觉得他的爱好实在太多了。但朱旭就是这样一个生活中和舞台上都充满热情的人。广泛的兴趣爱好，不但滋养了他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而且在举手投足间更透出一股子悠然自在，要不很多人都称他是“最逍遥的老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