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元老张元济:为何选择公私合营?——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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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业元老张元济:为何选择公私合营?
2009年07月07日 08:59 来源:中国新闻网 发表评论  【字体:↑大 ↓小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政权更迭下的张元济

  作为中国“唯一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的出版业元老张元济,在中国改天换地的时刻,要面对的不仅是“政治站队”的选择,而且是商务印书馆的生存问题

  文/黄艾禾

  1949年5月底,83岁的张元济原本相对规律的生活被全部打乱了。这位经历过中国现代史上历次改朝换代的元老、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出版家、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会主席,目睹了解放军开进上海。张元济明白: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

  自从1902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一直是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人物。商务印书馆后来坐上了中国出版业的第一把交椅,张元济倾注的心血无以计量。1926年,60岁的张元济曾宣布退休,不再直接管理业务,只留下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一职。后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选举他当董事会主席。而后的年月里,他对于商务的事情也一直没有停止过问。

  但是,在1949年6月以后,张元济的工作状态简直就像个年轻人。他主持会议、联络故旧,与政府要员会面,处理公司的编辑业务与人事事宜,写下了大批信札。

  张元济与那些充满单纯热情迎接解放的年轻学生们不同,用学者傅国涌的话来说,张元济是“唯一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的人”。以他的高龄和威望,大可以让他体面地退出舞台,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活跃得异乎寻常。

  大变动关头的政治把握

  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曾经影响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

  商务印书馆起家之初,只是一个印刷所。1897年,原来专印教会书籍的美华书馆的4位职工发起商务印书馆,这4人中,高凤池和夏瑞芳是职员,鲍咸恩、鲍咸昌兄弟俩是印刷技工。他们一开始也只是将一些英语教科书配上中文印出来卖,一下子销路很好。从“商务印书馆”的名字也可以看出,他们本来更重印刷,而不是出版。所以,商务印书馆一直拥有很雄厚的印刷队伍,这也为后来以印刷工为主体的工人运动提供了条件。

  但是高凤池们不久就发现,只印刷不出版书籍,以后肯定没前途。于是他们看中了张元济,请他来主持出版的编辑业务。张元济在加入商务时只有36岁,但早已不是等闲之辈。他是清朝的进士,当过翰林院庶吉士、总理事务衙门章京,因参与戊戌变法被革职,后来在南洋公学任职。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商务成了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出版机构,其出版的新式教科书风行全国,读者中也包括了青年毛泽东。毛后来在接见张元济时就谈到:当年自己读过商务出版的《科学大纲》,从中得到很多知识。而严复的《天演论》、林纾翻译的《茶花女》,这些推动中国历史潮流的时代名作,也都是商务推出的。

  商务这种举足轻重的地位,也使得张元济成了国共双方争夺的对象。张元济在1948年9月成为当时中央研究院最老的院士。1949年1月,李宗仁派特使登门来访,请他作为国民政府的和平代表去北平与中共谈判,被张元济以“年逾八龄,精力衰惫”为由拒绝了。但是,到了这一年的8月,共产党邀请他上北平去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他却最终接受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位经历过五朝政治风云的出版家的政治把握。实际上,他早在解放军进入上海之前,就已经开始在为迎接新时代做准备了。他曾亲自节选商务所有的样书,指示明显过时的要予以销毁,并约了一批思想左倾的特约编辑,以便上海一解放就会有合适的书推出。

  商务印书馆的十字路口

  戊戌变法后,张元济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从此退出官场,在政治上保持低调。民国时期,1913年熊希龄请他出任教育总长,他谢绝了。拒绝李宗仁,也有这方面因素。中共邀请他去开政协会议,开始他也曾谢绝。但是在前商务印书馆职工、当时已是中共高官的陈云去亲自登门拜访后,他决定“定计应政府之召,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张元济决定北上的原因,也不能仅仅简单归于“对新中国的热爱”。当然,他对共产党的新政权是充满期待的,从北平回来以后,他曾恳切地对人说:“是的,共产党并非没有错处,但是现在除了共产党还有谁呢?还有谁能负起这一艰巨的责任呢?……解放并非换朝代,这是几千年的大变……我们全国人民还得忍苦忍劳,咬紧牙关,度过这一非常时期,建设起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在对国家前途的憧憬之下,张元济内心挂虑的另一方面是商务印书馆的前途。他把商务印书馆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在了一起。

  这时的商务印书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困难到什么程度?在1947年初的时候,张元济就曾致信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请他代为出售一些值钱的善本书。信中说,这些书都是20余年前商务在北平购得的藏文经集,都有真实的凭证,是仅存的海内孤本,“如能得价,颇拟售去,以疗商务之贫”。连苦心搜集了几十年的善本都要卖了,可见商务经济状况之窘。

  商务印书馆副研究馆员、中国近代出版史专家汪家熔曾有文论及解放前夕商务的困境。1948年12月,商务开股东常会分配上年盈余。从账面上看,上年盈余法币48亿元,但当时币制已经改成金圆券,这些钱只合金圆券1600元,当时共发行10亿股,算下来即使持有10万的股东,也连一分钱都拿不到,只能决议当年不发股息。不但不发股息,商务从1948年11月以后就没有新书出了,连坚持了30多年的《东方杂志》及其他杂志都停了。

  1949年的3月,商务印书馆发密启通告给各分支馆,指示分支馆开支超过营业收入30%者,或工厂工作不继,就立即裁员、减薪。但是,这种减薪的决定,一直遭到工会的反对。

  这是张元济无法回避的另一个侧面:作为资方代表,他必须面对劳资矛盾。商务印书馆一直有非常强大的工人运动传统。早在1927年以前,商务的工会就是上海的四大工会之一,商务的工会会员们不仅积极参加了“五卅”运动,而且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中坚力量。陈云的革命生涯就是从商务的工运开始的。即使在4·12大屠杀之后,共产党转入地下,商务的劳资纠纷依然没有断过。在发生这些劳资冲突时,张元济一般都取“鸽派”角色,主张“和平改革,勿伤元气”,向工人让步。

  但是到了1949年,形势不同了,原先处于地下的共产党,现在翻身上了台,工会代表在和资方交涉中态度更强硬了。那一年张元济写的书信中,可以看到他为这件事绞尽脑汁。

  新形势下的“老问题”:劳资冲突

  1949年6月之后,张元济的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迎接新政权和处理公司的劳资纠纷是其中的主要内容。

  6月初,他在家中接待中共上海第一任市长陈毅的来访。

  6月15日,他出席陈毅、饶漱石等邀集的上海耆老座谈会,同出席会议的还有颜惠庆、俞寰澄、吴有训、竺可桢、陶孟和、陈望道、茅以升等社会名流,为新政权建言献策。

  6月26日,他约公司工会筹备委员会7人到家喝茶,商谈业务改进。

  7月13日,他在公司会见工会全体委员,再谈公司经济问题,但是关于减薪,工会方面未予接受。

  7月19日,他在家主持商务董事会。张元济提议修订总管理处暂行章程,又建议将原来的编审部改为出版委员会,聘请沈雁冰担任会长。沈雁冰即茅盾,曾在商务的编译所任编辑并在1921年加入中共,是当年的工运积极分子。解放后,茅盾任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长,地位已与当初不可同日而语,这件事最终没有成。

  7月27日,张元济与公司总经理陈夙之联名写信给陈毅,告之商务目前营业每况愈下,职工薪金难支,恳请政府“垂念此五十年稍有补助文化教育之机关,予以指导,俾免颠覆”。

  就在9月6日,张元济赴北平开政协会的同日,他还给公司的同事丁英桂写信说,“昨日见职工会悬有红字通告,对公司改组总务处办法有所不满”,他说,那红字通告字很大,就挂在三楼楼梯入口不远处。以后见到这样的通告“均请录存,以备查考”。就这样,张元济在北平开会期间,一直都在为商务的劳资纠纷忧心忡忡。9月13日,他在北平下榻的六国饭店处又收到陈夙之的来信,“知职工会指责改组案,异常蛮横……然同人无能相助者”。那天晚上,他一夜都没睡好。

  后来有种说法,张元济在当年的12月,商务印书馆的工会成立大会上当场中风晕倒,导致半身不遂,是因为在这个大会上有职工向他恶语相骂,但是这个说法并没有得到其他证据支持。张元济的孙子张人凤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谈到这个问题时说:“1949年底,他的中风,是长期过度操劳的结果。从这年6月起,他的活动不适当地大量增加,和此前多年的平静生活完全不同。这对于一位八旬老人来说,无论如何是不合适的。”

  而汪家熔也不同意张元济被商务印书馆工会恶骂导致病倒的说法。“张元济是共产党的统战对象,而工会活动是共产党领导的,这种情况是决不会发生的。”

  为何选择公私合营?

  1949年9月到10月,张元济在北京开会期间,见了很多老友。“菊老来了”(张元济字菊生,人称菊老)的消息在北京文化界中传开,来见他的人就没断过。实际上,他只参加了大会的几次重要会议,其他时间都在会友,见领导人,讨论国家前途,讨论商务的前途。

  张元济见了毛泽东两次,还被留下吃了一餐饭。他还见了朱德,见周恩来的次数就更多了。而他出去拜访的商务故旧,包括有茅盾、郑振铎(后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胡愈之(后任出版总署署长)、叶圣陶、章锡琛等人,他与这些昔日的下属们开始讨论商务印书馆的公私合营问题。

  实际上,商务的公私合营的想法是张元济主动提出的。

  在叶宋曼瑛的《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迹》一书中记述,张元济早在1949年6月见陈毅的时候,就开始向陈询问将商务印书馆改变为公私合营的可能性。而张人凤认为,对于当时的商务,公私合营“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其中原因,“一是商务当时的困境;二是张元济这位行将走完一生的老人的一种心愿。他把浙江海盐的祖宅捐给当地政府,用作海盐中学的校舍,把江西庐山的别墅捐给了政府,把家中仅有的几件文物捐给了国家文物管理处,这几件事的思路是一致的。可能,他认为他经手过的事要有一个交代和结束,而这是最好的方式。”

  “实际上,1949年的时候,中国并没有开始企业的公私合营,当时只有‘私改’——对私有企业的改造运动”,汪家熔说。所以,张元济的想法还有点“超前”。1949年10月,张元济从北京回来以后,再次上门拜访陈毅,两人原则上同意商务今后将成为合营企业,但必须进行许多具体准备工作。

  1949年12月2日,经毛泽东签署,张元济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12月初,张元济再见陈毅,谈向人民银行借款20亿的事,然而陈毅告诉他,商务不能靠借债吃饭,“编辑只愿搞大学丛书,不愿搞通俗的东西,这样不要说二十亿,二百亿也没有用。要你老先生这么大年纪,到处轧头寸(指借钱),他们就是坐着不动,我很感动,也很生气。我不能借这个钱,借了是害了你们。”张元济也只能唯唯退出。

  12月25日,张元济出席商务印书馆工会成立大会,在会上发言时突然昏倒,被送到中美医院(今长征医院)急救,后病情好办,但左半侧从此半身不遂。张元济在9月初赴北平前曾检查过身体,他在日记中记载,当时检查结果只是心脏略有扩大,血压也不高,“计一百四十度”,对于一位83岁的老人,身体已算很好了。但是,他这半年来,确实太劳碌了。

  病倒之后,张元济又在病床上过了10年。

  1953年时,他得知自己被提名为上海文史馆馆长,开始极力推辞,但后来接老友陈叔通的信,说任职是毛泽东提名的,就不再推辞了。1954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至北京,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合并,武剑西任社长兼总编辑,实行公私合营。陈叔通写信给张元济说,“商务公私合营事……可称顺利。五十七年事业有可交待,实即有了结束。”

  那一年,张元济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又过了5年,张元济逝世,享年93岁。 ★

  (本文参考了《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张元济年谱》《张元济日记》《张元济书札》等。)

【编辑:张中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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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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