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四个侄儿女有的在部队三十多年，有的军龄仅几个月——

　　伯伯七妈“干涉”我们兄妹四人参军

　　我们的七妈——邓颖超1992年7月11日去世了。当日所公布的她1982年6月17日重抄并补充了两点内容的给中共中央的信中，专门谈到了“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同志们，勿以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必要的。”

　　我们六兄弟姐妹中，有四人先后参了军，有的在部队工作了三十多年，有的只有几个月便离开了部队，情况截然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参军的事都曾受到伯伯和七妈的“干涉”。

　　1、饭桌上的谈话

　　“去服兵役怎么样”

　　1961年初夏，我高中即将毕业，正在紧张地准备高考。一个星期六，姐姐回家对我说：“伯伯让我转告你，明天请你到他那去一趟，说要和你谈一件很重要的事。”“什么事？”姐姐一字一顿地回答：“未经授权，不便相告。”

　　第二天，六月二十五日星期天，上午我到了西花厅。伯伯不在，我问七妈：“伯伯要和我谈什么事情？”七妈也不肯向我透露一个字，只说：“事情很重要，伯伯有事外出了，回来后他会自己和你谈。”

　　到午饭时间，伯伯才回来，于是谈话便在饭桌上进行了。

　　伯伯问我：“打算考哪个学校？”

　　“清华无线电系。”

　　“准备得怎么样了？”

　　我自认为问题不大。

　　突然，伯伯把话题一转，问我想不想参军。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想，我从小就想当兵！现在正在参加空军选拔飞行员的体检和考核。”

　　“现在进行得怎样了？”

　　“还顺利，区、市检查都通过了，现在只差到空军总医院去做低压舱等专业检查了，明天就去做。”

　　“有把握吗？”伯伯笑着问。

　　我挺自信地说：“有！听说体检到了这个程度，即使当不成飞行员，也可以到海军去。”

　　这时伯伯突然又说了一句：“万一不合格，去服兵役怎么样？同样也是当兵嘛！”

　　说实在话，高中毕业去服兵役我可一点没有想过。不过从我懂事起，十几年来在伯伯、七妈的教育熏陶中，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明确的概念：他们都是高尚的，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都是正路。所以尽管我对服兵役没有思想准备，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说：“行！去服兵役。”

　　“那么就这样，国家选一个飞行员不容易，如果选上了，去空军，当然要进航校学习飞行。如果是去海军，要直接去舰艇，当水兵，不要上军校。如果海军也去不了，就去陆军服兵役。总之，要到战斗部队去。”

　　接着，他严肃地说：“那么有决心不考大学了？”刚才我还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本来为了高考，从高二我就开始努力，这半年多又下了大功夫复习备考，现在说根本不参加高考，事有些突然，更有些舍不得。可是事情已经谈到这个程度，还能说什么呢？我回答：“好，就不考大学了。”伯伯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才给我讲了为什么希望我去服兵役的道理。

　　“今年农村又受了灾，需要劳动力，今年复员军人都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咱们城市青年应征参军，这样就可以少抽或不抽农村劳动力服兵役，这不就是支援了农业生产吗？所以今年要增加城市征兵额，减少农村征兵数。城市青年参军，减少了城市人口，也可以减轻农村的负担。”

　　我注意地听着，他也放下了筷子，继续说：“你以为一个人非上大学不可吗？不，不上大学同样可以得到很多知识，甚至会学到大学里学不到的东西。我就没有上过大学。你喜欢无线电，到军队里有无线电兵，当飞行员也要懂得无线电，你都可以去学呀！结合实际学到的知识，会更巩固、更有用。”

　　2、好男要当兵

　　“我可以动员两个”

　　1961年7月初，我们在北京工作的堂兄尔辉结婚，因为他祖母和母亲都在淮安老家，伯伯和七妈为他们在西花厅举办了婚礼，饭前参加婚礼的三十多人一起照了相，我去晚了没赶上。饭后，七妈拉住我说：“你来晚了，没赶上照相，又要参军走了，来和伯伯照个相吧。”维世姐姐说：“金山也来晚了，一起照吧。”于是有了上面的这张照片。

　　这是我和伯伯的最后一次合影。

　　结果，我还是被空军录取了，进入了空军航空预备学校和歼击机航校，成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在航校学习以及毕业时，领导们几次征求我的意见，要调我去飞运输机，我心里明白这是领导对我的照顾，因为飞战斗机要比运输机辛苦得多、危险得多，但是我想，既然进了歼击机航校，再改机种显然不合适，何况伯伯专门要求我“要到战斗部队去”。所以我坚持分配到歼击机部队，飞了近二十年的战斗机，常年在一线机场担负着国土防空的作战值班任务。

　　我参军后，先后在几个所在的军校、部队都听到首长们说：“噢，你就是总理动员参军的那个侄子。我们听了总理讲话的传达。”原来1961年春，伯伯在北京的一次干部会议上，专就增加城市征兵，减轻农村负担，全国一致战胜自然灾害的问题，号召干部们动员自己的孩子参军，特别号召高级干部动员孩子带头参军，以推动这项工作。并说：旧社会有一句话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我们新社会就是好男要当兵！我没有儿子，但是我有侄子，我可以动员两个。

　　伯伯动员的另一个参军的是，在读小学、中学时也住在西花厅的龙桂辉。他是随伯伯工作了十一年的龙飞虎的长子。当时他已经是地质部的干部，每月有几十元的工资。听了伯伯的话，到了他父亲任职的福州军区，地质部为他开的是干部介绍信。他父亲一看就火啦，说：总理是要他当兵的，怎么能来当干部，并把介绍信撕了，让他到连里当了一名上等兵，津贴费和列兵一样：6元！

　　我参军后每年都会拍张照片寄给母亲和七妈。1970年夏我回京时，七妈对我讲：“你每年寄来的照片，伯伯看了都说：还不像军人，还是个学生。直到去年你寄来的照片，伯伯才说：‘嗯，像个军人啦！’”

　　3、脱下军装回农村

　　“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

　　1965年，我的大弟弟秉华高中毕业前，准备和邢燕子她们一样到农村去务农，得到了伯伯和七妈的全力支持。但此时兵役部门到学校征兵，秉华被列入了应征名单。他把此情况向伯伯、七妈做了汇报。伯伯此时对秉华参军的“干涉”就是问了一句：“你不是想去当农民吗？怎么要放弃了？”

　　后来，秉华到了成都的一个军事通讯学院，当了一名有线电兵。服役期满后复员回到北京当了工人。后来在单位里提干，做了人事、纪检和北京市出版局的打击非法出版物工作。2003年春，他被评为全国新闻出版系统“扫黄打非”先进工作者。

　　我们最小的弟弟秉和、妹妹秉建，分别在1969年初1968年夏到延安和内蒙古插队，当时他俩一个刚满17岁，一个不到16岁。

　　秉和、秉建插队两年左右时，部队在他们所在的地区征兵，两人分别被贫下中农推荐参加了应征。结果秉和作为枣园村唯一体检合格的青年，到了新疆军区一个很艰苦的高山哨所，秉建到了北京军区的一个驻京部队。两人都高兴地向家里报告了这个好消息。

　　但之后发生的事情，用秉建的话说是“始料不及”，用秉和的话说是“巨雷轰顶”！因为伯伯、七妈动员他们脱下军装，还是回农村、牧区去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伯伯、七妈讲的理由是：你们的父亲现在正在接受审查(父亲周同宇受江青“四人帮”迫害，从1968年至1975年被关押，1979年平反)，你们的情况不符合入伍的政策；在农村、牧区，那么多人里挑上你们参军，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也不能搞；你们应该让贫下中农和工人的子女到部队去，把参军的机会让给他们。

　　十几岁的弟弟、妹妹虽觉得委屈，但还是听了老人的话，又回到了农村、牧区。所以秉和、秉建的军龄只有几个月。

　　秉和在延安农村劳动、生活了四年多，而秉建在蒙古包里生活、劳动近八年，才先后成了清华大学和内蒙古大学的“工农兵学员”。

　　这就是伯伯、七妈“干涉”我们兄妹四人参军的故事。

　　作者简历

　　周秉钧，周恩来同志侄子。1961年8月进入空军第一航空预备学校、空军第三航空学校学习。1967年4月起先后任空军航空兵某师飞行员、副大队长、大队政委、团副政委 代团政委、师副政委、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科研处处长、空军司令部第八研究所副所长、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助理。1988年被授予空军大校军衔。

　　1992年12月任广州珠江实业总公司副总经理。1993年11月-2003年12月任广州保税区管委会副主任、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