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辩中的劲敌　人格上的挚友

　　《陈独秀致胡适书札》里写了啥？

　　7月27日，“13封陈独秀等致胡适的信札”入藏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这是国家文物局首次行使文物“国家优先购买权”，于中国嘉德2009春季拍卖会上指定人大博物馆优先拍得的。

　　这为国家文物局首次依据《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实施“文物优先购买权”画上了一个句号。

　　这十三封信为何如此珍贵？以至于国家文物局要第一次为它实施“文物优先购买权”呢？

　　这篇文章从一个侧面为我们解读了这批文献的价值。

　　——编者

　　胡适与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同扛反封建、倡民主科学的大旗，但却在性格和后来的信仰上格格不入，分道扬镳，颇有戏剧色彩。

　　后世谈论这两位巨人的，多是那段水火不容的社会思想争辩公案。然而，最近嘉德公司从胡适后人那里得到一批陈独秀书札，是1920年-1930年间，陈独秀致胡适(及李大钊、高一涵)信件，计有13通27叶。细读这批信札，钩沉出这两位巨人在报纸书刊上争得不可开交的“对手”背后，尘封的居然竟是他们鲜为人知的深厚友谊，相敬相重的半生挚友的故事。(以下楷体字引文，均引自《陈独秀致胡适等书札》)

　　《新青年》风波

　　胡适与陈独秀，曾同为《新青年》编辑。

　　1919年，陈独秀受“私德”攻击，愤而离开北大，转赴上海。10月间《新青年》迁回上海，与发行商群益书社之间却嫌隙日生，陈独秀数次与群益书社发生冲突，他在致胡适的书信中也多次提及，打算独立自办《新青年》。适之，守常(即李大钊)二兄:

　　……现在因为新青年六号定价及登告的事，一日之间我和群益两次冲突。这种商人既想发横财，又怕风波，实在难与共事……我因为以上种种原因，非自己发起一个书局不可……

　　五月七日适之兄:

　　……我对于群益不满意不是一天了……冲突后他便表示不能接办的态度，我如何能将就他，那是万万做不到的。群益欺负我们的事，十张纸也写不尽。

　　五月十九日适之，守常(即李大钊)二兄:

　　……《新青年》或停刊。或独立改归京办，或在沪由我设法接办(我打算招股自办一书局)，兄等意见如何，请速速赐知。

　　……章程我已拟好付印，印好即寄上，请兄等切力助其成，免得我们读书人日后受资本家的压制。此书局成立时，拟请汉声兄(疑为刘铁冷)南来任发行部经理，不知他的意见如何，请适之兄问他一声。

　　五月七日

　　而胡适也积极予以回应，与陈独秀磋商甚详。胡适的回复，今虽未见，但从陈独秀的回信中可猜度一二。

　　适之兄:

　　快信收到已复。十四日的信也收到了。条复如左:

　　(1)“新青年社”简直是一个报社的名字，不便招股。

　　(2)《新青年》越短期，越没有办法。单是八卷一号也非有发行所不可，垫付印刷纸张费，也怕有八百元不可，试问此数从哪里来？

　　(3)著作者只能出稿子，不招股集资本，印刷费从何处来？著作者协济办法，只好将稿费并入股本；此事我誓必一意孤行，成败听之。

　　(4)若招不着股本，最大的失败，不过我花费了印章程的九角小洋。其初若不招点股本开创起来，全靠我们穷书生协力，恐怕是望梅止渴。……

　　五月十九日

　　虽然鸿雁往来频繁，然而二人意见的不同渐渐明晰，陈独秀致高一涵的信函中，就道明了胡适对陈独秀一些做法的反对:

　　……适之兄曾极力反对招外股，而今《新青年》编辑同人无一文寄来，可见我招股的办法，未曾想错。……

　　胡适的反对，并不仅仅针对于《新青年》的招股举措。实际上，在“五四运动”轰轰烈烈进行的同时，两位携手共举“科学民主”大旗的战友，一同站在“反对旧文化旧传统”巨浪的前端，思索着未来的中国将走向何方，却不可避免地出现分歧。

　　胡适师从美国杜威教授，接受的是“实用主义”理论，主张以渐进的改良手段在中国建设欧美式的宪政民主政治，而此时的陈独秀，却已经从“法兰西精神”“美利坚文明”脱胎出来，接受了“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要建立代表工人利益的共产党，用政治革命的方式来建立“人民民主专政”。

　　胡陈二人的意见分歧，后来发展成了史上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分道扬镳

　　1920年，应时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之邀，陈独秀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职。在多番思量之后，他给胡适去信，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来亦不以为然。”希望北京同人多为《新青年》做哲学文艺的文章。

　　陈氏此番解释的话语，已有讲和之意。但是胡适并不领情，直言回复“《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功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他提出三个办法解决问题:

　　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

　　2.将《新青年》编辑部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发表新宣言，声明不谈政治。

　　3.停办《新青年》。

　　陈独秀接信后极为生气，立即反对，随即又指责胡适与陶孟和，“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

　　胡适受此批评后哭笑不得，遂提笔给李大钊、钱玄同、鲁迅、陶孟和、张祖训、周作人、王星拱、高一涵8位北京《新青年》编辑同人写信，请他们评理。

　　对此，8人意见不一。张祖训、高一涵、李大钊同意胡适意见，赞成移到北京编辑；周作人、鲁迅和钱玄同则主张在北京另办一个杂志；王星拱、陶孟和则赞成停办《新青年》。

　　一位署名为TugBxy的人曾致信胡适劝解:

　　那第三个办法，照你所说的做去，我也很赞成。……

　　仲甫(即陈独秀)本是一个卤莽的人，他所说那什么研究系底话，我以为可以不必介意。我很希望你们两人别为了这误会而伤了几年来朋友底感情。你以为然否？

　　TugBxy

　　再:广东、上海，本来是一班浮浪浅薄的滑头底世界，国民党和研究系，都是“一丘之貉”，我想，仲甫本是老同盟会出身，自然容易和国民党人接近，一和他们接近，则冤枉别人为研究系的论调就不知不觉地出口了。

　　这位居中劝解的TugBey君究竟是谁，暂无史料可考，然而据他回复赞成“那第三个办法”判断，当为王星拱、陶孟和之一。

　　陈独秀对此表决结果的反应极为激烈，他在致胡适等人的公函中，坚决地说:

　　第三条办法，……自己停刊，不知孟和先生主张如此办法的理由何在？阅适之先生的信，北京同人主张停刊的并没有多少人，此层可不成问题。

　　第二条办法，弟虽离沪，却不是死了，弟在世一日，绝对不赞成第二条办法，因为我们不是军政府党人，便没有理由宣言可以不谈政治。

　　第一条办法，诸君尽可为之，此事於《新青年》无关，更不必商之於弟。若以为别办一杂志便无力再为《新青年》做文章，此层亦请诸君自决。弟甚希望诸君中仍有几位能继续为《新青年》做点文章，因为反对弟个人，便牵连到《新青年》杂志，似乎不大好。

　　一月九日

　　……至于决议之结果，我自然服从多数。(若“移京”和“别组”两说各占半数之时，则我仍站在“别组”一方面。)……所以此次之事，无论别组或移京，总而言之，我总不做文章的。(无论陈独秀、陈望道、胡适之……办，我是一概不做文章的。绝非反对谁某，实在是自己觉得浅陋。)

　　二月一日

　　1921年，在陈独秀的坚持下，《新青年》又移到广州后，陈氏写信给北京同人宣布《新青年》与他们断交，让他们自己另办一份杂志，并说明自己是不会为他们所办的新杂志写文章的。曾经志同道合，谈笑间直欲将旧文化的樯橹扫荡得灰飞烟灭的青年挚友们，终于各奔理想，分道扬镳。

　　私谊绵长

　　世人多感叹胡适与陈独秀半生情谊，终究由于《新青年》的分歧而决裂，然而我们从陈独秀在此后致胡适的信札，看到二位巨人的坦荡胸怀与相知相重的情谊，那些分歧和意见，便可置之一笑。

　　胡适在TugBxy的劝解信后，曾为“研究系”一事致信陈独秀，说“你真是一个卤莽的人！我实在有点怪你。你在北京的日子也很久了，何以竟深信外间那种绝对无稽的谣言！……我究竟不深怪你，因为你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

　　陈独秀也坦诚地说:“你要我对于朋友不要太多疑，我承认是我应该时常不可忘却的忠告，但我总是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

　　胡适与陈独秀在报纸文章中针锋相对，互相批评，并未就此疏远冷淡，书信往来不断，依旧怀着对彼此的敬佩与信赖，君子之交，深厚绵长。

　　在广东期间，陈独秀曾拜托胡适邀请陶孟和顾孟馀前来广东办学，甚至希望在广州实践杜威的新教育法。

　　一涵(即高一涵)、适之兄:

　　……弟颇希望孟和兄能来此办师范，孟馀(即顾孟馀)兄能来此办工科大学，请适之兄向顾、陶二君一商。

　　师范必附属小学及幼稚园，我十分盼望杜威先生能派一人来实验他的新教育法，此事也请适之兄商之杜威先生。

　　十二月廿一日

　　即使胡适已脱离《新青年》编辑部，新书刊出之后，陈独秀也按时寄送胡适等人。

　　适之兄:

　　《新青年》已寄编辑诸君百本到守常兄处转交(他那里使用人多些，便于分送。)，除我间原赠送的七十本外，尚余卅本，足可与守常兄商量处置……

　　九月五日虽然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批评胡适的“善良教育”不切实际，但同时他也热情地推荐胡适去安徽担任教育厅厅长。

　　适之兄:

　　……皖教厅事非你和叔永(即任叔永)不会得全体赞成，即陶知行(即陶行知)也有许多人反对，何况王伯秋！

　　九月五日

　　此番言语，怎能令人相信二者会是水火不容的“政敌”。胡适清楚陈独秀激烈直率的性格，陈独秀也理解胡适温文又执着的书呆子脾气，即使二人政见不同，立场各异，在报刊互相批评，却也不妨碍这对老友彼此敬重，借着薄薄的信纸，互道一份真切关心。

　　“善后会议”中的支持声

　　1925年，是胡适最为煎熬的一年。他参加段祺瑞政府的“善后会议”，被民众讥为军阀分赃的帮凶，北大一院的厕所墙壁上甚至有学生的咒骂，骂他“卖身于段贼”，“拥戴段祺瑞为父”。正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形下，胡适听到了陈独秀支持的声音:

　　适之兄:

　　……现在有出席善后会议资格的人，消极鸣哀，自然比同流合污者稍胜，然终以加入奋斗为上乘(弟曾反孑民先生不合作主义以此。)。因此，兄毅然出席善后会议去尝试一下，社会上颇有人反对，弟却以兄出席为然。但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兄在此会议席上，必须卓然自立，不至失去中国近代大著作家胡适的身份才好……

　　二月五日适之兄:

　　……我并不反对你参加善后会议，也不疑心你有什么私利私图……你在会议中总要有几次为国家为人民说话，无论可能与否，得要尝试一下，才能够表示你参加会议的确和别人不同，只准备“看出会议式的解决何以失败的内幕来”，还太不够。

　　……又申报新闻报北京信都说你和汤(即汤尔和)、林(即林长民)为段做留声机器，分析善后会议派别中，且把你列在准安福系，我们固然不能相信这是事实，然而适之兄！你的老朋友见了此等新闻，怎不难受！

　　二月廿三日

　　两封信件，言辞切切，支持之余，都是为老友胡适的担忧与抱打不平，真心实意地为胡适谋划打算着。

　　我说了这一大篇，然而有何方法解决这问题呢？我以为只有继续办《努力》周报，以公布你的政治态度，以解释外面的怀疑。

　　《努力》俟出，当然也不能尽情发挥，但在可能的范围内说几句必需要说的话，现在你的环境还可以做得到。似不可放过此机会，因为此机会势不能长久存在也。

　　二月廿三日

　　陈独秀深知胡适的“书呆子”脾气，更担心老友为当局政府所利用。适之兄:

　　……近闻你和政府党合办一日报，如果是事实，却不大妥。在理论上现政府和国家人民的利益如何，在事实上现政府将来的运命如何，吾兄都应该细心考虑一下，慎勿为一二急于攫取眼前的权与利者所鼓惑所利用；彼辈之所为尚可攫得眼下的权与利，兄将何所得？彼辈固安心为杨度孙毓筠，兄不必为刘中叔！弟明知吾兄未必肯纳此逆耳之言，然以朋友之谊应该说出才安心。行严(即章士钊)为生计所迫，不得不跳入火坑，吾兄大不必如此。弟前以逆耳之言触孙毓筠之怒，此时或又要触兄之怒，然弟不愿计及此也。

　　二月五日适之兄:

　　……接近政府党一层，我们并不是说你有“知而为之”的危险，是恐怕你有“为而不知”的危险，林(即林长民)、汤(即汤尔和)及行严(即章士钊)都是了不得的人物，我辈书生，哪是他们的对手！你和他们三位先生合办一日报之说，是孟邹兄(即汪孟邹)看了申报通信告诉我的，既无此事，我们真喜不可言……

　　二月廿三日

　　种种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此时的胡陈二人都深知彼此已渐行渐远，但知己之谊，却不受政见所缚，患难时刻的支持鼓励愈发显得珍贵。

　　狱中鸿雁

　　陈独秀一生多次被捕入狱，而胡适则每次必全力营救。

　　1932年，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待审期间，胡适发表演说《陈独秀与文学革命》，赞扬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功劳和他一往无前的精神，更对他结合文学革命从事政治革命的实绩作出肯定评价。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刊出傅斯年的《陈独秀案》，公开为陈独秀辩护。

　　老朋友的一腔热血赤忱相助，狱中的陈独秀想来必是感慨不已。相知多年，“感谢”已远不足以承载这半世情谊，知交于心，又何须赘言装点。

　　于是陈独秀坦然地致信胡适，言辞间皆是老友亲近之言。

　　你回国，我不能去迎接你，只好以此函为代表。我现在要求你两件事:

　　一)李季拟翻译《资本论》，但所用时间必须很长，非有可靠生活费，无法摆脱别的译稿而集中力量于此巨著。兄能否为此事谋之商务或庚子赔款的翻译机关？我知道李季的英德文和马氏经济学知识以及任事顶真，在现时的中国能胜任此工作者，无出其右。

　　二)我前给你的《拼音文字》草稿，希望商务能早日付印，免得将原稿失去，且可了结兄等对商务的一种；并且我还痴想在这樁事上弄几文钱，可不必是实际的钱，而是想一部百衲本廿四史。

　　兄回到野蛮而又不野蛮的祖国，一登陆便遇着我给你这两个难题，使你更加不愉快，实在抱歉得很。

　　双十

　　狱中的陈独秀并不知晓，商务印书馆碍于政治原因不能出版他的《拼音文字》，胡适不忍陈独秀的殷切希望落空，与赵元任私下里筹集了1000元，当作出版稿费送给陈独秀，供他生活之需。

　　抗战爆发后日军空袭南京，陈独秀狱室被炸，险遭不测。胡适见状大急，会同张伯苓等人多方奔走请托，终于使陈独秀获释出狱。

　　此后，两个争论不断的老朋友却再没有机会促膝长谈，直至永诀也未再聚首。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胡适《秘魔崖月夜》诗中的两句: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不知道他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是否也想到了他的老友。

　　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