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8月11日电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专人从事翻译工作，远在商周时期就有人开始做类似工作。香港《文汇报》今日刊发署名“王东峰”的文章，对中国古代的翻译工作进行了梳理。

　　文章中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古以来，又与其它国家保持外交关系和友好往来。民族相异，国家不同，语言和文字就千差万别，因此，历朝历代都设有专人专职或专门机构从事翻译工作。仅就官职而言，周代有“寄”、“像”、“译”等；秦汉时期有“九译令”、“译官令”、“译官丞”；南北朝有“译令史”；隋唐时期置“通事舍人”；宋辽金时期分别有“润文史”、“译史”、“通事”；元朝设“怯里马赤(蒙古语，指口语翻译)”；明朝有“译字生”；清朝设“通译官”。

　　这些翻译人员的级别不高，一些朝代的翻译人员甚至没有品级。清代的通译官一般为七、八品，光绪年间，各使馆的头等通译官始提高待遇，定为正五品，限额一名，严禁超编。

　　古代的翻译工作远在商周时期就开始进行了。据西汉伏胜《尚书大传》载：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像”是翻译官，“重译”就是多次翻译的意思，越裳国包括今越南大部和柬埔寨部分地区，与中国相距遥远，言语不通，所以需要翻译成汉文才能看懂。

　　从史料记载来看，从南北朝至唐代，官方的翻译机构和译员主要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

　　南朝梁惠皎《高僧传.佛陀什》云：“先沙门法显于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得《弥沙塞律》梵本。未被翻译而法显迁化。京邑诸僧闻什既善此学，于是请令出焉，以其年冬十一月集于龙光寺，译为三十四卷，称为《五分律》。”另外比较著名的，就是唐代高僧玄奘法师，他从印度带回大小乘佛教经典520夹、657部。回到长安后，住大慈恩寺，专心译经，前后共翻译佛经1300多卷，同时，将《老子》等中文经籍译成梵文，传入印度。

　　宋辽金时期，为了适应对敌国斗争的需要，在生员考试中增加了翻译女真文、契丹文和西夏文的内容。而西夏、辽和金国，为了吸收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特别重视翻译工作。

　　西夏仁宗时，专门设立“刻字司”，翻译《孙子兵法》、《六韬》、《贞观政要》等大量汉文典籍。辽国则在州以上行政机关设立专门的译文机构。为了激励译员的工作积极性，辽道宗下诏制定了译史的升迁等级，按照供职时间长短和工作水平的高低决定其是否升职。金世宗下令成立译经所，先后将《孝经》、《易》、《书》、《论语》、《孟子》等汉文典籍译成女真文。

　　元代疆域广阔，民族众多，先后设立了“蒙古房”、“蒙古官学、唐古特学及托忒学”等官署，培养熟谙蒙文、藏文、托忒文的专门人才，并负责翻译蒙、回、藏文书籍。明朝初年，为了了解元朝的情况，朱元璋命翰林院侍讲火原杰、编修马沙亦黑等人编撰《华夷译语》，以汉文解释蒙古文。

　　明成祖永乐五年，在京城设立“四夷馆”，内分蒙古、女真、西蕃(西藏)、西天(印度)、回回、百夷(傣族)、高昌(维吾尔)、缅甸八馆，“置译字生、通事，通译语言文字”。明神宗时，又增设暹罗馆(泰国)。清初，四夷馆更名为“四译馆”，减去女真、蒙古两馆。乾隆时，这一机构又与专门接待少数民族官员和外国使臣的“会同馆”合并，改名为“会同四译馆”，分设西域、八夷两馆，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