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维权引关注:“知音体”剪贴真实虚构热泪?——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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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维权引关注:“知音体”剪贴真实虚构热泪?
2009年08月11日 17:34 来源:文学报 发表评论  【字体:↑大 ↓小

  《知音》杂志侵犯毕淑敏、周国平、史铁生三位作家权益事件引起多方关注

  今年4月以后,毕淑敏的儿子芦淼在单位接到很多陌生读者的电话。“怎么感觉你和文章里描写的不一样嘛”,他们这样说。

  这些好奇的读者是看了刊登有《毕淑敏母子环游世界114天:眺望更高远的人生》一文的《知音》杂志,打电话到芦淼的工作单位询问情况的。这篇以第一人称叙事的文章,写到了芦淼的“独生子女综合征”,他和母亲毕淑敏环游世界114天的经历,在远洋客轮上为汶川地震募捐等事例,其中透露的信息包括芦淼现在工作的杂志社等等。而众多打到工作单位的电话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芦淼的困扰。后来,他买到了那一期的《知音》,文章发表在“大家情怀”栏目,作者赫然署着母亲毕淑敏的名字。但毕淑敏根本不曾写过这篇文章。

  7月10日,作家周国平在博客上贴出“周国平郑重声明”和“史铁生郑重声明”两篇文章,指出作者署名为满江红的《周国平重返幸福:命运把最适合的女子给了我》,以及作者署名为杨海蒂的《史铁生与生命奔跑:每次心跳都是一座路标》,两篇文章均未征得作家授权,其发表属于侵权行为,并要求《知音》在下一期杂志中“刊登诚恳的道歉公告”。同样地,这两篇文章也发表在《知音》杂志的“大家情怀”栏目中。

  7月21日,中国作协在向作家求证和了解情况的基础上,认为《知音》的行为确已侵犯了三位作家的合法权益,向《知音》杂志发出维权通告。

  7月28日,《知音》杂志在相关媒体上刊登致歉启事:“去年下半年以来,《知音》创办的“大家情怀”栏目刊发了一批精美可读的大家作品,《知音》对以上名人大家的报道,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视文章的真实性,常怀着敬畏之心。但最近刊登的有关毕淑敏、周国平、史铁生的三篇文章,因作者及编辑的疏漏和失误,未征得三位作家本人的亲自授权同意和签字,且内容多有作者的主观臆想、与事实不符的语句和情节,其中作者摘编而成的《毕淑敏母子环游世界114天:眺望更高远的人生》一文还不恰当地署名毕淑敏。本刊出现以上错误,编辑部及相关负责人、相关编辑难辞其咎。为此,我们特向毕淑敏、周国平和史铁生三位作家诚恳致歉。”

  但道歉启事中“作者及编辑的疏漏和失误”、“不恰当地署名”等说法,显然不能让当事人满意,“对于我来说,《知音》的行为已经对我和我的家人造成伤害,行为恶劣,我必须和《知音》杂志在法庭上见。”此前,毕淑敏已经要求《知音》杂志社停止侵权、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40万元。据悉,北京海淀法院已经受理其诉讼请求。面对记者的询问,《知音》杂志上半月刊执行主编夏钟表示,一切尚在和作家协商的过程中,不便予以回复。

  这一事件的发生,再度引发人们对纪实类作品“真实度”与“可信度”的思考。

  拒绝无效,没回复=同意发表?

  记者翻阅《知音》杂志发现,“大家情怀”栏目自去年10月的上半月版创立,第一篇是池莉的署名文章《来吧,孩子,谢谢你给了我另一种生活》,此后,王蒙、二月河、叶永烈等较有影响的作家都曾出现在这个栏目中。毕淑敏一文刊登在今年的4月上半月版,涉及周国平和史铁生的文章则刊登在今年8月的上半月版上。

  “据我分析,通告指出的三篇涉嫌侵权的文章有以下共同点:一,发表之前,杂志社向相关作家表示了采访或组稿的愿望,均未被接受或遭明确拒绝;二,文章的内容真假混杂,真的部分从相关作家的作品中摘取,进行改编和嫁接,严重侵犯了其著作权;三,假的部分则纯属虚构和臆造,为了取得所谓‘感人’效果,情节和语言往往矫情肉麻,侵犯了相关作家及亲属的名誉权。”周国平表示。

  “周国平郑重声明”中称,《周国平重返幸福:命运把最适合的女子给了我》前言中所称的“本文作者系与周国平多年合作,对他十分熟悉和了解”,以及“在参考了他《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等著作的基础上,加上补充采访,整理成文”,两个说法都是“子虚乌有”。

  向来不接受媒体采访的史铁生,也委托周国平在其博客中发布了一份“郑重声明”,声明称,该文“事先并未征得史铁生授权;且行文粗陋,叙述混淆,多有作者的臆想臆造、与事实不符的语句和情节”;“《知音》杂志对此不察不问,助讹流传,应属玩忽职守,史铁生亦保留追究其责任的权利”。

  毕淑敏透露的文章“诞生”过程,与周国平的看法也有某种程度的相似:记者联系到毕淑敏,把事先写好的稿子发给她,但因为编造过多被毕淑敏拒绝。至于文章最后还是刊登在了杂志上,《知音》杂志社法务部主任喻修顺的解释是:“稿子是湖北省另一本刊物的编辑写的,我们的编辑事先跟毕淑敏通了气,她看后也同意了。编辑根据她的意见修改后,以邮件发给她。因为出版时间比较紧张,编辑看她没再回复,就认为她同意,发了出来。”

  “中国作协发现这些事件发生得比较集中,具有一定代表性。我们在向作家求证和了解情况的基础上,认为《知音》的行为确已侵犯了三位作家的合法权益,所以发出了维权通告。”中国作协作家权益保障办公室的史洁向记者介绍。作家权益保障办公室20多年来一直在为作家维权提供相关咨询和帮助,但类似此次在作家未曾主动申请的情况下,即以中国作协的名义主动替作家维权,则尚属首次。

  在维权通告中,中国作协提出了三点要求:要求杂志社在《知音》、《中国新闻出版报》、《文艺报》上公开致歉,承诺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并与三位作家沟通,取得谅解,并协商给予必要的抚慰或赔偿。限在10日内作出答复。通告发出后不久,《知音》杂志即派人上京做相关协调。随后,《文艺报》上也登出了《知音》的致歉启事。

  “纪实”的“失实”:要真实还是要煽情?

  “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世界综合性期刊最新排名第五位”,这样的文字一直印在《知音》杂志的封面上。作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知音》拥有广泛的读者群。1998年,这份杂志还为确保刊发文章的真实性而成立法务部,对刊发稿件进行核实,而近些年,这份以“纪实”为招牌的大众读物,却屡屡因为文章的“失实”而被告上法庭。

  署名文章未必是署名作者所写,而是原有文章剪接而成,前言中注明采访所得的文章也未必经过采访……三位作家的质疑和声明,使读者不由将怀疑的目光投向杂志中的其它文章,怀疑这些标榜“纪实”的文章的真实程度。

  记者在求证过程中发现,《知音》今年1月月末版署名迟子建的文章《悲情迟子建:我的爱人还在我的梦境里》,同样非迟子建本人所写。“我知道《知音》要写一篇我的文章,但当时记者只是打电话来,说要摘录我散文里的两段内容,并没有进行采访。”迟子建告诉记者。后来,是她的母亲和朋友看到《知音》上的文章后告诉她,她才去买了一本来看。这篇她的署名文章并不完全是之前商量的“摘录散文里的两段内容”,“有些是乱写,与事实有出入,还加入了一些想象的东西”。迟子建当时很生气,立即打电话到《知音》编辑部。但后来杂志的主编亲自道歉,又临近春节,“不想破坏心情,想想还是算了。”当时没有深究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迟子建看了整篇文章后,“发现它没有特别恶意的内容。”

  虽然没有恶意并不代表着真实,但确实可以打消一些被侵权人追究的心思。毕竟,真的追究起一篇小文章的责任,可能要付出数倍甚至几十倍的精力。相关知情人也告诉记者,此类文章发生“意外”后,杂志社一般都会迅速与涉及人员沟通,作出私下的弥补和协调,见诸媒体的争端尚属少数。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也发现,一些作者确实有经过采访,虽然一般都缺少被采访者最后确认的程序。《读懂了父亲季羡林,一跪多少亲情泪》发表于《知音》5月刊的上半月版。季羡林之子季承表示自己接受过记者采访,而这篇描写他与父亲季羡林重修旧好的文章大致无误,“但不见得都准确。”如文章中有提到父亲给了季承一支金笔的细节,“有金笔是真的,但对话等是加了想象的。”二月河则表示,自己确实经过作者杨海蒂的采访,刊登在今年7月上半月版的文章《二月河牵手糟糠妻:这是我最向往的爱情》“大致属实,但不排除有细节的虚构”。两人都没有审阅文章的最后定稿。

  杨海蒂是《史铁生与生命奔跑:每次心跳都是一座路标》和《二月河牵手糟糠妻:这是我最向往的爱情》的作者。她告诉记者,史铁生这篇稿子的情况“比较特殊”。写这篇文章时,她的家中发生变故,匆忙回家的她只能把先期整理的大概2万字的文章和大概提纲发给编辑。而这2万左右的文字,据杨海蒂介绍,大部分是网上下载的。“史老师自己多次跟媒体说过,不接受采访,要说的话都在作品里。我就选取了一部分他的作品,以及他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发表过的一些材料。”杨海蒂如此解释。后来,编辑把整理好的文章发给杨海蒂确认。“当时要稿子要得比较急,我看了下就发还给她了。”杨海蒂说。同时,她也表示,在先期沟通时,史铁生的家人虽然没有明确拒绝,但明确表示过,婚姻情况暂时不宜写。而《史铁生与生命奔跑》一文,描写了史铁生生病、与妻子结婚以及与病魔抗争的全过程。

  “它将新闻性和故事性结合在一起,成功地打了一个新闻和文学的擦边球,当你以新闻的客观性要求它的时候,它会说是文学;当你以文学性要求它的时候,它会用新闻的客观性来应对。最典型的是一种类似于‘口述史’的爱情悲欢离合故事。用一种带有抒情的语调来混淆新闻性和故事性的边界,其结果导致读者将虚构故事当成真实故事,将真实的故事当成虚构的。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将各种欲望故事、人间悲剧、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转化为可消费的文化商品。”评论家张柠曾这样分析“知音体”的文章。

  纪实类作品中,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在哪里?“对纪实类期刊来说,真实是第一品德。纪实作品也可以讲究文学性,但这是指好的文风,不是指可以像写小说那样虚构,而拙劣的虚构也决不是文学性。倘若一味强调所谓‘催人泪下’、‘曲折感人’,索要所谓‘震撼人心的涉情案例’、‘浓烈的婚恋故事’,用高价收购此类稿子,排斥不符合此要求的稿子,甚至淘汰不肯这么做的编辑,那么,实际的结果就必然是诱导和助长胡编乱造。”周国平表示。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形式的作品确实能打动读者。”也有读者这样表示。煽情的标题,口述实录式的叙述,虚构的细节,的确能起到赚人热泪的效果,也符合其以妇女为主要读者群的杂志定位。而这种“催人泪下”的“知音体”,已被许多网民以戏仿的形式发扬光大,《苦命的妹子啊,七个义薄云天的哥哥为你撑起小小的一片天》指的是《白雪公主》,《善良的女孩啊,你怎知好心指路采花的哥哥竟是黑心狼》是《小红帽》的另类标题,这种遭到网民谐谑的“知音”式的标题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知音》杂志的一些风格特质。而通览此类杂志,的确多是“好客新郎魂归何处,爱情置换友情何其难”等讲述情感、凶杀等类型的报道,将阅读引向窥探个人隐私、奇崛感情的趣味上。一位曾被此类杂志约稿的作家告诉记者,此类杂志的编辑在约稿时,会有意无意强调杂志需要名人情感、婚姻、个人生活方面的文章。

  “现在,为了吸引眼球,争夺市场,国内颇多刊物便瞄准情感题材,热衷于编写或转载此类纪实文章。情感题材当然可以登,但起码的要求是尊重相关当事人,一是征得本人同意,二是内容须真实。纪实类刊物切忌侵权和造假,这本是不言而喻的道理,但愿从此成为行规和共识。”周国平这样呼吁。

  本报记者金莹

【编辑:张中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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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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