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庆解放碑CBD管委会办公室望出去，他一眼就看到了它。

　　他，一位76岁的老人；它，一座68岁的纪念碑。

　　他们相识63年，他一直在它的身边生活、工作，直至苍老。

　　在这60多年时间里，它有过不同的名字，从“精神堡垒”，到“抗战胜利纪功碑”，再到“人民解放纪念碑”。

　　在这60多年时间里，他也变换着无数的身份，从学徒到国家干部，从税务人员到革委会头头，从解放碑百货大楼老总到解放碑CBD管理者。

　　一个人，一座碑，浓缩了一个城市一个甲子的风云。

　　从精神堡垒到解放碑

　　1946年，田昌华13岁。母亲带着他，从僻远的川北武胜县来到重庆，给一个律师家庭做保姆。那年秋天的一个午后，田昌华第一次见到纪念碑，不过当时不叫解放碑，而叫“精神堡垒”。田昌华依然清晰记得第一次见到它的模样：四方形炮楼式木结构建筑，“像灰黑色的炮楼，顶端竖旗杆”。

　　“精神堡垒”建于田昌华到重庆之前的5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为动员民众抗日救国，国民政府于1941年12月30日，在当时的督邮街广场建成一座碑形建筑，名为“精神堡垒”。碑高七丈七尺，寓意“七七抗战”。为防日机轰炸，外表涂成黑色。由于它是用木板钉制，经日晒雨淋，水泥脱落，木板慢慢腐坏，逐渐倒塌。于是，当局立上一根旗杆，悬挂国旗。抗战后期来重庆的人，对为什么把一根孤零零的旗杆叫做“堡垒”很不理解，以至于当时有一个开玩笑的歇后语：你是精神堡垒——— 名强(墙)中干(杆)。

　　就在田昌华到重庆那年，重庆市市长张笃伦提出在“精神堡垒”的旧址上，建立宏伟的“抗战胜利纪功碑”，以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此碑于10月31日(蒋介石59岁生日)奠基开工，次年10月10日“双十”节竣工落成，当年《申报》曾称，这是“唯一具有伟大历史纪念性的抗战胜利纪功碑”。耗资2亿多元建造的纪功碑，全部用钢筋水泥建造，十分坚固。碑高27.5米，八角柱形，外饰浮雕，内有旋梯，可达顶端。顶部四面都有“标准钟”，但那时四面的钟都走得不标准，不是你快，就是我慢，所以当时又有了一个歇后语：纪功碑的钟——— 各走各的。

　　田昌华在救济院里面读了一年的书之后，就再也读不下去了，因为这时候需要作为一个“男子汉”扛起养家的责任。还在读书的时候，就走街串巷卖橘子、山竹等零碎食品。14岁时，在母亲的雇主介绍下，田昌华到重庆当时的商业区———下半城的药铺做了学徒。

　　重庆是因水而兴的城市。自巴颜喀拉山奔腾而来的长江，被造物主安排在朝天门与嘉陵江惊艳相遇。从朝天门到菜园坝一带，被称作是“下半城”，是这个城市的商业中心。1949年9月2日，朝天门附近曾发生大火，大火烧了两天两夜，烧掉了当地的所有库存，也烧掉了朝天门的繁荣。当时还在沿街叫卖的田昌华也曾远远在马路上看着大火的狰狞。

　　学徒的日子是艰苦的，每天一大早起床打扫卫生，晚上睡觉时却因为没有多余的床铺，只能睡在柜台上，就这样跟着老板“学技术学文化”。1949年11月，重庆解放，田昌华参加了店员组织，即后来的工会。日子变得更加的忙碌起来，他一边在铺子里做学徒一边参加店员组织工作，同时还参加了自保会。

　　次年，田昌华在跟药铺的老板协商后，离开了店铺。那时新中国的各级工会已经成立，工作阶级的权益已经开始得到保护，田昌华因此还获得了3个月的工资补偿作为生活费用。人生的第一次转折是在这年的11月。刚刚解放的重庆百废待兴，当时市税务局公开招聘干部，在店员工会的推荐下，田昌华得以参加考试，最终成为12个被录取的人员之一。1950年月底，正式成为了新中国的一名“国家干部”。

　　从店员到国家干部，身份的改变是“那样的兴奋与令人期待”。那一年田昌华17岁。而此时“抗战胜利纪功碑”也改变了名字，成了“人民解放纪念碑”。

　　据档案记载，1950年9月18日，重庆市市长陈锡联等正式向西南军政委员会请示：抗战胜利纪功碑“究应改为‘西南解放纪念碑’抑或‘重庆解放纪念碑’”？后经西南军政委员会核准，改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刘伯承亲笔题写了碑名。此后，解放碑成为这一地区的代名词，一直沿袭至今。

　　选择留在解放碑

　　朝天门“9·2”大火时，重庆的解放已经指日可待，田昌华的母亲要回家参加土改，希望可以分得一些土地，这是所有中国农民最殷切最朴实的基本愿望。母亲也希望田昌华可以一起跟着回家，但田昌华拒绝了。

　　“我坚决不回去，回家种田咋个弄嘛。”他说，当时新中国政府已经展开广泛的宣传，田昌华心中也燃起了希望。于是母亲跟姐姐一家人走了七天七夜回到了老家再也没有回来，而田昌华则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解放碑的商业。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

　　以前，收税是个肥缺，搞税务的基本都很有钱。当时税务部门也留了很多旧有人员，在1951年开始的“三反”“五反”时，从那些“旧有税收官员”的家里，动辄就从其家里翻出几百两的黄金。而田昌华当时还没有工资的概念，每个月的薪水是36个“折实”单位，即把油盐酱醋衣食住行等折算为实物券，用时换取即可。

　　扣除必要开销后，把结余的寄回家里，“母亲很高兴，也就不再反对我继续留在大城市”。当时住在集体宿舍，平时吃食堂，“一大锅汤，一个素菜，一个半荤半素”，每个星期打两次“牙祭”“跟以前没有办法相比咯！”

　　当学徒时，居无定所，给老板端屎倒尿，一天不得闲，却仍得不到公平的待遇。解放后，入了党，做了国家干部，不但吃饱穿暖，而且得到了尊重，“是个人嘞”，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

　　1954年，田昌华入党。入党后，社会活动就多了起来：市长去跳舞，我们要做服务员兼保镖；外宾来访问，我们也做服务员———实际上也是起到保护的作用。

　　给他印象最深的，当然还是给班禅等人做服务员跟保镖。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班禅被推举为全国人大代表。这一年，班禅才16岁，是全国最年轻的人大代表。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代表团，在西藏历史上从未有过。班禅一行是131人，这里还不包括众多的保卫人员和运输人员。

　　田昌华说，当时为了确保安全，连服务员实际上都是从他们这些年轻的党员中挑选出来。

　　解放碑有个三八商店

　　田昌华当时上班是在瓷器街税务所，隶属城区分局，所辖范围大致就在解放碑附近。那时的解放碑地区不是商业中心，更谈不上繁华。“工商业还没有合营，当时解放碑较大规模的商场有‘群大公司’、‘西大公司’等，也都属私营性质。”

　　收税是辛苦而兴奋的。工作也杂乱，“屠宰税、工商税、工业税等都收过。”田昌华说，征收屠宰税的时候，就是守在屠宰场，宰杀一头猪，就要收一次税，“因为都是晚上杀猪，我就整晚守在屠宰场，什么时候猪宰杀完了，我就什么时候下班，通常都是凌晨四五点钟”。

　　这样的忙碌一直持续到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建成通车。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由自己设计、自己建造，材料零件全部为国产的铁路，重庆、成都两市同时举行隆重的通车典礼。这也拉开了四川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序幕，改变了四川交通的格局。打通了川西、川北、川南物流业的发展，刺激了重庆的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也带动了商业的繁荣。

　　此后，田昌华工作重点转向征收工业税。当时收税的手段很原始，比如，去征收一家仪器店的税，就要自己带着开箱子的工具，要清楚商品的数量、质量等，就自己动手开箱检验，“一件一件地开箱”。如果是信誉一直较高的商店，才会采取抽检的方式。

　　经济的再次繁荣，解放碑固有的基础也显露了优势。还在抗战时，因为重庆是战时陪都，国民党的党政军政府都在渝中区，在解放碑的附近，这周边也就成了达官贵人的聚集地，也带来了服务业的繁荣。

　　一批全民所有制的商业机构在这里相继诞生，其中最有名的要算“重庆百货商店”，当时它叫“三八商店”。田昌华说，那个时候，在政治上妇女“半边天”的概念已经被提出，商业活动不需要太多的体力，为了体现妇女的社会地位，就取名“三八商店”。田老称，当时的重庆市长夫人是市妇联主席，作为妇联提高女性地位的体现，也需要这样的名字。时过境迁，如今如果还叫“三八商店”，很难想象会给人怎样一个印象。

　　1960年，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将商店列为联络点之一。

　　计划经济带来的繁荣

　　因为“能说会道”，工作积极，1955年开始，田昌华到商业局做税务分局党支部秘书，协助分局的党委书记工作。这段时间是经济的恢复期，国家重点发展工业，解放碑只有重庆百货跟一些小铺子，但是大的趋势是重庆的商业已经从下半城向上半城的转移。

　　在长达30年的计划商业体制时期，商品流通是在单一封闭的系统内运行的。所有的物资和消费品，由国家按照统一的计划实行收购、调拨和销售；商品严格按照一、二、三级批发流通体系实行单渠道的流通。二级站的建立，重庆商业90%都集中在解放碑附近，带动了资金、物流跟人流。物资的配给最直接的就是需要钱，这时解放碑的金融业也慢慢形成，因为当时是分管布匹、金融等，田昌华清楚这里的变化。

　　他说，现在的工商银行渝中区支行，在同城银行中，仍保持着储蓄额、资金流通跟贷款余额等多项第一，就是因为解放碑的二级站的建立。“这个时期是解放碑商业圈形成的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时期”。

　　这一时期，“百货站”、“纺织站”、“五金站”、“化工站”等一系列的二级站在解放碑纷纷建立，“三八商店”开始叫重庆百货公司，并独占鳌头长达30年之久，是这时期全市规模最大、商品最丰富的百货零售店，替代了40年代赫赫有名的华华公司。而华华公司则改名为“红旗棉布商店”，专营布匹类商品。

　　计划经济时期的解放碑是重庆的购物天堂，郊区的人们哪怕买个针头线脑，也要去解放碑。1958年，解放碑地区的商业网点约占全市的30%，市级以上主要商业机构有2/3云集解放碑。解放碑成了重庆人进行消费的代名词。

　　但那仍是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当时买布要凭布票，如果只凭供应的那点票，只够做点内衣内裤，很多布还要开后门才能拿到。”田昌华对此深有感触。

　　虽然当时在商业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直接分管服装、布料商场，但是，他家也缺布。当时重庆市从伊拉克进口了一批甜枣，听说装甜枣的白色布袋不错，是当时很少见的化纤布料，非常稀奇，于是他想方设法，走“后门”才抢到两条布口袋，然后将布袋拿到染店染成了黑色和蓝色，给孩子做了件衣服。

　　这一时期，解放碑最有名的还有“寇生园”和“心心咖啡馆”。虽然它们都已变为国营，仍然名声远扬。文化人把“心心”当作旧时代的记忆。1963年北影来拍《烈火中永生》时，“心心”被为选为解放碑地区唯一的场景地。

　　所谓“最好的时代”

　　1961年到1962年，田昌华在四川省委党校学习一年，回来后，工作转变为渝中区饮食服务公司党委副书记、副主任。“本想大展拳脚”，动荡的时代来临了。

　　田昌华被安排到重钢、三江齿轮厂等企业搞“四清”运动。他当时在总团，也要天天下基层，“累得很”。这时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但是繁重的工作让他与家人聚少离多，即便如此，还是与当时重庆市公安局一个刑警队副大队长一起“被下面的队员批斗了三次”。

　　妻子在巴蜀小学做教员，写信来说，自己现在也是被批斗，这让他的心里“毛躁得很，我是一心跟着党走，怎么会这样呢？”

　　工作上的两次升迁，也是在这一时期接连错失。田昌华说，“四清”时，工作团团长是重庆市检察院检察长，他是其秘书，检察长觉得“小伙子不错”，已经跟渝中区组织部打过“招呼”，要调他去做渝中区检察院领导，因受批斗终止；后来大渡河地区要成立区级政府，当时九龙坡一名王姓区长要他留下牵头组建大渡河区，也因批斗终止。

　　他开始变得心灰意冷。再次回到区机关后，他的工作主要是接待红卫兵小将，发粮票，搞“斗批改”。他说，这是人生的另一次转变。

　　当时机关存在着两个造反派，一派是“反到底派”，他加入了另一派“8·15派”，这是由区组织部、办公室、纪委、财政局构成的派系，并且成立了“3·15战斗队”，田昌华是队长。对于做队长的原因，他现在也不是很明白，“可能是我能说会道吧”。

　　回忆这段历史是艰难的。他说，那时一不参加社会活动，二不组织斗人，“但是也不敢说我是干净的啊”，区委书记被批斗，我要参加吧，也要表态，当时政府已经不运转了，这些就是主要的活动。

　　后来，区里要成立革委会，“反到底派”推荐了一名副主任人选，“8·15”派也推荐了田昌华做副主任，这是一种平衡派系力量的举措。田昌华当上渝中区革委会副主任，这是个人权力的顶峰，尽管是不那么的光彩。

　　这一时期，尽管解放碑商业也几乎停滞，但是也迎来了“最好的时代”。当时，重庆市政府曾出台文件，解放碑周围的建筑，都不可以超过它的高度。所以，即便只有27.5米，却受到来自几乎全城的仰慕。

　　重庆市老摄影师陆志富找到了多幅摄于那个时期的解放碑照片。1958年和1977年两张照片显示，当时解放碑是商圈中最高的标志。而如今解放碑碑体27.5米的高度，还不及附近重庆世贸大厦262米的1/9。

　　这时解放碑专营高档电器产品的“重庆交点大楼”已是“完蛋广播电台”的所在地，成为某派的宣传站。其时，重庆市某著名评书演员，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每天傍晚吸引成千上百人端着小板凳来听他“宣传”，而著名的“重庆武斗”，这里也曾经是主战场之一。

　　一名“老重庆”感慨地回忆，那时候，每当暮色初起，一旦远远看到解放碑那抹灯光，就会有异样的温暖和踏实潮水般涌来；而当早晨的薄雾初起，突然一抬头，会感觉那太阳就像一枚蛋黄，正悄然挂在解放碑的碑尖上。

　　“中国西部第一街”

　　1981年，田昌华出任解放碑百货大楼党委书记、总经理，下属包括三个纺织店、皮革店小百货跟服装店等21个分店，开始了人生的另一次绽放。

　　此前，区政府组织部多次做工作，希望他可以出任商委副主任(副处)，几次谈话后，他感到厌烦，就打了报告，“再也不回机关了”。十年“文革”，已经让他厌倦了机关作风，“管理一个公司更能施展我的才能”。实际上，此时在行政级别上，田昌华从“文革”前的“副处”降到了“正科”，但他觉得很坦然。

　　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实，也证实了田昌华的选择正确。刚到解放碑百货公司时，企业连年终给职工发1万元的奖金都拿不出来，此时整个公司自有资金37万元，库存470万元，贷款500万元，。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这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田昌华也感到压力巨大，“背着包袱上阵”。

　　为了振兴解放碑百货，田昌华做了3件事情：一是率先对企业的机制改革，在银行的支持下，解放碑百货建立了自己的企业内部银行，为下属企业服务；二是化小核算单位，将进货权、资金使用权、利润分配权下放到下属企业，在经过批准后可自行调配；三是废除了职工的“铁饭碗”，施行股份制，进行股份制改造，职工持股。

　　7年后，到1988年，解放碑百货大楼的库存释放掉了370万元，贷款降到了170万元，企业的自有资金800万元，为后来企业的改制奠定了基础。改制后，政府注资200万元，成为股份制，田昌华成了最大的股东。到2001年退休，他获得了30万元的分红。

　　这一时期的解放碑也迎来了新的腾飞。

　　上世纪80年代后，地下商场出现、各种各样的商店如雨后春笋在解放碑诞生。有的坚持下来、越做越大，有的昙花一现，如过眼云烟，但都是解放碑商圈的风景。

　　重庆百货从单一的百货商店发展为涵盖零售、旅店、餐饮等行业的集团公司，一跃而为全国十大百货零售商店之一。由于改革开放，华侨商店再也不需要凭券购买，其尊贵的程度一日不复一日，最后终于被重百兼并。

　　许多老招牌也纷纷恢复，“红旗棉布商店”又叫“华华”了，“东方红电影院”恢复“国泰大戏院”的老名字。风光一时的群林市场在一把大火中化为灰烬，却为解放碑的进一步升级腾出了宝贵的地段，2005年3月10日，以“美美百货”涅槃重生，让解放碑为之疯狂。

　　田昌华说，这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解放碑商业圈进行了改革和发展的阶段，为现在的解放碑坚定了基础。

　　1997年6月18日，重庆正式成为直辖市。这一年，也是解放碑的转折年。直辖后，市政府为改变重庆的商业面貌，决定把原解放碑大什字地区改造成为中国第一条商业步行街———即解放碑中心购物广场，作为直辖后的民心工程。

　　此后，渝中区政府又分别于2000年和2001年拓展广场至八一路中段和民族路延伸段，面积也增加至约3.6万平方米。仅仅4年后，解放碑商贸中心区以127.2亿元的年总销售额，雄踞中国西部各商业街区的首位，成为中国西部第一街。

　　昔日的繁华似曾淡去，一甲子的轮回，历史与现实却如此相似。根据《重庆市中央商务区总体规划》，解放碑商圈的核心的0.92平方公里区域被确定为重庆CBD的硬核，承担商务、商贸双重功能，由此，解放碑开始了新的长征，并再一次显示出了她的神奇。

　　因为是高级经济师，田昌华延迟了5年退休。此前，他已做过4届区人大代表，两届区人大常委，一届市人大代表。退休后，政府要他发挥预热，出任解放碑中央商务区企业协会秘书长。

　　“我们需要他，因为他就是一部活脱脱的解放碑发展史。”重庆解放碑CBD管委会主任章琳如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