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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今天的知识分子所应该思考的是，究竟怎样才能使得富足的斗士与苦难的英雄携手并肩，温和的胡适与犀利的鲁迅并行不悖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雪莲、杨梅菊发自北京　鲁迅又一次成为公共话题。

　　在中小学即将秋季开学前夕，很多人发现，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的语文教材中，鲁迅的作品明显减少，《药》、《为了忘却的纪念》不见了，保留下来的只有《拿来主义》等3篇。与此同时，另外一个“斗士”李敖也陷入话语漩涡。上海一家报纸的标题火药味十足：《千刀万剐话李敖：从斗士到小丑》。

　　如果说从鲁迅到李敖，“斗士”由一种呐喊的苦痛沦为小丑的姿态，那么由李敖到今天日趋沉默的知识分子，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疑惑：当知识分子连呐喊的姿态都一并省略时，这个时代是否还需要“斗士”？

　　“速朽”的鲁迅

　　事实上，此次教科书风波也许正应了80多年前鲁迅的期望。

　　“他曾希望自己的文章和文章中所攻击的现实都能够速朽。”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这样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上世纪二十年代，最早知道自己的作品要被收录进语文课本的时候，鲁迅非常痛苦，他反对说：“我的文章是有毒的，不要放到教材里。”

　　很显然，鲁迅愿望中的“速朽”有个前提，那就是，这个社会变得足够美好，美好到不需批判。

　　如今，鲁迅的部分作品被拿出教材，却并不意味着这个社会已经足够美好。

　　钱理群用“悲剧”来形容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被淡化”，这位几十年如一日致力于研究鲁迅的人文学者认为，鲁迅在中国，应当成为与莎士比亚、歌德享有同等待遇的人物。

　　“今天的时代，假的虚伪的东西太多，需要鲁迅这样的人来直面。鲁迅就如湿地，在干燥少雨风沙中让我们呼吸顺畅。”孙郁如此形容鲁迅对于当今时代的巨大精神作用。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被时代迫切需要的人，现在却正被渐渐放弃。当鲁迅成为中小学校园里的“三怕”之一时(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画家陈丹青所形容的“好玩”几乎成了与鲁迅距离最遥远的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