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记忆有自己的筛选能力。在我以往做记者的岁月里，我访问过很多人。随着时光的流逝，不少人的影像在我的记忆中模糊了，有的干脆被时间覆盖。可30年前结识的两位“皇姑”却一直静静地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想起她们，就想起和她们聊天时的黄昏，想起她们在金灿灿的夕阳里肩上的光晕和花茶的清香。正因为她们经历的特别，还因为她们和自己年龄不相符的单纯，她们和她们的故事，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奢侈而无聊的童年时光

　　经历了八年上山下乡，我1978年调到北京《中国妇女》杂志工作。当时刚结束“文革”不久，百废待兴，我们杂志的记者也在物色各种有特点的女性，反映时代的变迁。1979年，经人辗转介绍，我认识了末代皇帝溥仪的两个妹妹。溥仪兄弟姐妹十一人，除大妹和三弟早故外，后来是九人。和他一母所生的有弟弟溥杰和二妹金韫和、三妹金蕊秀。这两个胞妹和溥仪关系密切，从小她们都是在王府长大的格格，后来又成为“皇姑”，在我想象中绝不是一般人。

　　而我第一次走近她们时，她们身上的朴实却很出乎我意料。我先找到溥仪二妹金韫和，她告诉我，那时因为参加工作，她的名字难写难认，她就又有了一个名字叫金欣如。她家住在临街的平房里，摆设简朴，就像一个北京普通人的家。当时她的丈夫郑广元也在家，穿了件深色的中山装，笑眯眯地看着我。金韫和面容线条柔和，非常慈祥。在蜂窝煤炉子上给我烧了水，泡了茶，说:“想起过去的生活，就像一场梦！今天在党的关怀下，我能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真宛如隔世重生了！”

　　通过交谈，得知昔日的两位“皇姑”都出生在醇王府，她们的祖父奕镮是清道光皇帝的第七个儿子，初封郡王，后晋为亲王，死后谥法“贤”，所以后来称为醇贤亲王。她们的父亲载沣，是祖父的第五子，因为第一、三、四子早殇，第二子载湉被姨母慈禧太后接进宫里，当了皇帝，就是光绪皇帝，所以祖父死后，由她们的父亲袭了王爵。她们就是第二代醇王的二格格和三格格。大哥溥仪三岁那年入宫当了皇帝，她们家的地位就越加显赫了。回忆让金韫和陷入往事，她告诉我，她1911年出生，虽然清王朝已被推翻，可退位的大哥溥仪仍在皇宫里住着，她的童年和青年时代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在王府里她平时的活动很单调，喂巴儿狗，养小雏鸡，再就是在花园里挖一棵草，换个地方再种上。

　　王府里有很多清规戒律紧紧束缚着她们，说话不能大声，笑不能露齿，吃饭要闭嘴咀嚼，走路要一步一步走，不许跑。金韫和小心翼翼，不留神也会惹出祸端。一次，祖母带她到宫中去玩，先到庄和太妃那里请安，她恭恭敬敬地道完“主子吉祥”后，太妃为了表示亲热，俯身问她:“水果里，你最爱吃什么？”她回答:“就爱吃梨。”这一回答不要紧，太妃脸色顿时难看了，吓得祖母赶紧领她走开。原来这位太妃非常迷信，“梨”和“离”同音，听着不吉利。回到王府，所有的人都责备她，祖母说:“你怎么不说苹果呢，香蕉也成啊！”

　　后来几经波折，家境每况愈下，开始靠卖东西过日子，却还要硬撑门面，讲排场摆阔气。她想出去找点事做，仍决不允许。1932年，由溥仪做主给她定亲，她嫁给了曾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郑孝胥的孙子郑广元。

　　印象最深的是母亲的死

　　在北京秦老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我找到了溥仪三妹金蕊秀的家。家里没有贵重家具，也像平常人家。只是在她家的茶几上，有一个小镜框，里面是一张老照片，那是金蕊秀年轻时的照片，身穿旗袍，明眸皓齿，光彩照人，令人倾倒。她虽和溥仪是一母所生，长得却不像哥哥。她讲话慢条斯理，脸上显出文静的微笑，目光温柔。金蕊秀1913年出生，她小时候也是有三个人专门伺候她，高妈是她的奶妈，和她最为亲近，如同母亲一般。

　　王府里的生活与世隔绝，每天生活千篇一律。早上吃过早饭，给父母请安，然后上学念书。所谓上学并不出去，而是请了先生到家来教，学的是四书五经，金蕊秀认为“枯燥之极”。她不喜欢学，就只是捧着书本飞快地背。

　　王府里不自由的生活，对她的性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花园里玩，一跑，会有人阻拦，也会让长辈说“这么大的格格，走路没有个走相”。于是她只能走路、说话都悄悄的，但心里很憋闷。生活太平淡了，金蕊秀渐渐喜欢上了听鬼故事，有关鬼的各种故事让她又想听又害怕。有时听得多了，她走路用手抱着肩膀不敢回头，总觉着后面有鬼跟着自己。

　　10岁，她第一次迈出王府的大门，得知王府外还有广阔的世界。

　　过节的时候她有机会随家人出去拜年，一般去六叔和七叔家，这时便有机会看看街上的光景，看看行人、小贩、车马、店铺等。后来大些了，到了天津，父亲接受了点新派的影响，对汽车、电话发生兴趣，对孩子们就随便了些，一年间会带上他们出去听几回戏。那时听说第二天能出去听戏，头天晚上都兴奋得睡不着觉。她听过小兰芳、雪艳琴、杨小楼等人的戏。起初，她并不喜欢听戏，后来变得很喜欢听戏。外面有了唱片之后，家里又买了唱片，在家听戏。金蕊秀还不知不觉随着哼唱几句。

　　在这样平淡封闭的生活中，母亲的死给她的印象最深。

　　金蕊秀回忆说:“母亲是个个性很强的人，她教我读书，让我按模子写大字。对我很严厉，我感到她难于亲近。母亲的死，对我刺激很大。那是有一次，由于大哥在宫里当皇帝顶撞了端康太妃，端康太妃大怒，不敢拿皇上出气，就把我祖母和母亲叫了去，训斥了一番，吓得我祖母和母亲流泪跪着求端康太妃息怒，还硬求溥仪向端康太妃赔不是。事后，母亲觉得很受不了这样的训斥和委曲。平时她很少抱我，那天，她抱着我，带着二哥溥杰到花园里玩，一边对我说，你长大了，可要听话，别学皇上，要听话。我只觉得不同于往常，可那时小，不懂什么。后来就发生了母亲吞服鸦片自杀的事情。从那时起，我知道了雍容华贵的皇宫和王府里的人情之冷。”

　　金蕊秀嫁给了郭布罗润琪，郭布罗润琪出身名门，他家是满洲正白旗郭布罗容源家。姐姐婉容嫁给了溥仪当了皇后。郭布罗润琪的母亲觉得金蕊秀性格温柔，看中了她，由溥仪指婚。

　　郭布罗润琪小时候很顽皮，玩起来很疯，在宫里敢在房顶上跑，还敢拿宫里“永保天命”的大印，往养心殿的墙上到处打，让太监看了都害怕。后来他母亲怕他耽误学业，也怕他在宫里闯祸，便托词不让他进宫。溥仪想和他玩就赏他东西，一赏东西他就得进宫谢恩。有一回赏了他几匹马，让他进宫，好和他一起玩。16岁，他随溥仪到日本读书，回来在长春和金蕊秀举办了婚礼。那时溥仪在长春，婉容也帮着张罗，虽然婚礼比较简单，但还是有些老规矩。比如让这对年轻夫妇坐在床上，衣服压襟，谁压谁是有讲究的，当时郭布罗润琪的母亲让金蕊秀的衣襟压在上面，意思让儿子要服从妻子文静的性格。

　　她们最感激周总理

　　和两位昔日的“皇姑”聊天，很有趣。来来往往，我就和她们成为了朋友。一次去金韫和家，她丈夫郑广元正在练画。看到我来了，便欣然给我画了一棵松树，至今仍保存在我的书柜里。我后来得了头晕的毛病，郭布罗润琪还曾顶着风雪天天来我家给我针灸，忘年之交，含满温馨。

　　在聊天中，我发现她们对周总理感情很深。因为周总理关键时刻保护了她们，也在她们人生的路上鼓励了她们。

　　金韫和说，新中国成立后，敬爱的周总理和夫人邓颖超多次接见他们全家人。她还记得第一次是在全国政协，开始她心中惶惶不安，问工作人员，见到周总理，要讲究什么礼节？工作人员愣了一下，说，见着你就知道了。周总理来了，亲切地和他们一家人握手，问寒问暖，原来什么礼节也没有，大家笑着就说起话来。周总理第一句就说:“在党的关怀下，你们一家团圆了！”金韫和的眼泪一下子流下来。每次接见，周总理都鼓励他们一家人，好好工作，好好生活，每一句话都温暖着他们一家人的心。

　　金蕊秀对周总理的回忆也是充满感情。她清楚记得她和总理见过五次面。说起来，她的工作还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周总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看到了这位三皇姑在日本时写给大哥溥仪的信，那时金蕊秀夫妇在日本生活，丈夫郭布罗润琪在读书，她作为贵妇在异国他乡生活空虚寂寞。她在信中写道:

　　“我现在坐在屋里，下女在旁用熨斗在熨衣服，老仆在窗外浇花，小狗蹬着眼睛蹲着，看着一匣糖果……实在没词了。”

　　当时她渴望改变自己生活的心情给周总理留下了印象，后来她回到北京，有一次载涛向总理提到她，周总理就亲自关照秘书关心她的工作，她就到了东城区政协。

　　一次在全国政协，周总理接见溥仪的家人，和金蕊秀握过手后，问她:“你就是老三？”她答:“对，我行三。”总理又问:“你在区政协工作，区政协有多少委员？”她脑子“轰”的一下，脸就红了。她不知道，只能含糊地说:“男委员比女委员多。”总理看她窘迫的样子，和善地笑了，说:“你在区政协，我在全国政协，咱们是同事啊！”总理待人平等，有着超常的记忆力给金蕊秀难忘的印象。

　　“文革”爆发，溥仪和他的弟弟妹妹们都受到了冲击。

　　1966年，金蕊秀家来了红卫兵，那些人都是中学生，是哪个中学的也不知道，很凶。冲着他们就嚷:“快拿出金银财宝来！”还问她:“你们家有几块表？”金蕊秀说:“有两块金表，一块手表，一块怀表。”红卫兵说:“一人一块就行了，多的拿走。”还抄走了一条狐狸围脖。当时他们心里很害怕。

　　后来，有个红卫兵来问金蕊秀夫妇:“你们是不是周总理让保护的那48家里的？”金蕊秀老实回答:“我不知道。”红卫兵走后就没再来过。金蕊秀说:“我估计周总理一定曾让保护民主人士，为此，我心中有说不出的感激，并为在那样动乱的情况下他那么大的领导还能记着我们而感动。”

　　可能就是由于周总理的关怀，红卫兵没有怎么冲击她们的家庭。金蕊秀回忆说:“开始，我们对文化大革命从心里拥护，只想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我们得拥护。我们主动在家里收拾东西，把认为是‘四旧’的东西拣出来，要上交给国家。红卫兵听说了，让我们标上价，说这样特别有意义。我说，我可标不了，价格早就记不清了。当时有点东西也是老太太故去后留下的，过去的财产在日本投降后我留在通化时就折腾没了。我丈夫单位听说了，让把东西交到他所在的编译社。说这不算是抄家，可以作为自动供出。等‘文革’搞了一段时间了，心中还是害怕，因为猜不透是怎么回事。但我们平平安安的度过了，我们心底里知道，是敬爱的周总理保护了我们。”

　　参加工作使她们体会到“新生”

　　对于两位从小在王府里长大的“皇姑”来说，前半生从不知钱从何来，也不知没钱会如何。后来经过重重变故，她们知道了什么是社会，什么是生活。建国后，她们在新中国的氛围里，在党的阳光下，又体会到什么是自食其力，什么是工作给人新生。

　　1958年，金韫和看见许多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工作，很新鲜，就也要求参加工作。她到街道报名，后来就把她分到街道托儿所工作。托儿所是新建的，开始只有一间屋子，三个孩子。金韫和从家里拿来了方桌、木凳、小人书。那时的她已经40多岁了，头一天上班心情竟然和小孩子第一天上学一样感到新鲜和胆怯。她领着三个孩子去景山公园，一进门，三个孩子撒开腿就跑，一个朝东，一个朝西，可把她给吓坏了，不知道如何应付这样复杂的局面……

　　慢慢地，她熟悉了自己的工作。在上世纪50年代，第一次发工资才10元钱，她把10元钱拿在手里，心里激动的不得了。因为在这世界上生活了40多年，她是第一次为别人服务，第一次拿到自己劳动挣来的钱！

　　后来，她又调到碾儿胡同一个大些的幼儿园，并当了那里的负责人。这个幼儿园有六七十个孩子。为了减轻家长的负担，她还和阿姨们给孩子煮粥、洗衣、洗澡、刷鞋。家长们多是工人，金韫和和他们接触多了，感受到了他们的朴实和热情，越感到自己过去生活的空虚和无聊，便更加热爱自己的工作。

　　很多年后，一次她上街买菜，一个小伙子迎面走来:“金老师，你还认识我吗？”她觉得眼熟，原来他小时候在她工作的幼儿园里。还有一回，她进了家小吃店，刚坐下，一个姑娘就把一碗馄饨端到她面前，亲切地叫她“金老师”。金韫和太喜欢听人家叫她金老师了，她在这些孩子身上看到了自己人生的收获。

　　金韫和工作了13年后退休，她的丈夫郑广元曾担任北京市邮政局基建处的工程师，在1970年退休。国家每月给他们养老金，使他们的晚年充满安宁。他们的孩子们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当了老师，都有了工作，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金韫和说:“走出家门，为社会做点事，在别人来说平淡无奇，可对我这个昔日的皇姑来说却是难以想象的。所以，有朋友来看我，我总不由自主地把珍藏的退休证给人家看，因为这个小红本本可以证明，我也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

　　金蕊秀参加工作也有一番经历。刚开始她经常到街道去听课，后来参加宣传新婚姻法。她能去宣传新婚姻法，让大哥溥仪都感到新鲜，高兴地称她是一位“社会活动家”。

　　后来在周总理的关怀下，金蕊秀在区政协工作。开始，她兴奋地每天一早去上班，但干一会，觉得没什么事了，就回家了。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人家上班都上一天，不能半道随便就回家。还有一回，单位里让她写信封，她没写过，都给写错了，心里当时慌乱的不行。对金蕊秀来说，别人无需说明的事情她也要有学习的过程，她是一点点步入社会生活的。

　　1960年，政协开联欢会，听说金蕊秀会唱戏，大家就鼓励她上台演出。她胆子挺大，就上了台。她穿上了真正的戏装，在胡琴伴奏下，唱了《四郎探母》，演八姐九妹。后来也演过《大登殿》里的公主。很多人都去看她演戏，她回忆说:“我上台竟一点都不慌，不过，唱的也一般。后来有些记者写文章，说我唱的如何如何好，整出整出的戏都会唱那是瞎说。我是配角，没多少戏。不过，对于从王府出来的我能上台为别人唱戏也是个很大的变化了。”

　　在家里，金蕊秀学会了过去不会做的家务事，比如缝被，以前都是托别人，“文革”后也不好再求人，她就和街坊老太太学，结果缝得比外头的人缝得还好。蜂窝煤炉子也会用了，怎么点火、摆煤、封火都会。在煤炉上做饭，在院子里水管子上洗菜，在胡同里上厕所，她的生活完全融入了北京的普通人。

　　但她到底不是普通人。“文革”期间住秦老胡同的10年里，平房潮湿，不见阳光，她的腰疼病重了，气喘，有时得用氧气袋。政协非常关心她，有时派车带她去看病，并给她家调了住房，后来的房子有阳光，有煤气暖气，金蕊秀的气喘病好多了。退休以后，她在家每天看书看报，有时接待客人。

　　老伴郭布罗润琪后来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参加很多社会活动。闲暇他还摸索了一套针灸拔罐的方法，治疗神经紊乱症，不时招来一些人登门求医。有时也出去上门给人扎针，金蕊秀很担心他给人扎坏了。让她担心的还有老伴在日本买了一辆摩托车，骑着满街跑。后来，洗衣机、电视、电冰箱等都进入她的家庭，生活变得更现代了。

　　1992年，金蕊秀因病去世。她的家人通知我参加告别仪式，我没有去。我害怕我头脑中最后只留下她合上双眼后的形象。

　　我愿意永远记住她在金灿灿的夕阳里，看着我，说:“你看你们，多好！这么年轻，自由自在的工作，大大方方地与人交谈，拿着小本子写着，真让人羡慕啊！你们可要好好珍惜现在的好时光啊！”(尚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