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边仔”一天挣到县长一月工资　

　　1978年的广东，GDP只有185亿元，在全国处于第23位，经济总量只占全国的5.1%。这一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便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广州，从人人看不起的“街边仔”个体户，到令人羡慕的万元户，再到全国第一批百万富翁……当时无数广州人以其敢想敢闯敢干的精神，大胆实践着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国策。

　　容志仁：百元起家借锅开起小食店

　　容志仁是广州第一代个体户，也是广州个体劳动者协会首任会长。他多次向媒体谈起刚刚拥有1万元时的情景：“我和老婆数啊数啊，当时钞票最大面额只有10元一张，数了那么多张，好高兴啊！”

　　1979年，个体户还被叫做“街边仔”，很多人怕被人看不起而不愿做。回城知青容志仁“为了生存”在西华路街口搞起“容光饮食点”。“早餐店起家时只有 100元钱，买不起大锅，街道文化站说，我们有个大锅借给你用啊，煮粥的第一口大铝锅就是这么借来的。”容志仁回忆说。仅靠早餐卖粉和粥，他的小店很快有了起色。容志仁至今记得一个二年级小女生买早餐时说的话，“叔叔，我只有一毛钱，一碟粉我吃不下，能不能粉和粥各要一半啊？”只花一毛钱，又有肠粉又有粥，他觉得这想法不错，便卖起了全城最便宜的“学生餐”。正是靠着“一毛钱学生餐”，薄利多销，容志仁成了“万元户”。“我们一天的收入是县长一个月的收入。我调查过，县长的月工资是105元，很多个体户一天都挣100元了”。

　　高德良：上书国务院争取个体户权益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广州，凭着做早餐、卖烧鹅、开发廊、卖时装等个体营生，崛起了一批像容志仁这样先富起来的人。回城知青和“下海”人员，构成了最早的“万元户”群体。

　　高德良是当时少数敢放弃“铁饭碗”的人。1980年4月，在广州锅炉厂当焊工的高德良决定“下海”，卖祖传的“太爷鸡”。周围的人怀疑他“脑子有问题 ”，工商局也不相信他一个干部子弟能开档卖鸡。高德良于是现场做了一只“太爷鸡”，工商人员尝后连连称好，当天就给他办了执照。有媒体后来报道称，高德良是广州第一个通过临考以鉴定资格获取牌照的个体户。

　　“周生记太爷鸡”很快生意兴隆,却招来了麻烦。当时,国务院文件限定个体户雇工不得超过5人,“周生记”因雇了6个帮工,被社会上指责为“资本家剥削”。高德良的经营积极性受到挫伤，他做出了一件在当时极为轰动的事——上书国务院,为个体户“请命”：吁请立法保护个体工商户的合法私有财产，开放个体户雇工，允许国家银行给个体户贷款。1983年,国家实施允许个体经营者贷款的政策，广州是试点之一。高德良因此成为第一个得到国家贷款的个体户。

　　陈兴昌：个体户成了全国政协委员

　　在经济富足的同时，先富起来的人们，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也有了极大提高。1979年7月，陈兴昌成为广州第一个领牌的个体户。在国家提倡计划生育后，精明的陈兴昌窥到商机，专做起童装生意。1985年，陈兴昌已与另3名企业家并称为广州四大百万富翁。1986年12月，陈兴昌被评为全国先进个体劳动者。 1988年，陈兴昌领到广州市工商局颁发的0001号营业执照，创建了广州首家私营企业。也是在那一年，陈兴昌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个体户致富天堂：高第街西湖路夜市

　　高第街、西湖路、观绿路……伴随着个体户们的发家致富，广州这些路段上的集贸市场也风生水起，闻名全国，成为个体户们发家致富的“天堂”。

　　1980年10月，高第街作为广州第一个工业品市场正式开设，并成为了全国第一条经营服装的个体户集贸市场，主要经营布匹、服装、鞋帽、百货等。 1983～1992年是高第街的鼎盛时期，其灵活的经营方式及新潮的服装款式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旅客和商贩，甚至还有远自“亚非拉”的客人，被称为“小南方大厦”，当时流行一句话：“没到过高第街等于没到过广州”。

　　与高第街同样出名的是“南国明珠”西湖路灯光夜市，始建于1984年5月，是全国最早开办的夜市。夜市吸引了当时夜生活并不丰富的市民，又因其经营模式灵活多样、信息灵通、交通方便，招徕了全国各地的厂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湖路灯光夜市发挥毗邻港澳的优势，一度引领国内时装潮流，甚至被誉为中国时装的“橱窗”，直到2001年才“功成身退”。

　　郑炎潮：任仲夷鼓励我研究私营经济

　　改革开放，春江水暖，广东人先知。这先知，源于广东人观念上的改变；也来源于领导干部突破思想和体制上的束缚，下定造“富”于民的决心。郑炎潮，国内首倡“私营经济”概念的广东学者。日前，他向信息时报记者回忆了当年与任仲夷接触的故事，以及任仲夷支持并实践“先富”理念的开拓精神。

　　1980年任仲夷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时，广东的个体户已相当多，雇工上百人的都有。但政策规定，个体经营雇工不能超过7个，否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那雇工超过7个的个体户怎么办？应该叫什么？任仲夷要求广东社科界着手研究。

　　华师的研究生郑炎潮听说此事后，便把自己的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寄给任仲夷。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几天后，任仲夷提出要见他。郑炎潮仍清楚地记得，那天，他被领进了一间宽大且简朴的办公室，一位满头白发满脸皱褶的老者微笑着迎了出来，用力地握住了他的手。这位像父亲一样慈善的老人告诉他，自己46年前上大学时，专业也是经济学，在战争间隙还写过一本书叫《政治经济学》……他们的话题就这样徐徐展开了。

　　原来，以任仲夷为首的广东省委，对新兴的个体经济和雇工经营不仅没有任何“制止”和“纠正”，而且一直努力为其争取着合法地位。任仲夷对郑炎潮说，现在对于个体经济，只能扶持不能压制，但要扶持，首先就要正名。马克思关于个体经济有一个“8人规定”，但是到底超过雇工8人的个体经济应该叫什么？我们也没有想好，刚好看到你的论文，这在理论上是一个重大突破和创新，为我们的决策提供了依据，我支持你！我们还要围绕你的这些观点，制定一个政策，给它取一个正式的名字，就叫做 “私营经济”怎么样？让它发展，让它壮大。

　　从此，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正式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名词：私营经济。

　　郑炎潮回忆说，“任书记鼓励我继续研究，他说，在中国搞学问不容易，有风险”。郑炎潮说，作为一名普通的学生，能够得到省委书记的接见，在当时是一条爆炸性新闻。更没想到的是，自己此后还有两次机会再见任老，一次是1988年任老病中，一次是2000年。

　　郑炎潮认为，广东改革开放的推动者，大致有三个群体：一是以任仲夷、习仲勋、袁庚为代表的政治家，他们有思想，敢创新，负责任；二是以卓炯为代表的一批理论工作者，他们大胆探索多种经济成分，探索对外开放理论，不断提供新理论为改革开放先行做决策参考；三是企业家，个体企业家、私营企业家和外资企业家。三大群体联手推动广东改革开放，广东才有今天。(周秋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