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移民写作”与“本土言说”

　　对于文化的心态，在中国甚为矛盾复杂，一会儿是妄自菲薄，一会儿是妄自尊大。而在广州，这种文化心态大多情况下则是向另一种模糊倾斜，可有可无，无可无不可。

　　一说起岭南文化，动辄举起两千多年的招牌，既然已经形成了说法，不过是惯性使然，但是，又有多少人从情感上由衷地为这块土地的历史悠久感到自豪、感到欣慰？在全球化的覆盖下，故乡的价值与广州本土化的走向似乎有点渐行渐远了，风俗地域之类的人文，有时成了猎奇，有时成了附庸的点缀，有时是尘封的历史，有时又是一些嫁接的说法。

　　“新移民写作”与文学创作的“本土言说”毕竟不同。前者缘自于各自的故乡与移居地的文化反差，对移居地文化的真正的进入以至完全的融入，除了需要时间，更重要的是需要对此在文化的把握、对此在文化情感的养育和深化。而对于后者，本土言说赖以寄存的则是血浓于水的故乡记忆、情感记忆以及文化记忆。

　　“移民写作”有即时的现场感，有直观的时效性，受到关注与追捧。相形之下，关于本土的根性研究与书写，关于精神记忆的本土化表述，却呈现不咸不淡状。究其原因，似乎离不开对此在历史的分量无足轻重的态度，对创作本土归属的源泉不以为然，对文化在创作中的反映不得要领或难以深谙其中三昧，对历时性的重视远没有对现时性的在场更为上心，对生活现场的表象变化比对根源属相更为留神。

　　凡此种种，使文学的“本土言说”日渐淡弱，甚至有被丢失或者淹没之虞。

　　外来人与广州市井声色

　　文学是文化最有效的守护者。对地域文学书写的态度，意味着，一方区域是否拥有自身的文学符号，是否建立起自身的文学形象。广州乃至广东本土，并非除了吃就什么都没有，除了各种活法就什么都微不足道，除了杂七杂八天天匆忙一地鸡毛，就没有什么更有文学更有文化的东西可以当之无愧、骄傲自足。尤其是文学，代表广东身份的表达并非到了上一辈就戛然而止，就无须再续。

　　如此，不是此中行业者的你我有问题，就是导引有问题，或者是氛围有问题。

　　随着广东及其广州，逐渐成为东西南北中都涌来的移民区域、移民城市，随着不同的移民的文化背景、文化记忆汇聚碰撞，广东的本土意识似乎无可避免地淡弱下去。

　　话语权倾斜，不足道，不屑，评判审定的都是外来的标准体系，这块能容纳不同层面的人生存的热土，其文化却并没有获得更多人的认同。外来人心在故乡身在客地的情绪愈浓，对广州历史与文化的认同度则愈来愈薄弱，此处的生存氛围也就愈来愈显得没有文化了。这些外来人寄居此处十来二十年，也不一定愿意看待自己是广州人，或者视广州为精神的家园、情怀的归栖。梦里梦外，踏响的还是故乡的足音跫音，却无关于广州的市井声色。

　　缩小到文学的范围，情形亦大同小异。

　　文学地域性与地域文化

　　但凡新时期以来有较大成就的小说家，大多有一方水土作为创作资源、文化支撑与作品特色。

　　没有这些经年累月的浸泡，没有一种由衷的认同，没有文化归属的责任与使命感，那么，因为文化差异或者生存差异所带来的开启，那些浮光掠影蜻蜓点水的所谓本地书写，依然是浮泛的、似是而非的。

　　地域文化恰恰是包含了一个人安身立命最需要的东西，不仅决定了一方区域的气韵格调，也决定了一方风物人性的情趣。只要一个地方有它自己的文化体系，有它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比如自成一体的风俗，那么时风势雨对它的侵蚀相对就会减少。进一步说，只要一个地方有自己的文学符号，有自己的文学形象作为文化的代言人，那么这个地方的文化清晰度就会增强，就容易指认，就不至于面目模糊，就不会在所谓的全球化一体化的大潮中被轻易淹没。

　　由此而言，文学地域性的价值如何是不言而喻的，而“本土言说”的承传又是任重道远的。

　　作者：梁凤莲